《郁离子》中记载了一个因失信而丧生的故事。从前，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黄金”。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帐了。他只给了渔夫10两黄金。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渔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渔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淦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同乡会怎么筹建呢？晁衡（即阿陪仲麻吕）。天宝十三年（753年），晁衡想随“遣唐使”回国探亲，唐玄宗许之，并且命他为回访使者。他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国，途中遭遇风暴，李白误闻晁衡在归日本时翻船遇难，非常悲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一首，情意深厚：“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汉名朝衡,后改晁衡宁波历史宁波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七千年前，人类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时期，宁波一直为越国辖地；战国中期以后，宁波为楚国所据。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置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县辖地未变。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三县与余姚合并，名为句章县，县治置于小溪（今鄞县鄞江镇），仍属于会稽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置鄞州，定州治于三江口；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明州，下辖鄮、慈溪、奉化、翁山4县，州治在小溪。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州治由小溪迁往三江口，并建城筑池，为日后宁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朝建立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的讳，改称明州为宁波。从此宁波之名沿用至今。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道台，驻宁波。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1986年宁波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宁波人在北京经营的名店———同仁堂。“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个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肇始———壮大———鼎盛：宁波帮的发展1 “宁波帮”的肇始时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唐时，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兴旺，唐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 8 3 9 —9 0 7 年) ，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 7 次，其中通过明州( 宁波)放洋，有确切记载的达7 次，唐会昌二年( 8 4 2 年) 至咸通六年( 8 6 5 年) ，海商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 今宁波镇海) 出发，7 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 0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 9 9 0 年) ，宁波设市舶司，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时，又与真里富(今柬埔寨) 、占城( 今越南) 、�婆( 今印尼) 、大食( 今阿拉伯) 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元时，设庆元(今宁波) 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事业非常兴旺，海运户达1 0 0 0 余户。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 1 6 8 4 年) 以前，较长时间里实行海禁，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但走私商贸活动仍非常活跃。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了“浙宁会馆”。在清嘉庆二年( 1 7 9 7 年) ，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 1 8 3 1 年) ，又有方亨宁等发起重修，这时期的“四明公所”以办理同乡善举为主。咸丰三年( 1 8 5 3 年) ，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作为同乡集会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宁波人集合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上述这些，标志着宁波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2 宁波历史商帮已开始形成。2 “宁波帮”发展壮大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 0 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苦力者，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埠际贸易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药材、西药、棉纱、银楼、五金、机械等行业，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人。有些宁波商人既是金融买办，又是贸易买办。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急剧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基于发展需要，在上海相继组成各种行业小团体，在商业行帮中有同善会( 渔业) 、崇德会( 海味业) 、济安会( 酒业) 、永兴会( 南货业) 、敦仁堂( 猪业) 、喻义堂( 药业) 、诚仁堂( 肉业) 、永济堂( 洋货业) ；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 石作业) 、年庆会( 木业) 、同义会( 银匠) ；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它以维护帮会利益、互济互助为目的，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宣统元年( 1 9 0 9 年) ，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筹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1 91 0 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同乡人彼此交往、相互照应、休戚与共、同乡人谋取共同利益的自治社团组织，又是联络旅沪宁波人的纽带。1 9 2 0 年—1 9 3 5 年间，还分别建立了镇海、定海、奉化、象山等地以县为单位的旅沪同乡会。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成，标志着“宁波帮”趋于成熟阶段。3 “宁波帮”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宁波帮”臻于鼎盛阶段。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1 8 5 8 年汉口开埠，宁波商帮很快向汉口扩展，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银楼、航运、火柴、水电、杂粮、洋油、五金、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几乎全部被宁波商人所占，长江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有许多宁波商人还充任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远在清中叶闭关自守时代，就经营航运业，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以6 艘船为一小队，1 0艘船为一大队，成群结队往来于宁波、上海、天津之间，最多时达六七十艘，主要经营户为鄞县的秦氏、吴氏，慈溪的孙氏、董氏，镇海小港的李氏、乐氏。天津开埠后，宁波商人进一步向天津发展，1 8 4 0年以后，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日益扩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机构。除继续经营航运业务外，还在天津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眼镜业等。民国时期，在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一批实力雄厚的宁波商人，分别在天津开设钱庄、金店、绸缎庄、五金商号、洋行、房产公司、轮船公司等，还代为洋人在天津经营猪鬃、皮毛、山货、棉花等进出口业务，成了洋人在天津的买办。开拓———创业：足迹遍布全球从“宁波帮”的活动地域看，宁波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的确令人惊叹。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乡会的情况看，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点除上所述外，还有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温州、无锡、扬州、徐州、芜湖、南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临海、兰溪、建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3 宁波历史德等地。宁波人所到之处，那里的商业活动就繁荣起来。宁波人在各地还经营了许多名店、大店，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药铺，亨得利、亨达利钟表店，都是宁波人经营的。宁波大慎木行金廷荪在福建设坐庄，置有宁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波人，仅叶澄衷( 镇海人) 一人，就在上海开设了老顺记、南顺记、义昌顺、新顺记、瑞昌顺等5 家。虞洽卿( 镇海人) 、朱葆三( 定海人) 等集资创办宁绍、三北、鸿安、长和、永利、永安、舟山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由于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长江各埠“宁波帮”的大力支持，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倾轧下，不仅屹立存在，并且有所发展。仅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曾占全国民族航运业吨位的1 / 7 。“宁波帮”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宁波帮”不仅闻名于国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会员每月聚会一次，4 0 余年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后代，至今乡音未改。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 3 万人，遍布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 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也涌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的“宁波帮”企业家。包玉刚( 镇海人) ，原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到香港后继续经营银行和航运，1 9 5 5 年以7 7 万美元购买8 2 0 0 吨旧油船1 只起家，开创航运事业，经过2 0 多年的努力，至1 9 8 0 年3 月，已有船舶2 0 2 艘，2 0 5 3 万吨，在世界各大港埠设有2 0 余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包玉刚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 0 大首富中“宁波帮”占了3 个。商会———冒险———乡情：历久不衰的秘诀“宁波帮”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力压群雄，成为上海诸商帮的巨擘，它有以下3 个主要特点。一是，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他们还通过银业、钱业两公会，控制和影响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 9 0 2 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是慈溪人严信厚，1 9 0 4 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从1 9 0 2 年—1 9 4 6 年的4 0 余年期间，“宁波帮”中的一批头面人物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有：朱葆三( 定海人) 、周晋镳( 慈溪人) 、虞洽卿( 镇海人) 、秦润卿( 慈溪人) 、宋汉章( 余姚人) 、李厚佑( 镇海人) 、傅筱庵( 镇海人) 、袁履登( 鄞县人) 、俞佐庭( 镇海人) 、励树雄( 镇海人) 、方椒伯( 镇海人) 、金润庠( 镇海人) 、盛丕华(镇海人) 等人。“宁波帮”中这些人物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控制上海商会，反映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另一方面，“宁波帮”在上海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的商会中任职，保护了宁波商帮的利益，促进了“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二是，“宁波帮”所以能闻名于世，这与宁波商人富有开拓冒险精神有关。如“宁波帮”原来掌握着沙船业，镇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轩家族都是以沙船业起家发财。鸦片战争后，轮船兴起，宁波商帮仍抓住航运这个优势，发展轮船业，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兴办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独资办三北轮埠公司，敢于同外轮竞争。三北公司总吨位达9 万吨，为当时我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钱庄业，“宁波帮”势力最大，9 个主要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帮”就占6 个。但后来感到钱庄久居外资银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4 宁波历史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 8 9 7 年由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虞洽卿、李云书等筹办了四明银行。后来实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垦业银行等都由“宁波帮”所掌握，实现了从落后的钱庄业到先进的银行业的转变。镇海人方液仙，不愿继承方氏家族祖业，吃现成饭，而去搞化学工业，父亲反对，不给资金，母亲和舅舅给的钱全部赔光，都没有动摇他搞化学工业的决心，从而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经营的行业上看，“宁波帮”经营了许多新兴的行业，如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西药等畅销货。还有许多宁波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这一切都反映了宁波商人能审时度势，及时开拓新的领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三是，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如宁波商人合资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 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价从1 元降到3 角，以图压垮宁绍轮，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紧急关头，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 0 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 角，使宁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 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和外轮竞争中取得胜利。宁波人还有“爱乡而又不恋故土”的特点。宁波人外出经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岁，家中就挽亲托眷找人介绍职业，到外地商店、工厂当学徒，否则就会被人视为没有出息而遭受非议。男子背井离乡出门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恋子之情而加以阻拦。学徒3 年备受艰苦，故在外经商、务工多有所成就。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都有宁波人。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一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5 宁波历史，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 二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三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6 宁波历史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四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中文与日文的分别　　叫阿倍仲麻吕　　天宝十二年（753）秋冬之际，日本第九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祢胡磨等离唐返国，顺道扬州邀请鉴真作第六次东渡。随行归国并同时谒见鉴真的，还有两位长期在唐留学和任职的日本使者：吉备真备和汉名晁衡的阿倍仲麻吕。真备回国后在接待鉴真和以唐制推进日本社会改革方面起过很大作用；仲麻吕却因海上遇难，归国未成，最后客死唐土。他们都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仲麻吕与中国的关系尤深。　　阿倍仲麻吕（日本音读，阿安、部倍、麻满皆同音，故有称安部仲麻吕或仲满吕的，麻吕又可写作磨，二音读一字。《新唐书·东吏日本传》简称仲满），生于日本文武帝二年，即唐中宗嗣圣十五年（698）。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唐、日间往来频繁，日本大量汲取盛唐文化奈良时代初期。元正天空灵龟二年（唐玄宗开元四年·716），仲麻吕随第七次遣唐使多治比县守等作为留学生入唐，翌年抵达，时仲麻吕19岁。开元六年（718）遣唐使归国，仲麻吕则留唐不去，继续学习，改汉名晁衡（朝）衡。起初在国子监太学学习儒家经典，结业后以进士科及弟，被任命为春宫坊司经局校书，后擢为左拾遗。开元二十一年（733），第八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等归国，时仲麻吕在唐已有17年，奏请随同遣唐使归国，出于对仲麻吕的器重，玄宗未于允许。此后又任秘书监兼卫尉卿。开元十二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归国，仲麻吕再次请归，得到玄宗的应允，并命为唐朝的使臣护送日本使臣回国，应该说这是一种殊荣。这时他56岁。晁衡在唐期间，以他的学识和才能，结识了不少当时负有盛名的诗人文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离唐之际，诗人王维、包佶等皆有送别之作。也就是这一次，他们于十月十五日在扬州延光寺会见了鉴真，实现了第六次东渡计划。　　沧海淼漫，风险很大。为了不使重要人员有同遭复没之险，乃分舟乘坐。鉴真及其随从与副使宿称胡磨同船，大使藤在清河与仲麻吕等同船，普照与吉备真备同船，其他人另乘一船，于十一月十五日同时出发。鉴真与副使的船只于十二月二十日抵达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川边郡西南方村大字秋目浦），吉备真备与普照的船只也先后抵日。而大使清河和仲麻吕一船遭遇飓风，漂至安南，得以保全生命历经艰险再回长安，此时已是天宝十四年（755）的夏季了。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事例7世纪以前，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主要靠中国移民的传播。至推古天皇在位(593—629)、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日本开始直接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以及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主动学习中国文化，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隋朝也是中国开始大批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时期。 随使节一同来华 日本最重要的“遣隋使”是圣德太子于隋大业三年(607年)派出的。他派小野妹子携带日本天皇的国书到达隋朝东都洛阳，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借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这是当时日本在外交上一项重大的措施。从开皇二十年(600年)至大业十年(614年)，日本派“遣隋使”达5次之多。公元608年，开创了随团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先例。这不仅仅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圣德太子汉学功底深厚，很重视发展同隋朝的关系，希望通过这种措施，积极地从中国导入各种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完善的国家体制，因而所派遣的遣隋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 唐朝的时候，中国同日本的友好往来更是盛况空前。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先后派遣了13次“遣唐使”，还有6次迎送唐朝的使者。每次所派遣唐使团规模都很大，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0人。留学生和留学僧都是跟随使团到达中国，使团回日本时，留学生(僧)们则仍留下来学习中国文化。 日本留学生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日本留学生们在中国学习几年甚至几十年，再回到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是从奈良来到中国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 晁衡：留唐任职，一住54年 阿倍仲麻吕(698—770)是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中国名字叫晁衡。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晁衡因汉文修养良好而被选为遣唐留学生，当时他还不满20岁。入唐以后，他的学识和品行，很快受到唐朝皇帝和学界的赞赏，先后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等职。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左散骑常侍是从三品，可见他很受唐朝的重用。 晁衡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过亲密交往。储光羲对他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相赠。晁衡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动。 天宝十三年(753年)，晁衡想随“遣唐使”回国探亲，唐玄宗许之，并且命他为回访使者。他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国，途中遭遇风暴，李白误闻晁衡在归日本时翻船遇难，非常悲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一首，情意深厚：“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 晁衡后来东渡失败，辗转漂泊后又回到长安，继续在唐朝任职，直至大历五年(770年)以73岁高龄在长安逝世。晁衡在中国生活、工作长达54年之久，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日本人民为其在东京的护国寺建了雕像和纪念堂。 吉备真备：用汉字偏旁创片假名 另一个著名的日本留学生是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开元五年(717年)随“遣唐使”来华。他在长安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漏刻、军制、阵法、韵学、书道等诸艺。他在唐朝留学17年，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一月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归国。与吉备真备同时回国的留学僧玄防，受到日本圣武天皇的重视，吉备真备也因此受到器重，官至右大臣。 吉备真备在华期间，精研经史，博学多闻，成为饱学之士，回国后被天皇拜为大学助教。当时日本的大学设有明经、文章、明法、算学、音韵、书法六科，学生有四五百人。吉备真备为六科的学生讲授学自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教读《史记》、《汉书》、《后汉书》。高野天皇也跟他学习《礼记》、《汉书》。 对于日本文化传承，吉备真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日语片假名。这些汉字共50个，被称为“母字”。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称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回国受重用，影响日本文化 入唐留学生大多为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中层官吏子弟，和朝廷关系密切，回国都受到重用。如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按照中国之例，以孔子为文宣王，获准。这是日本政府尊孔之始，对日本奈良时代儒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吉备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营原娓成入唐学医，造诣较深，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许多日本留学生经历了隋朝的灭亡和唐朝的繁荣，看到了唐朝的先进制度对周边的影响。他们回国后就对日本的部民制提出了改革要求。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任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做国博士，仿照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日本实行了大化革新。 入唐留学的僧人和留学生一样，回国后在政治、文化和佛教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留学僧除本身的天赋外，与朝廷达官之间关系密切，也是基本条件之一。最早回国的僧人玄防就是与改革派发生关系得到重用。大多数在唐留学回国的僧人，都在宣传佛教和传播唐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公元653年入唐留学的道照，在中国学习法相宗，回国后在奈良右京建立禅院，在日本创立法相宗。留学僧智藏在唐朝学习三论宗，回日本后即创立三论宗。公元743年左右，佛教各宗派如华严宗、法相宗、天台宗、禅宗都传入了日本，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绘画工艺都在日本有了新的发展。 留学生和留学僧作为中日文化传播的载体，对中日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服装日本和服是以服装为原型的，和服在江户时代以前称吴服。这个称谓源于中国三国时期，东吴与日本的商贸活动将纺织品及衣服缝制方法经传入日本的缘故。在更加精确的层面上，吴服一词是专指以蚕绢为面料的高级和服，而用麻布棉布做的和服会用“太物”来称呼。日本的奈良时代正值中国盛唐时期。日本派出大批学者、僧侣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者把唐代文化艺术、律令制度都带回了日本──"衣服令"就是奈良时代模仿唐代制定的制度之一。2、文字日本文字其中的汉字来源于中国，部分汉字经过变形，与今天的汉字有字形上的区别。日本最早是全盘借用汉字来表达本民族语言的，后来根据汉字创造了日文字母，这叫做假名。假名有两种文体，一种借用汉字的草书形成平假名，另一种借用汉字的偏旁冠盖形成片假名。有些汉字的意思与中国的不同，甚至相反。3、绘画日本绘画也受中国影响，如日本的汉画派，类似于中国画，其集大成者雪舟等杨的汉画秋冬山水图系列十分有名，他曾在1467年跟随遣明使到达中国，尤其钟爱南宋画家马远，夏圭。4、建筑最有名的恐怕是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传授佛经，医药，文化，农业技术。他指导日本医生鉴定药物，传播唐朝的建筑技术和雕塑艺术，设计和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这座以唐代结构佛殿为蓝本建造的寺庙是世界的一颗明珠，保存至今。鉴真死后，其弟子为他制作的坐像。至今仍供奉在寺中，被定为“国宝”。5、制度日本最重要的“遣隋使”是圣德太子于隋大业三年(607年)派出的。他派小野妹子携带日本天皇的国书到达隋朝东都洛阳，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借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这是当时日本在外交上一项重大的措施。圣德太子汉学功底深厚，很重视发展同隋朝的关系，希望通过这种措施，积极地从中国导入各种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完善的国家体制，因而所派遣的遣隋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日本留学生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日本留学生们在中国学习几年甚至几十年，再回到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是从奈良来到中国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日本-日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