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间清政府选派120名12岁左右的“留美幼童”。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选派10岁到16岁的幼童120名到美国留学，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批幼童原计划留学15年，但由于政治文化的差异，9年后就中途撤回，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受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熏陶的幼童，越过太平洋去拥抱风格迥异的美国文化，自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的阵痛，其中的酸甜苦辣是颇耐人寻味的。出国难当时人们仍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当官才是“正途”，国内的新式学校本只能招收到没有地位身份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被所有人耻笑，略有钱财的家庭都不愿子弟出洋留学。所以，第一批留学生30名在上海竟然招不满额。派留学生出国，本来是近代世界文化交流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专制积淀甚深的中国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演进过程。然而，宋元明清以来，出国留学者却寥寥无几。尤其是清廷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几乎关闭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大门。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人的世界知识极其有限，连林则徐那样努力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官僚，都无法准确说出英国的地理位置，甚至认为英国和俄国接壤。但真正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的是20年后兴起的洋务运动。办洋务要设厂、开矿、修铁路、造轮船、搞通讯等，急切需要一大批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型人才。于是将派留学生提到了日程上来。出国后更难幼童们怀着寂寞、凄凉、悲哀但又兴奋、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来到了万里以外的新大陆。当他们从美国西部乘火车去东部的时候，幼童们欢呼雀跃，高兴不已；再看到印第安人插着羽毛的奇装异服，成群的野牛在山谷中奔跑，他们更无法抑制心中的快活。到达东部城市哈特波特(Hartford)后，一系列困难就接踵而来，幼童们兴奋的心情顷刻挥之而去。扑面而来的是语言问题，没有经过英语训练，无法和美国人交流，而且将他们三五人一组分到了美国友人家里，生活上更摸不着门道。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给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现存的幼童们写的一些作文，可以发现他们那时的中文水平很低。每次学汉语，首先必须脸朝中国方向向清朝皇帝朝拜，然后再给孔老夫子的画像叩头，给师长请安。稍不听话，就会挨罚。幼童们到美国，带给他们的就是这样枯燥而缺少自由的留学生活。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盘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特别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美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诵圣经，做礼拜，十分虔诚。几个极端分子还暗地里组成了“中华归主团”，提出“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为惧怕这批幼童到美国后信了洋教，清廷曾三令五申不许幼童进教堂，结果还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幼童们从小学到中学，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棒球队了。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组织的耶鲁大学划船队，曾多次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队。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他在《西学东渐记》里说：“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熏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故态。……况彼等既离去中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日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睦，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但是，和他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处处给幼童们出难题。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了。最后不得以1881年将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终。中途撤回———美梦难圆光绪七年（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一个阴云密布极为伤心的日子，清朝政府下令将他们这些留学生全部招回。他们被迫中断学业，悉数被“遣送回国”。这一百多名留学人员经过八九年的美国生活学习，已经融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遣送回国的指令让他们都黯然神伤，眼前一片迷茫。由于这些留学生大部分都在美国民众家生活，也结下一定的情谊，大棒强加下的分离更加渲染了一份悲情。幼童被撤回的消息，对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晴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被硬给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Porto)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据笔者初步统计，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总之，除早亡、留美不归和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洋务运动派遣的留学生与清末新政派遣的留学生的详细情况？现代英语形成于公元1500年至1700年之间（当时中国经历了明朝灭亡清朝建立）。随着英国成为殖民强国后，英语的使用范围更广了。清朝以后英语进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一些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开始学英语。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英语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外语。英语（English）是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下的语言，由26个字母组合而成，英文字母渊源于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渊源于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则是由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的。英语是国际指定的官方语言（作为母语），也是世界上最广泛的第一语言，也是欧盟以及许多国际组织以及英联邦国家的官方语言，拥有世界第三位的母语使用者人数，仅次于汉语和西班牙语母语使用者人数。英语由古代从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德国、荷兰及周边移民至不列颠群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以及朱特部落的白人所说的语言演变而来，并通过英国的殖民活动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由于在历史上曾和多种民族语言接触，它的词汇从一元变为多元，语法从“多屈折”变为“少屈折”，语音也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在19至20世纪，英国以及美国在文化、经济、军事、政治和科学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使得英语成为一种国际语言。如今，许多国际场合都使用英语做为沟通媒介。英语也是与电脑联系最密切的语言，大多数编程语言都与英语有联系，而且随着网络的使用，英文的使用更普及。英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苏格兰语、低地撒克逊语、丹麦语、德语、荷兰语、南非荷兰语和英语也很接近。拥有法国血统的诺曼人于11世纪征服英格兰王国，带来数万法语词汇和拉丁语词汇，很大程度地丰富了英语词汇外，相对也驱使不少原生的语汇作废。唐朝时期，长安就有5%的外国常驻人口（据悉），那时候就有“古英语”了，只不过清朝“闭关锁国”，欧洲工业革命，最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欧洲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地方，全世界的头都转向了欧洲，因为其强盛，其他地界自然争相效仿 ，学习欧洲的技术，学习欧洲的科学，学习欧洲的人文，学习欧洲的语言，当时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自然然成为“世界第一语”，电脑又由美国发明出来，网络基础编程代码也是数字和英文，当时兵荒马乱，了解世界，也靠英文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才有了大量的留学生，“崇洋媚外”这个词就是那时候来的，所以说英语一直都在渗透到中国（文化的互相借鉴，没有贬低的意思），最快速进入应该是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时候最高峰进入中国，现在更是近乎“全民英语”。现代英语是1500年以后形成的，在那之前是古英语且在欧洲并不流行（英语流行是大英帝国形成以后的事），所以那些传教士不大可能会说英语，像中国很有名的利玛窦就会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但是并不会英语，另外，明末一些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主要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感兴趣，而当时的科学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们学习的应该是拉丁文，所以中国人会英语只应该是在清朝以后，比较有名的马葛尔尼访华没有查到当时中国官员会不会讲英语，不过可能出于需要或者好奇应该会学一点，反正大规模学习英语是在鸦片战争后，而且从清朝1862年才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来看，这之前会外语的不多且多是自愿学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是会讲英语的话那些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商人或者地方官员出于需要可能会一点，但时间肯定不会早于清朝，至于专门学习进而掌握，精通应该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1洋务运动派遣的留学生详细情况： 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的作用 详务派派遗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洋务事业的人才，从而巩固清朝的封 建统治，但其结果却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这是洋务派官员们始料所不及的。 洋务运动期间，派遗留学生出国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 首先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实业人才。 留学生除了学习军政外，不少是学习机械、造船、铁路、采 矿、邮电、农业、医学专业的，从而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实业人才。例如，魏瀚、 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六位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东亚最 大的船厂——福州船政局“必不可少之员” ，他们绘画式、制轮机、定船身、造 器械，各有专精之艺而分工集事。在洋员离厂后，这些归国留学生从独立自制七 百五十匹马力的兵抡开始，继而制造大至二干五百匹或更大马力的兵轮。 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迸纽海文中学，而后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　　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1881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共撤回94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26名），其中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氏帮助下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俱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1900年梁启超游美国至哈佛时，谈起20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为欷歔久之”。　　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1877年，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学生年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 因此，幼重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20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作用。因此，有人说“诸生卒业回华果然轶群者鲜”，是较公允之说，但如说“不过备翻译之选而已”，是不符合事实的过分贬低之说。 2清末新政派遣的留学生详细情况： 1909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同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以奕匡力、李鸿章(李死后,由袁世凯补任)、荣禄为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赞,主持“新政”机关的事务。“新政”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等。为适应“新政”的需要,清政府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这一时期派遣国主要是日本,同时也向欧洲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 在新政时期，清廷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派遣的留学生中，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280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8000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戴红顶，做大官”，做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可是，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民主”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镇压。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留学生在国外，控制起来毕竟不如在国内方便)，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成了后来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60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期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 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干的正是推翻大清王朝的伟大事业。　　张之洞与晚清留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张之洞是促成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的一位重要的大员，按张之洞的理解，留日学生对他这位老前辈心存感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官员的心态是：希望“学”成为“官”的传声筒和应声虫，成为没有头脑、不会独立思考、只会喊“喳”和“万岁”的奴才。可是，晚清的留日学生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人格尊严比什么都重要。高贵的头颅和独立的思考是“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学者便不再是学者，只能是奴才！奴才靠跪拜“主子”而获得赏赐，而学者靠独立的思考和丰厚的学养赢得人们的尊重。这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清廷希望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出有着高超本领的忠臣孝子，可实际上，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绝大部分成了清廷的贰臣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