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是指犯罪分子通过一系列金融帐户转移非法资金，以便掩盖资金的来源、拥有者的身份，或是使用资金的最终目的。需要“清洗”的非法钱财一般都可能与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或是集团犯罪有关。 洗钱由英文“money laundering(money-washing)”一词直译而来，其形象的语言表述记载着洗钱一词的发端：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以阿里·卡彭等为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一名财务总监购置了一台自动洗衣机，为顾客洗衣物，而后采取鱼目混珠的办法，将洗衣物所得与犯罪所得混杂在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使非法收入和资产披上合法的外衣。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金融机构以各种手段掩饰、隐瞒资金的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洗钱罪的主体是金融机构或个人，有五种行为：（一）提供资金账户的；（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四）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目前洗钱的主要手段1古董买卖——— 你买了40只明代的花瓶，每个5000美元。你把它们都拿出来拍卖，把这些藏品分别存放在12家拍卖行内，最好分布在12个不同的城市。当一只花瓶被拿出来拍卖时，你或是把它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是派你最亲近的叔叔去拍卖行把它买回来。人们买你的每件东西一般都是用支票付款，所以，当你的叔叔为买其中的一个花瓶付给拍卖行5500美元现金时（即5000美元的拍卖价加上向买主收取的10％的手续费），他们会给你一张4500美元的支票，即拍卖价减去向卖主收取的10％的手续费。这些费用作为洗钱的开支完全可以被一笔勾销。幸运的是，你还可以把这个花瓶再次拍卖。当然，做这档生意的前提是：你多少得有点没落贵族的做派。2寿险交易———保险“洗钱”主要集中在寿险领域，尤其是在团体寿险中。通过长险短做、趸交即领、团险个做等不正常的投保、退保方式，达到将集体的、国家的公款转入单位“小金库”、化为个人私款或逃避纳税的目的。投保时别忘了“为职工谋福利”、“合理避税”这些名目———将一部分通过正常财务途径无法转化为个人收入，或直接发放须缴纳高额个人所得税的资金，通过为其职工投保寿险，然后退保，取得退保金这种途径，化公为私或逃避纳税。而有的保险公司也明知其投保目的不纯，却积极地促成这类“保单”，有些业务员甚至以此为诱饵，为业务对象出谋划策，主动提供“洗钱”方便。他们多拉了业务，多拿了费用；而“以规模论英雄”的保险公司，则在短期内完成了任务指标，还能从“退保”中扣下一笔手续费。 因此，保险“洗钱”更像个令人不齿的多边交易。3海外投资———经典做法是：进口时，高报进口设备和原材料的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国外供货商，然后从其手中拿回扣、分赃款，并将非法所得留存在国外；出口时，则大肆压低出口商品的价格，或采用发票金额远远低于实际交易额的方式，将货款差额由国外进口商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账户。如果胆子足够大，可以考虑在境外银行直接建有个人账户。如此一来，这样的情景便不令人吃惊了：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专业的洗钱中心。另外，不妨通过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亲属，用办皮包公司的办法把黑钱洗白。如果主管部门派人去查，将会得到一些令人神伤的亏损理由。接下来的后果更为传奇：一些所谓亏损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在几年内成了富翁，当上了幸福的美国“投资移民”；与此同时，这些中资公司在海外账户里非法持有的外汇，远远地超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需要点明的是，此过程的主角，正是那些政府官员。4地下钱庄———2002年汕头许鹏展地下钱庄案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许鹏展的主要“资产”，是许鹏展以汕头市金园区新兴鸿展农副产品商行等20多个空壳公司名义在几个银行开设的20多个账户。在一个设施再普通不过的写字间，许的日常业务为造假财务报表、虚报营业额和利润，却在没有任何营业活动和收入的情况下，不断缴纳各种税收和保险。由于钱庄资金往来量巨大，许鹏展需要频繁地更换账户。每换几个新账户，他就逐步从老账户里把资金转到新账户上来。目前，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地下钱庄一般与香港的找换店连为一体，采用在境内用人民币交割，境外用外汇交割的形式，不发生资金外逃的物理过程。地下钱庄之间也经常互相拆借，组成一个相互勾联的体系。用地下钱庄洗钱的“好处”有两个，一是成本非常低，以港币为例，假如银行的兑换牌价是108,地下钱庄的牌价基本上只有110；第二，黑钱到了境外可以经常以亲友馈赠的方式流回来。中国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各类赌场———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在远华案中落入法网。问起蓝甫的不明财产和他在境外违纪参赌的情况，他大言不惭地称，几年之内，他通过赌博赚到的钱多达65万美元外加33万元港币。蓝甫的谎言被一些已经到案、曾经陪同他参赌的人戳穿，因为蓝参赌每次都几乎铩羽而归。如果是高手，他拿着1000万的筹码进场，输掉100万后离场，要求赌场把剩下的900万打进他的账户，他已经为将来可能的追查设置了障碍。因此，人们只注意到这些人在不停地输钱，但相对于标准洗钱模式中的大量损耗，赌场洗钱的风险常常会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赌场是最传统的洗钱场所。早期黑手党的毒品买卖大都是现金交易，钱上通常沾有白粉，一旦被警察抓住难以脱罪。黑手党成员便携带现金去赌场换成筹码，一旦输掉差不多30％的钱，就把剩下的筹码换回现金，顺理成章地把赃钱变成“干净”的收入。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今天，来自亚洲的赌客是惟一呈增长趋势的客户群。与现实生活中的赌场相比，网上赌场已经成为洗钱的安全天堂。赌博网站总部大多设在有“逃税天堂”之称的加勒比地区。许多网站根本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也不遵守国际赌场的游戏规则，它们甚至不会查问客户的身份资料。许多犯罪集团把钱款打进在这些赌博网站开设的账户后，一般先象征性地赌上一两次，然后就马上通知网站说“我不想再玩了”，要求网站把自己户头里的钱以网站的名义开出一张支票退回来。于是，一笔笔数额巨大的“黑钱”便轻而易举地“洗白”了！初步估算，每年通过数百个赌博网站清洗的 “黑钱”数额大约在6000亿至15000亿美元之间。6，证券洗钱———2002年12月16日，裕丰国际和富昌国际及金禾国际在香港被勒令停牌，停牌原因涉及洗钱。这三家公司，多为朋友之间相互帮衬持股，圈子外的小股东非常少，这种公司在香港市场人称“干”，而被称做“干”的一类公司往往被某些国际组织视为洗黑钱的“最佳拍档”。简明扼要来说，洗钱只指“通过合法的活动或建设将违法获得的收入隐藏、伪装或投资的过程”。狭义的洗钱是指为了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和存在，通过各种手段使其合法化的过程。这些犯罪活动主要包括：贩毒、走私、诈骗、贪污、贿赂、逃税等。广义的洗钱除了狭义的洗钱含义外，还包括： 1 ）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用于非法用途，即把白钱洗黑，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而用于走私。 2 ）把一种合法的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也合法的资金，以达到占用的目的，即把白钱洗白，如把国有资产通过洗钱转移到个人帐户。 3 ）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逃避监管，如外资企业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转移到境外。洗钱是指通过金融或其他机构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财产”的过程，这已成为犯罪集团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一方面，通过洗钱，有组织犯罪掩盖了其犯罪活动踪迹，得以“正当地享受”犯罪所得；另一方面，洗钱为犯罪集团介入合法企业提供了资金，使其能够以“合法掩护非法” ，不断扩大犯罪势力。洗钱的客体即黑钱，包括：贩毒、走私、贩卖军火、诈骗、盗窃、抢劫、贪污、偷税漏税等犯罪所产生的收入，洗钱通常分三步：（1）存款，即将非法所得的现金存入银行；（2）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繁琐的交易，如银行转账、现金与证券的交易、跨国资金的转移等，掩盖金钱的真实来源，使其合法化；（3）将资金以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另外，洗钱还有其它多种途径，购买地产、珠宝、古玩等，过后再变换成现金或其它金融资产。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洗钱活动，即腐败。公职人员洗钱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发展速度，已超过了传统的洗钱。这一新的洗钱现象在我国亦日趋严重。“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有这样几点：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即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亲属则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三是连捞钱带洗钱，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控制)，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还有一类就是跨国洗钱，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虽然国内腐败分子的国际洗钱活动还未形成规模，但在国际洗钱中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某些领导干部已开始在国外打基础，把子女、资金都弄出去。现在的国外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一种“留学贵族”。他们大多不是国内“大款”的子弟，但刚到海外，银行存款户头上就有大笔进项。当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还要依分期付款买房时，这些留学生已在当地富人区购买住宅，而且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一次付清。转移非法所得。如贪污、受贿、寻租等所获得的资金，侵吞的国有资产，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所攫取的巨额财富，实现化公为私。由于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国有和集体企业激励、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境内母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向境外子公司或外商转移资产、利润，使少数人在境外获得了更大的公有资产支配权，或者直接化公为私。洗黑钱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与境外签订合同购货汇钱出去，这时通常得境内外互相配合做假单证；第二种是通过地下钱庄把钱汇出；第三种是分散投资化整为零。现时潮汕地区走私积蓄的黑钱多数通过地下钱庄来洗，“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通过地下钱庄洗黑钱成本非常低，以港币为例，假如银行的兑换牌价是08，地下钱庄的牌价基本上只有110。第二是潮汕地区海外华侨多，黑钱到了境外经常以亲友馈赠的方式流回来。”事实上，地下钱庄为走私犯罪分子洗黑钱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不单是潮汕地区，福建、浙江一带同样如此。有关材料显示，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赖昌星的收入大量通过地下钱庄流入境外。1996至1998年，远华走私收入中的120亿元人民币，就是由财务主管庄建群派人开车押运到广州一个化名“黄河”的人家中的地下钱庄，再由“黄河”通知香港合伙人支付外汇给远华公司在香港的机构。据估计，国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白”的黑钱金额高达2000亿之巨。洗钱手法升级“洗黑钱”的黑道术语称作“打数”：当境内“客户”有人要用大量人民币现金或汇票换取港币或美金在香港提取时，就将人民币现金和汇票直接交给地下钱庄或存入其指定帐户，地下钱庄按当日外汇黑市价算出应支付的港币或美金数量并通知其在香港的合伙人，香港合伙人则从香港的银行帐户中支付外汇到客户指定的帐号。反之亦然。当境内收入的人民币大大超过支出时，地下钱庄再通过“专业户”换汇汇给香港合伙人，这些“专业户”的外汇来源主要是用假进口合同、报关单进行骗汇获取。不过这种手法已经明显落后。现在潮汕的地下钱庄通常拥有自己的公司，他们通过与境外公司反复对敲业务，完全可以平衡收支。一批手表在汕头和香港之间转了27 次，1万只手表就变成了27万只。有需求就有市场，汕头地下钱庄几年前与骗税分子“协同作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地下钱庄在骗税案的疯狂进行中得到了急剧的膨胀发展，在接二连三为骗税分子洗黑钱的过程中，某钱庄的办事员甚至遍布潮汕各个乡镇。汕头第一批被判处死刑的骗税分子黄文龙亲口讲述了他骗取出口退税的“发财经”：“我先是设立大兴公司获得进出口权，接着成立8家供货企业，专门虚开增值税发票。我又找到一个叫许樵理的人买到报关单，再让住在香港的同乡陈钦城汇来外汇，最后向税务机关预缴部分税款取得‘专用税票’。此后，我就可以去领取出口退税的款项。在取得退税款后，将现钞通过地下钱庄购买外汇，支付给陈钦城做下一次的‘出口收汇’，开始另一个循环。”就是用这种手法，黄文龙在一年时间里骗取出口退税款2100多万元。据了解，潮阳、普宁两地从事骗取出口退税的100多个犯罪团伙，仅从1999年至2000年6月，就虚开增值税发票323亿元，涉嫌偷骗税近42亿元，这中间地下钱庄帮了多少忙，可想而知。香港廉政公署破获“洗钱”大案的有关资料显示，“洗黑钱”集团为了避免在银行的转换金额受到香港法例监管，设法贿赂了其开户行——宝生银行尖沙咀分行的一名高级经理，让他把所有黑钱以一般转账而非汇兑的形式处理。在该经理的协助下，这些“黑钱”被分别转到不同的银行户口，再转汇给香港和海外的有关银行账户。宝生银行所属的中银集团发现该行内部有人涉嫌贪污后，主动向廉署举报。廉署在调查中发现，“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就是其中一名主要客户，另外，一些在内地投资的港商也都利用这个犯罪集团“洗黑钱”，实现资本外逃。据悉，这个集团运作已至少五年，每天与广东及福建等地的现金往来高达5000万元。但显然，这只是冰山一角。据估算，国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人民币，其中走私收入洗黑钱约为700亿人民币，官员腐败收入洗黑钱超过300亿人民币，其余皆为一些合法收入洗黑钱，说白了就是外资企业把合法收入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境外，以逃避国家监管和税收。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式，资本外逃额即中国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增加部分的差值。有报道称，每年我国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误差与遗漏” 有一两百亿美元，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逾千亿。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由于“误差与遗漏”仅仅是被政府所统计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资金流出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更为惊人。“洗钱”一词，源于本世纪初，美国旧金山一家饭店老板发现肮脏的钱币常常会弄脏顾客漂亮的手套，于是就将在饭店流通的钱币放进洗涤剂中清洗，这就是最初的洗钱。洗钱犯罪可以和绝大多数的犯罪共生，是这些犯罪的下游犯罪。从司法角度看，洗钱成为一种“犯罪屏障”，既妨害了司法活动，也助长犯罪分子有恃无恐的气焰，促使他们不断实施犯罪。从金融管理秩序角度来看，洗钱活动往往借助于合法的金融网络清洗大笔黑钱，这不仅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规则，破坏了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从而对正常、稳定的经济秩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洗钱通常以隐藏资产来源为目的。典型的交易分三个过程：一、入账，即通过存款、电汇或其它途径把不法钱财放入一个金融机构；二、分账，也就是通过多层次复杂的转账交易，使犯罪活动得来的钱财脱离其来源；三、融合，以一项显示合法的转账交易为掩护，隐瞒不法钱财。通过这些过程，罪犯就可把非法所得转移并融合到有合法来源的资金中。洗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后果。洗钱为贩毒者、恐怖主义分子、非法武器交易商、腐败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罪犯的运作和发展提供了动力。洗钱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而与犯罪活动有关的金融问题也由于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全球化而变得日益复杂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5％，介于6000亿至1 8万亿美元之间，且每年以1000亿美元的数额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的情况下，洗钱活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危害极大。侨胞回国投资、办学等方面的资料中国第一侨乡的荣誉落在了福建省的泉州市。位于东南沿海的泉州，作为福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经济实力强大，连续15年位居全省首位，是福建省的经济中心。其土地面积广阔，达11015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774万人（不包括金门县）。泉州市的海外华侨华人总数惊人，总计75093万人，分布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集中在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在海外的泉籍乡亲中，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人数也都超过了10万人。港澳地区的泉籍乡亲则分别有6942万和585万人，而台湾有大约900万汉族同胞，其中有448%的台湾同胞祖籍泉州。晋江、石狮、惠安、南安、安溪、永春和德化等地，也都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他们散布在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以东南亚为主。例如，晋江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总数超过110万人，南安有海外华侨华人150万人，安溪更是有超过280万的台湾同胞。这些地方的华侨华人分布广泛，涵盖投资移民和留学生等各类人群，且学历层次较高，甚至出现了“旅美校友会”这样的团体。扩展资料江门五邑人出洋史可追溯到唐代，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已有新会人随阿拉伯商人往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自此之后，一批又一批的五邑人陆续飘洋过海到海外谋生。江门市是全国重点侨乡之一，同潮汕和闽南地区并称为全国三大侨乡。据最新的侨情调查统计，江门五邑旅居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300万多人，遍布全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多数分布在北美洲和中美洲，侨胞在海外繁衍生息，为居住国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现在初二，打算中考后去新加坡，有谁了解新加坡帮忙介绍一下。我只知道新加坡说中文。　　五邑华侨历史　　江门市管辖的新会、蓬江、江海三区和代管的台山、开平、恩平、鹤山四个县级市，通称江门五邑。它地处南海之滨，海岸线长283公里，海域有大小岛屿70多个。它毗邻港澳，近距东南亚，早在明代就设有外国船舶停靠点。总面积9，28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39503万；海外华侨、华人215多万，占侨乡人口的57%；加上港澳同胞149万多，则达96%。华侨、华人分布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美国、加拿大最多，有132万多人。在乡有归侨、侨眷和港澳同胞家属19648万人。　　五邑地区向外移民历史悠久，自唐、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大规模移民则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迄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1840——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法案）；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公元，下同），黄巢起义，从山东一直打到广州，波及新会，兵败后逃亡苏门答腊等地的人流中，相信会有五邑人。　　南宋祥兴二年（1279），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进行灭宋决战，10万“勤王”宋军牺牲，约有3万败兵和百姓逃亡南洋，其中有不少五邑人。宋亡以后，五邑地区发生多次“抗元复宋”的农民起义（如1283年新会林桂芳、黎德分别领导的起义），失败后也纷纷逃亡海外，成为华侨。　　明朝初厉行海禁。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官方以“朝贡”为名进行海外贸易，广东设有市舶提举司，广州成为主要对外港口之一，新宁（今台山）设有广海、望峒、奇潭3个“沃口”（临时泊岸点）。公元1405——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9年，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波斯、非洲东岸等30多个国家。明朝中期，公元1442——1552年，五邑地区发生上10起农民起义，少则数千，多则10万之众，先后被镇压失败以后，不少人逃往南洋。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朝廷废除海禁，此时就有开平人出洋经商。明嘉靖32年（1553），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渍水货物，开始占据澳门。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争相霸占了非洲、美洲、亚洲、大洋州许多殖民地，需要劳动力开发，先是在非洲贩卖上千万黑奴到美洲等地；后来又转向东方，并早在1519年葡萄牙人就在中国沿海抢掠和拐骗我国人民到葡属东印度垦殖，并在1519、1523、1556年3次进犯新会，掠卖良民出洋；荷兰人也同时在闽粤沿海招募华工；后来更演变为大规模的“苦力贸易”，澳门成了重要据点。由于澳门紧靠五邑，因此很多五邑人经澳门出国或被骗到澳门“卖猪仔”出国。　　清朝初期也实行海禁，并厉行“迁界”政策，民间出洋很难，但也不能禁绝。在《新会乡土志》和那伏高氏族谱中，记载了沙堆人高竹，经过“迁界”、“复界”的折腾，回乡一年又遭贼犯，父母双亡，年仅10岁（1668），就被迫逃往澳门，后又到了泰国，习医16年，回国后当了康熙皇帝的御医。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出国和归国的五邑华侨第一人。清初，五邑地区发生多起“反清复明”的农民起义，如：顺治2——17年（1645——1660）发生新会三江、外海、籁竹门的农民起义；顺治4年（1647）新会独冈（今鹤山）黄蛮长领导的农民起义；新会杜阮人黄公辅和新宁汶村人王兴领导的农民起义，合10万众。这些起义失败以后，许多人乘船逃往海外。清嘉庆年间（1796——1820），新会潮连人张保仔落草为寇，极盛时达20万众，后被清军“剿”、“抚”兼用而降清，而拒绝投降的六、七万人，大部分飘洋过海，到了菲律宾、婆罗洲和马来西亚等地，成了华侨，其中不少是五邑人。　　根据专家综合史籍统计，到鸦片战争前，整个东南亚地区有华侨100万人以上，主要是福建和潮汕地区人民，其中亦有相当多的五邑人士。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苦力贸易”造成第一个出国高潮。据统计，仅全国被拐卖出洋的“猪仔”就达205万人之多。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开放五口通商，香港成了新的“苦力贸易”中心。1860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以容许自由移民为名，使“苦力贸易”合法化。此时，五邑地区天灾频繁，租税沉重，民不聊生，农民被迫起义，兼之土、客械斗，土匪猖獗，许多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离乡背井外出谋生，或被迫“卖猪仔”出国。咸丰四年（1854），五邑发生10万人参加的江会红巾军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者逃亡海外。1864年，太平天国平南王、新会人黄德滋兵败率余部乘船数十艘，渡南海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后聚居墨尔本，其后代繁衍至今达数万人。1855——1867年，发生在台山为中心的土、客械斗，持续12年，仅赤溪外逃者就达10多万人，其中“卖猪仔”到南美洲的就有二、三万众。1848年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发现金矿，掀起了“淘金热”，接着美国、加拿大修建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开凿巴拿马运河以及开发中南美洲和东南亚都需要大批劳动力，五邑地区以“契约华工”，“赊单工”等形式或自由移民，出现了出国移民的大高潮。仅1854年美国三藩市当年成立的宁阳会馆就接待了8，349名台山人。据统计，从1840——1876年移民到美国的华侨有15——17万人，其中五邑人士124万人；加上到加拿大、古巴、秘鲁、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五邑移民，估计超过20万人。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禁止华人入境的法案，排华运动从美国开始向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蔓延，使五邑地区出国人数骤减，向外移民走向低潮。少数人仍冒险偷渡入境，有的则转向尚未排华的东南亚地区。1906年美国三藩市大地震，移民资料全部被毁，大批五邑人以“纸面儿子”的名义进入美国，但也使许多移民遭受在天使岛被囚禁审讯之苦。1872——1875年，香山人容闳组织4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10名为五邑人，同时还有其他自费或公费出国的留学生，自此又有一些留学不归的华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建立了民国，使广大华侨看到了希望，纷纷归国办实业。但好景不长，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日本步步进逼，。。。。。。使中国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致使不少贫苦大众继续出国谋生。1914——1918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缺乏劳动力，又有一批香港海员和五邑同胞移民到了英国和欧洲各国。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共”、“剿共”以后，一些***员和其他革命者被迫逃亡海外，当了华侨。这些断断续续的移民活动，一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才完全停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五邑人又一次兴起移民高潮。其主要原因是：（1）美国（1943）、新西兰（1944）、加拿大（1947）、澳大利亚（1965）先后废除排华法令，尤其是美国，允许华裔复退军人和单身华侨来中国娶妻带往美国，允许家庭团聚赴美，于是侨属纷纷出国，使往美移民的人数大增；（2）蒋介石政权腐败，又发动内战，到处抓壮丁，致使移民出国者众，不仅去美洲的增加了，有的还到东南亚及欧洲各国。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的国民党官兵和疑惧***当政的人士也纷纷出国，直到1952年对香港、澳门封关以后才减少。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随之实行限制华人入境的政策，加上当时国内政策过左，使五邑侨乡正当出境者减少，而偷渡到港澳者增加了，尤其在“文革”期间。这些偷渡客有的再由香港出国当了华侨。　　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五邑地区和全国一样，大抓落实侨务政策，使正常出境的人增加了，除家庭团聚、继承财产者外，出国留学、经商、技术移民者也增加了。据查，到1998年止，共有38万人出境到国外和港澳地区定居，平均每年都在万人以上。　　五邑华侨出国历尽苦难和牺牲，为当地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邑华侨和全国其他地区华侨一样，经历了许多磨难和痛苦，其中最悲惨的就是鸦片战争前后以“契约华工”、“赊单工”形式“卖猪仔”出去那批老华侨。这些人多被拐骗或诱骗到港澳“猪仔馆”，拳打脚踢，强迫你在“卖身契约画押；上船后又被当囚犯那样塞进统舱，有的在船上就被折磨致死；到岸后被迫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受尽种种虐待，不少人被摧残致残、致死。那些幸存者多孤独一生，客死他乡，少数送骸骨回乡安葬。近年新会发现6处华侨“义冢”，埋葬无人认领的骸骨，其中一处就有387具（1888-1892年）。香港新会商会也安葬313具在新界（原系1935年由美国罗省及古巴、越南运回香港的，因家乡1938年沦陷，后又发生太平洋战争，故此）。　　华侨在各国作出重大贡献是举世公认的：　　在美国。他们开采金矿，仅加州1848——1883年就产黄金12亿美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二，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参加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上万华人担负最艰险的路段，牺牲了千人以上。接着又参加建筑南太平洋铁路和北太平洋路。1964年内达华州建州100周年时，州政府用中英文镌刻了纪功碑：“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垂”。他们开良田，仅加州就开垦出1800万亩。筑路和改良洼地两项就为美国创造了289亿美元的财富。因此梁启超认为：加州的繁荣“实吾国人民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此外，五邑人还把新会柑移植到美国。如今，和江门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河滨市人民还十分怀念甘边（台山水步）人的功劳。　　在加拿大，他们除了开采金矿作出重要贡献外，最大的贡献是参加修建长达3800公里的太平洋铁路。1982年9月25日，在卑诗省的太平洋铁路起点耶鲁镇，竖立一块铜质记功碑，用英、法、中三国文字刻着：“19世记80年代初，承包商安德鲁·翁得东自中国招来数以千计之华工，协助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兴建横越卑诗省华山之铁路，沿太平洋与先瑞利拉奇之间工段，每4个工人中华人占3名，工作虽优异，但每日仅得1元，为白人工人薪给之半。又因工程艰险，由疾病与意外事件而残废者甚众。铁路建成之后，定居于加拿大之华工，遂成为今日卑诗省华人社团社区之基石”。为修筑此铁路1万华工中（占七成系五邑人士），死亡者达4000多人。　　在巴拿马，为修筑巴拿马运河和巴拿马铁路，有2万多华人华工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多数为五邑人。　　在东南亚，华侨参加开锡矿、种橡胶、开发商埠，功绩卓著，其中也有五邑人的贡献。在新加坡原莱佛士博物馆前树立一座纪念老华侨历史功绩的无名铜像，其座基上镌刻着金字碑文：“华人素以坚忍耐劳著称，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府暨马来所属今日之繁荣，得诸华人能力贡献者，良非浅鲜”。在新、马华人历史上，著名的五邑成功人士有被称为“新马华人三杰”的曹亚珠、陈长炎和赵煜，以及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南洋巨富陆佑等。　　五邑华侨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华侨对当地的贡献，不但表现在早期经济建设方面，在华侨内部团结、互助、自强不息，组织社团，发展教育，开发唐人街，在逆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而且与人为善，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所在国反击法西斯侵略和战后支持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不得不对日宣战。在美国的华侨坚决支持美国政府反击日寇，参军的华人超过13万人，占美国华人总数的17%。有15万华人海员在美国和英国的船上服务。陈纳德将军组织的“飞虎队”第14服务队有1300人，几乎全是五邑华裔。在加拿大，有500多华人入伍；华人购买的国债达1000万元加币。在菲律宾，华侨成立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第48（华侨）支队”（简称“华支”），其中广东大队100多名官兵都是五邑人士。“华支”战斗三年，伤亡110多人，其中五邑华人占38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成为打击日寇的主力。不仅在新加坡保卫战中表现英勇，并在马来西亚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其他国家，华侨在反对法西斯战争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纷纷起来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华侨在所在国积极支持当地人民的独立斗争，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都给予大支持，特别在东南亚地区，尤为突出。例如，越南二战后的抗法、抗美斗争，就有许多华人参加，不少人还牺牲了生命。这些国家独立后的重建中，华侨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人心难测，世间“过桥抽板”的大有人在。一旦所在国出现经济危机，往往就拿华侨开刀，以转移人民对当政者不满的视线。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开始，随着加拿大、黑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国也掀起排华运动。二次大战后，又发生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1950）、印尼（1960）、缅甸（1964）、柬埔寨（1975）、越南（1979）、等国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其中尤其是越南和柬埔寨，华人死的最多、最惨，再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以及返回中国的也最多。这些排华事件，不仅华侨、华人受害，当地人民也受到损失。这就使所在国家不得不在若干年之后重新检讨得失，重新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的作用。　　二次大战以后，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华侨社会也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绝大多数华侨已经取得当地国籍，暂时持有中国护照的新移民，过几年也将取当所在国国籍，由华侨变成了华人。思想观念上也从落叶归根变为落地生根。经济条件也上升了，小康之家增多，并有相当部分人已发展成为大财团、大企业家甚至是跨国公司老板。由于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华人的文化质素和参政意识也大大提高了，出现了许多教授、学者、医生、律师、工程师，甚至出现了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如美国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台山人）、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女台山人）、秘鲁前总理许会（开平人）等。据调查，在36793万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中，知名人士有27，659人，其中政界有569人，，经济界有 25，253人，科技文体卫生领域有1，837人，对当地作出杰出的贡献。　　爱国爱乡是所有华侨的光荣传统（对华人来说是爱祖籍国和爱原籍乡），五邑华侨也不例外。一是政治上关心国家的命运，二是经济上大力支持，尤其热心家乡的各项建设事业。纵观华侨爱国行动的历程，共有三次爱国主义热潮：一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期，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三是新中国改革开放至今。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推翻清朝封建主义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体、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基本钢领，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大伟人。为了贯彻他的主张，他先后组建了“兴中会” 、“同盟会”和国民党，我五邑华侨都踊跃参加。如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最初会员有20多人，五邑华侨为数甚多。台山籍华侨刘祥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开平籍华侨邓荫南为值理。1895年孙中山先生又与外海人陈少白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并创办了《中国日报》。为了推翻清朝政权，孙中山组织了10次武装起义，所需经费全靠华侨支持，五邑华侨贡献很大。如新会港胞李纪堂、开平华侨邓荫南为支持革命几乎倾家荡产。为了筹备1911年广州起义的经费，在开平侨领司徒美堂的提议下，加拿大致公堂将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三所党部大楼典押出去。直接参加和领导起义的五邑华侨为数不少，其中开平华侨邓荫南和谢缵泰还参与指挥，台山美国华侨马湘担当孙中山警卫，几次参加战斗，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多位五邑华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后，华侨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大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权，积极参加讨伐袁世凯和叛贼陈炯明。由于支持革命有功，有的华侨被邀回国参加政权建设。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机构中任要职的五邑华侨有：黄三德、梅乔林、黄佰度、李是男、黄芸苏、朱卓文、马超俊、马湘、黄湘、黄光锐、邓荫南、谢缵泰、陈军平、邓泽如、赵公璧、伍廷芳、陈少白、李一谔等。　　抗日战争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特别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抗战以后，到1945年8月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期间，海外华侨爱国主义达到了巅峰，不论发动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人力、物力、财力对祖国的支持，以及华侨本身的团结和牺牲精神方面，都是空前的。面对日本法西斯亡我中华最危险的时候，所有华侨都以“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的使命感，挺身救国。其主要表现有：　　组织各种救国团体。把广大华侨组织起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成立了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救国总会”。在印尼司徒赞（开平人）为首成立了类似团体。在美国，以五邑人司徒美堂、邝炳舜、阮本万等为首的救国团体，其分处达92个之多。……　　用办报、办电台、办文艺演出形式，向广大华侨进行深入持久的宣传发动，激励大众奋起抗日。　　捐款、捐物、认购国债，在经济上大力支持祖国抗战。早在1931年“918”事变和1932“128”松沪战役中，华侨就纷纷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支持蔡廷楷将军领导的十九路军。经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先安内后境外”的政策，在1937年“77事变”后，我国进行全面抗战，华侨捐款、捐物和认购国债的热情更为高涨。仅1937—1945年8月，美国华侨捐款达5，600万美元以上，加拿大500万美元以上，全美洲达69，156，115美元。美国致公堂领袖、台山人阮本万本人捐了305万美元，募捐3，500万美元，侨领、台山人邝炳舜本人捐款10万美元，募捐500万美元。新西兰华侨抗日捐款达3，209，020磅，澳大利亚仅1941年1——9月，寄回的捐款达1，911，76637元。当时国民政府共发行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111亿元。新会旅美华侨认购救国公债和航空公债即达3，630万美元。北婆罗洲新会华侨郑潮炯，从1937——1942年，一边义卖瓜子，一边发动华侨捐款，共得18万元，全部交给“南侨救总”。1940年，他与夫人钟彩合商量，将刚出世的男婴卖给别人，得款80元，悉数捐给祖国抗战。此外，广大华侨还捐物（包括飞机、汽车、药品、医疗器械、衣服、粮食等等），仅抗战初头3年，美洲华侨捐物折款达国币250万元。抗战初期纽约华侨就捐献了100部汽车。在印尼，司徒赞等从1937年7月——1942年12月，就捐了5000万港元，购买物资寄往贵阳。　　为了抗日，美国华侨还开办飞机工厂，帮助祖国生产战机与日军作战。为了阻止美国卖废钢铁给日本，侨胞们开展“不供给运动”，拦阻运载废铁的轮船装货、启航到日本。　　为了抗日，许多热血青年回国参军，仅日本就有8000人，缅旬160人，其中不少五邑子弟，台山人林基路烈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美国五邑华侨青年参加空军的人数甚多。其中有9名台山籍的飞行员黄新瑞等就击落日机22架，另与僚机合作击落8架。在抗日战争后期，陈纳德将军组建“飞虎队”，其航空地勤人员、飞行员有很多五邑美国华侨青年。1996年4月，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园内建立一座是抗日航空纪念碑，上面刻着881位抗日烈士英名，其中有23名是五邑华侨子弟，他们为抗日救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此外，为了突破日军的封锁、开辟中缅之间的陆路运输线，“南侨总会”组织2000多名华侨青年司机参加运输战争物资，其中也有不少五邑华侨青年。　　华侨在建设祖国和建设家乡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特别在上世纪辛亥革命以后到抗日战争以前和新中国成立、尤其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其贡献最为巨大。其表现主要有3个方面：　　首先是侨汇，它是侨眷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侨乡经济建设的资金支柱，亦是国家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契约华工”、“赊身工”挨过卖身期限以后，通过艰苦创业，节衣缩食，从清朝同治年代（1861——1874）起台山等地就有了侨汇收入。据专家统计，从1864——1949年的85年间，全国侨汇总额达351亿美元，平均每年4200万美元，五邑地区约占20%左右。其中台山最多。台山1930年达3000万美元，1937年达18亿美元。新中国成立之后，侨汇收入仍然源源不断，在改革开放以前，其作用非常突出。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贸易外汇增加了，侨眷生活改善了，侨汇收入及其作用才有所下降。　　第二是回国、回乡投资，支持国家和侨乡的建设，共有三次高潮，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二十多年间，是第一个高潮。当时华侨在外积累了一些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使欧洲老牌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又给华侨一个机遇，因此就纷纷回到香港、家乡和祖国各地投资。回香港发展的五邑华侨，有一批成了巨富，如冯平山、利希慎、林裘谋、李石朋、陈瑞祺、伍时畅、黄润棠、张子芳以及黄克兢、吕志和等，他们事业有成之后，又积极支持家乡和国家的建设。这个时期，由于有许多华侨回乡建房、商埠，办工厂，建公路。使五邑真正形成了侨乡。这个时期，有的五邑华侨还在广州、海南岛、广西、上海等地进行投资，其中广州爱群大厦就是最大的一项，至今天仍然完好。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华侨回国参加建设工作，同时也有一批华侨回来投资，但由于当时政策所限，主要是通过华侨投资公司来办理，其规模较小。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港澳同胞回国、回乡投资最多，唱了主角；华侨、华人的投资比前也有很大的增加，并且还引荐不少外国财团前来投资，其作用也是空前的。1979——1998年，江门五邑共有外资企业（“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15，322家，实际外用外资4030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3，850家，实际利用外资3848亿美元。而港商“三资”企业就有3，050家，实际利用外资2803亿美元；澳门商投资“三资”企业354个，实际利用外资248亿美元。　　第三是捐资兴办公益事业。这是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优良传统，对家乡帮助很大，其中以捐资办教育最为突出。台山从1912——1945年，华侨捐建的中小学校就有78所之多。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捐资兴办公益事业掀起新高潮，从1979——1998年，五邑港澳同胞和华侨捐资总额达4223亿港元。兴建学校2，117间（278万m2），医院297间（68万m2），敬老院324间（1458万m2），影剧院、图书馆、文化室177间（1761万m2），桥梁825座，道路3，549公里，自来水工程778宗。接受捐资最多的是五邑大学，近2亿港元。捐资最多的港澳同胞是利国伟、陈经纶、谭兆、伍舜德、黄克兢、黄祖棠、黄球等。捐资最多的华侨华人有李盘石、黎耀华、谢文启、伍求登等。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对家乡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表彰他们，江门市共授予四批417人为江门市荣誉市民。　　奖多些分吧！！！！！！！！！！！！招来不容易啊！！！！！！！11生活中遇见过会三四门外语的人吗？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也是一个城市国家。该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其南面有新加坡海峡与印尼相隔，北面有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隔，并以长堤相连于新马两岸之间。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效果显著，故亦有“花园城市”之美称。他们那里以英语、中文（广东话、国语、闽南语）、泰米尔语、马来语为官方语言。新加坡的华人基本源自中国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地，其中大部分是福建人，其次为莆田人、潮汕人、广东人、客家人和海南人等。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原意为“狮城”。据马来史籍记载，公元1150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王子盘那乘船到达此岛，看见一头猛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遂有“狮城”之称。新加坡是梵语“狮城”之谐音，由于当地居民受印度文化影响较深，喜欢用梵语作为地名。而狮子具有勇猛、雄健的特征，故以此作为地名是很自然的事。华侨多称其为“实叻”或“实叻坡”，当地货币也称之为“叻币”，源于马来语“海峡”的意思，也有因其小而将之称为星洲、星岛的。新加坡是一个十分注重法治的国家。新加坡政府规定：在公共场所不得吸烟，不准乱画，不准摘花，不准嚼口香糖，不准在地铁内吃东西，不准乱过马路，不准放鞭炮，不准从楼上往楼下扔垃圾，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准喝酒，中小学男生不准留长发，女生不准穿超短裙戴首饰，政府官员不准接受宴请和馈赠。违法者除罚款外，对破坏公共卫生的人，还要罚其清扫公共场所，登报“曝光”，严重的要判以鞭刑,拘留。 新加坡教育制度类似英国式制度，除了各语文类科外，均以英语为媒介语言。一般修读完十到十一年的中小学后能选择到初级学院、高中或理工学院就读，前两者半数以上能升上国内大学。新加坡有五所理工学院与三所大专学府，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都是亚洲颇具盛名的学府。 新加坡每年吸引不少来自中国各地区和马来西亚等地的留学生前来升学，令该国成为亚洲的区域教育枢纽。新加坡商品丰富，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品琳琅满目，从古典精致的东方手工艺品、款式新颖的欧洲高档时装和皮革制品到先进的高新技术电子器材等无所不有。新加坡市场上有特色的商品主要有马来蜡染花布、珠宝、古玩、陶瓷器、玉器、字画等。新加坡的物价水平较高。1新加坡币大概等于5块人民币。徐永煐“流浪”的职业革命家见过，初中同学，去了澳大利亚学医药，他当年考了SAT理科卷亚洲唯一一个满分，然后哥伦比亚大学直接给他发的offer，但是他妈妈想要锻炼他他就去了澳洲，拿到了德国国籍，有个法国女朋友，后来又回到澳洲，交了日本女朋友，他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还自学了西班牙语。1925年秋，徐永煐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他参与国民党，以国民党左派身份为***工作。起初，他因认为自己出身非无产阶级，故无法加入***，这一看法后经美共组织者的解释得以纠正。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徐永煐宣布脱离国民党，加入***，追求社会正义和平等的理想，选择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危险道路。从1925年到1927年，他在多所大学学习法律、经济、历史及哲学，广泛汲取知识，不追求学位。他积极宣传革命，在美期间创办、主编、主笔或主持过多家报纸，揭露汪、蒋叛变革命真相，号召华侨拥护中国工农革命。他还负责主持中国局领导下的“反帝大同盟”，并在纽约的游行中登台演讲，号召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拥护中国革命。1941年，徐永煐担任太平洋学会总部研究员，团结美国左派学者专家与反共势力做斗争。徐永煐在美国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29年，南京政府行政院连颁训令，严缉留美学生徐永煐等人，指控其在美组织“反帝大同盟”，反对中央及国府。同年，徐永煐、冀朝鼎等人的清华官费和回国川资也被教育部取消。行政院、公安局、中宣部、教育部共同对付徐永煐等留美学生，可见其影响之大。尽管在留美学生中有些人是花花公子，但徐永煐的生活颇为狼狈，有几分像流浪汉。然而，他喜欢这种“流浪”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充满意义和刺激。1928年夏，他因在唐人街参加美共援助中国赤色工会募捐被捕，并被判处短期拘禁。出狱后，面对美国警察和移民局的跟踪、监视、殴打和逮捕，他参加了纠察、示威和挨户宣传等一系列公开活动。为筹集办报经费，徐永煐还出主意叫一对已订婚的同学结婚，以此筹钱，结果不但没筹到钱，反而花去几百美金。为了节约活动经费，他和侨工同睡地板，同娱乐，同开会，并用罐头代替热食，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导致了后来屡屡折磨他的胃溃疡。当时的侨工多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穷乡僻壤，要跟他们打成一片，首先要学会他们的方言土语。潮州话听起来难懂，学起来不易，但徐永煐通过刻苦学习，很快就基本掌握了。在徐永煐身上，除了革命者的气质外，还有着放情任性、扶危济困的侠客之风和虽身无长物，却淡薄名利的名士气派。他曾说：“铁欲成钢，必须频出入炉盘之间，九炼始已”。为了革命，徐永煐历尽磨难，淬炼成“钢”。1928年夏，徐永煐因在唐人街参加美共援助中国赤色工会募捐被捕，并被判处短期拘禁。出狱后，面对美国警察和移民局的跟踪、监视、殴打和逮捕，他参加了纠察、示威和挨户宣传等一系列公开活动。为筹集办报经费，徐永煐还出主意叫一对已订婚的同学结婚，以此筹钱，结果不但没筹到钱，反而花去几百美金。为了节约活动经费，他和侨工同睡地板，同娱乐，同开会，并用罐头代替热食，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导致了后来屡屡折磨他的胃溃疡。当时的侨工多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穷乡僻壤，要跟他们打成一片，首先要学会他们的方言土语。潮州话听起来难懂，学起来不易，但徐永煐通过刻苦学习，很快就基本掌握了。在中国局负责人里，徐永煐讲的潮州话最地道。当时留学生每月80美元富富有余。徐永煐等被取消清华官费后，生活极其困难。一天两人来到**公司找工作。公司职员问他们会干什么，他们二人就摆开打拳的架势，公司职员问，这是什么他们回答说，这是一种Chinese Boxing(中国舞蹈)。为了生活，徐永煐还“客串”过话剧。一天，徐永煐偶然去找一个搞话剧导演的美共朋友。当时他正在排一个名字叫《怒吼吧，中国!》的话剧，其中有个演员总是演不好，导演大发雷霆，当场把那个演员辞了，而让徐永煐来演。1941年，燕京大学学生龚浦生到美国后，看过徐永煐演出的话剧，至今印象深刻。1943年初，徐永煐与赴美留学的燕京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张淑义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