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十一月，朽者不朽：陈师曾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影响非同寻常。特展不但委实将民国书画展掀起了一个高潮，也使一位曾在二十世纪初被梁启超称赞为中国现代美术第一人的陈师曾先生之名再度擦亮。　　陈师曾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贡献是多方位的，学者朱中原说陈师曾的地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美术和美术史，而是整个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和社会界，涉及有关美和美术的本体问题。齐白石生前在《口述自传》中曾说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得交陈师曾做朋友，也是我一生可纪念的事。　　吴昌硕(18441927)　　而此次画展大气、悲壮的名称朽者不朽，则是他的老师、浙江湖州安吉人、一代宗师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所题。朽者，是陈的别号;不朽，指的是他的人品、艺品。知人论艺，评价至为精当。对吴昌硕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普遍认可。　　民国画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陈师曾(18761923)　　陈师曾(一八七六一九二三)，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槐堂，江西义宁人(今江西省修水县)。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历史学家陈寅恪之兄。曾留学日本，攻读博物学。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一九一三年到北京，次年任教育部编审，之后历任北京各大学教授，是吴昌硕之后革新文人画的重要代表。在文人画遭到美术革命冲击之时，陈师曾高度肯定文人画之价值，擅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篆刻。其山水画在承袭明代沈周，清代石涛技法的基础之上，注重师法造化，从自然景观中汲取创作灵感;写意花鸟画近学吴昌硕，远宗明人徐渭、陈淳等大写意笔法，画风雄厚爽健，富有情趣;人物画意笔勾描，注重神韵，带有速写和漫画的纪实性;风俗画多描绘底层人物，如收破烂者、吹鼓手、拉骆驼、说书、喇嘛、卖糖葫芦者、磨刀人，等等。著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苍室印存》等。　　陈师曾 梅竹　　浙江北部的湖州，是一座有着二千三百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得名的江南城市。景色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来被誉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作为文房四宝之首湖笔的诞生地，湖州书画历史悠久，渊源深厚，享有中国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雅誉，历史上曾哺育或吸引了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米芾、赵孟、吴昌硕、沈尹默、费新我等一大批书画大家，谱写了璀璨的书画文化。　　在近代，无论是海派还是京津画派，才俊辈出的湖州，又走出了一批杰出者，在上海与北京南北两个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其中，有数位艺术家或文人，曾先后与辗转沪京的弄潮代表人物陈师曾发生着联系，或收纳为弟子，或携手共组书画社团，或与其切磋砥砺、笔墨酬唱，或私淑接续其艺脉，或与其保持着学兄学弟的相系情谊如此一起共襄艺事，齐同践行，丰富着近代艺术的天地，也重塑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民族文化之大义。　　在民国初的画坛上，陈师曾是位天之骄子，尤其对北京美术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美术史论的建树、美术创新的探索，美术教育的提倡，画会画社的组织，中外美术的交流等方面，堪称独步。梁启超认为：陈师曾是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萧谦中说：近代画家才气最高者，莫过师曾。陈师曾不投趋时尚，不人云亦云，严肃的治学态度，潜心于弘扬中国画的发展，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陈师曾不同流俗，画吾自画，集诗、书、画、印和新知识素养为一身，来自于他的深厚家学、禀赋与好学，他到日本留学的眼界开阔，也离不开他的师承，特别是他的金石写意之风，与吴昌硕的指导有必然的联系。　　一九〇九年夏，三十四岁的陈师曾从日本回到中国。初在江西任教育司长，第二年应张謇之邀到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教授博物学。其时，习艺不辍的他，居于南通城东一村墅，曰通明宫。他经常到南通市内的 翰墨林会友、作画、论艺。翰墨林主人李苦李是海派巨匠吴昌硕的弟子，当时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在画坛影响如日中天。对吴昌硕书画篆刻艺术早已心向往之的陈师曾，遂与李苦李一起常去上海。通过李苦李的介绍，他得以拜识吴昌硕。后拜吴为师，得到了吴昌硕的亲授，由此艺事大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面貌。吴昌硕对这位后起之秀也是赞许有加，他说：师曾老弟，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可谓知人之言。　　吴昌硕对陈师曾的影响主要在篆刻、书法方面。陈师曾在南通创作了不少篆书、石鼓文、楷书、隶书作品，并有不少篆刻，想必多为吴氏指点的结晶。陈师曾师从吴昌硕时间虽然较短，但他对这段师生之谊一直未曾忘怀。一九一三年八月，吴昌硕七十大寿，陈师曾特地为之作《山居图》以贺;一九二二年立秋日，还为吴师作《花鸟图》。同年，陈师曾居上海月余，与吴昌硕等文宴过从。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一年，陈师曾作《题画寄怀吴缶老》诗，表达对老师的景仰深情：　　万物皆刍狗，千山有卧龙。　　不才天地闭，充隐古今同。　　问道青苔滑，谈经白鹤。　　是非二耳听，莫扰大聋翁。　　(吴昌硕曾作印曰二耳之听，边款云：一耳之听不若二耳之听也。)　　陈师曾曾治印染仓室，取染仓室为堂号以示敬仰，表达着对老师的极重推崇。　　著名翻译家、美术史论家傅雷先生曾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　　一九一三年，陈师曾到北京后，把以赵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吴昌硕为杰出代表的金石画风从上海伸延到北京，并促使齐白石衰年变法，成为与吴昌硕齐名的写意大师。　　金石画风是清代朴学思潮的衍生物，是乾坤和嘉庆年间考据学盛行之下，碑学运动的成果被引入绘画领域而形成的新传统、新画风。这一新传统被所谓诗、书、画三绝发展到诗、书、画、印四全;这一新画风，是由于融合碑学古拙雄强的书法笔意入画，一扫帖学书法影响下绘画用笔流宕柔媚的主流审美倾向;同时，由于篆刻艺术成为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钟印学理论的引入，不仅增加了绘画的金石趣味，也增多了画面各种形式色彩的对比因素，强化了传统绘画的视觉感染力。自十八世纪以来，金石画风在江南一带渐成气候，到了赵之谦、吴昌硕更得到广泛承认。　　在陈师曾逝世后，当年《湖社月刊》刊出的一篇文字，极好地状述了吴昌硕陈师曾师徒二人的艺术相应与在南北及至日本的影响，堪为佳话：　　陈先生，我国有名之艺术家也。前数年飘然长逝，举国悼之。吴缶老在我国艺林，颐年硕望。久为各界所景仰。不幸于前数日因中风不起，艺林之大憾。吴缶老作画，专工花卉。陶铸叔雪个，自成一家。师曾则融合白阳清湘，更辅以充沛之气。缶老精篆刻，其作品远追秦汉，近与悲庵相媲美。师曾之刻印，间也取法秦汉，而一种书卷气，乃其笔端之特长。缶老精通书法，其临石鼓，识者皆争先珍致。师曾之书法，则通籀篆汉隶八分北魏，信乎两先生之艺，允堪为后生楷则也。不特此也。　　两先生之文采风流，虽东瀛远方之人，皆知爱慕。前载东京复开会，敦劝缶老往游。缶老以年迈不堪长途之跋涉，未能果行。日人失望，不可言状。二先生一居京华，一则逍遥沪滨。相隔迢迢，而其生平事迹，大体相类。吾知缶老门下士，与槐堂弟子，其悲感当与余同也。或曰，缶老之画，剑拨弩张;师曾之山水，如峻坂驽马，得无为瑜之玷，曰不然，书画之气度。　　著名画家潘天寿曾评价陈师曾天赋高，人品好，学识渊博，国学基础深厚，金石书画无所不能，可惜死得太早，否则，他的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历史虽然不能假设，我们也不能确定他若活得长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但他对吴昌硕先生的敬仰、吸收老师指点并在北京进一步发扬光大金石书画艺术，是有目共睹的。这即是对恩师的某种致敬、回报，更是时代之文化使命赋予他的必须与必然，而他却确是演绎弘扬得极为精彩。鉴真东渡的问题　　杨廷栋是江苏苏州府吴县人。曾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左右留学日本。其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最早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在办报宣传革命思想方面做出了努力。　　据载，1898年3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南洋官费生杨荫杭、雷奋、杨廷栋等一行数人抵达东京，是为中国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同时到达东京的还有富士英（浙江）、卢籍东（广东）等人。　　另据《南洋公学大事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派师范院生章宗祥、雷奋，中院生杨廷栋、富士英、杨荫杭、胡礽泰留学日本。《日华学堂章程要览》载：本学堂明治三十一年六月开办，……初由求是书院派来文学生四名。本年一月由南洋公学堂派来文学生六名。……明治三十二年（1899）一月入学：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人章宗祥、浙江嘉兴府海盐县人富士英、江苏松江府华亭县人雷奋、江苏太仓州宝山县人胡礽泰、江苏常州府无锡县人杨荫杭、江苏苏州府吴县人杨廷栋。东渡7次,生于公元688年,死于公元763年 鉴真（687~763） 唐代律宗僧人。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晚年受日僧礼请，东渡传律，履险犯难，双目失明，终抵奈良。在传播佛教与盛唐文化上，有很大的历史功绩。 他在14岁时被智满收为沙弥，配居大云寺。神龙元年（705），依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出游洛阳，继至长安。次年在长安实际寺依恒景律师受具足戒。巡游两京，究学三藏。对于律藏，造诣尤深。为他授戒的道岸、恒景，都是律学的一时名德，又是南山宗开创人道宣律师的再传弟子。他的律学，虽师承南山宗，但他并不持一家之见。唐代律学，除了独占优势的南山宗外，还有相州日光寺法砺的相部宗和西太原寺怀素的东塔宗，一时鼎足而三。其后，鉴真东渡日本携带的律学典籍则兼及后者两宗。在传授中又以法砺的《四分律疏》、定宾（属相部宗）的《饰宗义记》与道宣的《行事钞》三书为主，重点尤在法砺、定宾所著两书。 在佛教建筑、雕塑等方面，他也颇多建树。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每于“讲授之间，造立寺舍，……造佛菩萨像，其数无量”。在医药学方面，博达多能，品鉴极精，曾主持过大云寺的悲田院，为人治病，亲自为病者煎调药物，医道甚高。 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聘请他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至天宝七载，先后五次率众东渡，但均因天时、人事不利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返途经过端州时，日本弟子荣睿病故，鉴真哀恸悲切，加上炎热，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载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了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 鉴真在日本受到朝野盛大的欢迎。旋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或；为80们僧舍旧戒授新戒。自是日本始有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在营造、塑像、壁画等方面，他与弟子采用唐代最先进的工艺，为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增添了异彩。如唐招提寺建筑群，即为鉴真及其弟子留下的杰作。整个结构和装饰，都体现了唐代建筑的特色，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鉴真去世前，弟子们还采用干漆夹 这一最新技艺，为他制作了一座写真坐像。日本奉为国宝。1980年2月，日中友好团体为了增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情谊，曾将坐像送回北京、扬州两地供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瞻礼。鉴真及其弟子大都擅长书法，去日时携带王羲之、献之父子真迹，影响所及，至今日本人民犹热爱中国书法艺术不衰。当时日本佛典，多从朝鲜传入，口授、手抄，错误在所难免。据《续日本纪》记载，天皇曾为此委托鉴真校正经疏错误。鉴真对日本人民最突出的贡献，是医药学知识的传授，被日本人民奉为医药始祖。日本豆腐业、饮食业、酿造业等也认为其行业技艺均为鉴真所授。 唐宝应二年（763，日本天平宝字7年）五月初六日，鉴真卒于唐招提寺。弟子思托记述其六次东渡事迹、经日本著名文学家真人元开润色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流传至今。 鉴真（688-763）日文又称鉴真(がんじん)，中国唐朝僧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 出生及受戒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俗姓淳于。702年，鉴真入扬州大云寺为沙弥，706年，受菩萨戒，709年，随道岸禅师入长安，在实际寺受具足戒。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715年，他回到扬州大明寺修行，733年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传戒者前后有四万余人。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六次东渡 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决意东渡。 第一次东渡 742年冬，鉴真及弟子21人，连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扬州附近的东河既济寺造船，准备东渡。时日本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从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扬州仓曹李凑也加以援助。不料鉴真一位弟子道航与一名师弟如海开玩笑说：“人皆高德行业肃清。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如海信以为真，大怒，便诬告鉴真一行造船是与海盗勾结，准备攻打扬州。当年海盗猖獗，淮南采访使班景倩闻讯大惊，派人拘禁了所有僧众，虽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国，第一次东渡就此夭折。 第二次东渡 744年1月，作了周密筹备后，鉴真等17僧（包括潜藏下来的荣睿、普照），连同雇佣的“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共100余人再次出发。结果尚未出海，便在长江口的狼沟浦遇风浪沉船。船修好后刚一出海，又遭大风，飘至舟山群岛一小岛，五日后众人方被救，转送明州余姚（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安顿。开春之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请鉴真前去讲法，第二次东渡遂结束。 第三次东渡 结束了巡回讲法之后，鉴真回到了阿育王寺，准备再次东渡。此事为越州僧人得知，为挽留鉴真，他们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潜藏中国，目的是“引诱”鉴真去日本。于是官府将荣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荣睿途中装病，伪称“病死”，方能逃离。第三次东渡就此作罢。 第四次东渡 江浙一代既然不便出海，鉴真于是决定从福州买船出海，率30余人从阿育王寺出发。刚走到温州，便被截住，原来鉴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灵佑担心师父安危，苦求扬州官府阻拦，淮南采访使遂派人将鉴真一行截回扬州。第四次东渡不了了之。 第五次东渡 748年，荣睿、普照再次来到大明寺恳请鉴真东渡。鉴真即率僧人14人，和工匠水手等共35人，阴历6月28日从崇福寺出发，再次东行。为等顺风，出长江后鉴真一行在舟山群岛一带停留了数月，直到11月才能出海。在东海上，该船遭到强大北风吹袭，连续漂流14天才看到陆地，16天后方能上岸，发现已经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亚），入大云寺安顿。鉴真在海南停留一年，为当地带去了许多中原文化和医药知识，时至今日，三亚仍有“晒经坡”、“大小洞天”等鉴真遗迹。。 之后，鉴真北返，经过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崖州（今海南海口）、雷州、梧州到达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在始安开元寺鉴真又住了一年，又被迎去广州讲法，途径端州（今广东肇庆）时，荣睿病死该地龙兴寺。在广州，鉴真动心前往天竺，被慰留。入夏之后，鉴真继续动身，经韶州时，普照辞去，临别之时，鉴真发誓“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此时，鉴真由于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又为庸医所误，导致双目失明。过了大庾岭，鉴真大弟子祥彦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鉴真十分悲痛。接下来鉴真又经过了庐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润州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结束。 第六次东渡 由于鉴真的游历遍于半个中国，因此声名大噪。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备真备、晁衡等人来到扬州，再次恳请鉴真同他们一道东渡。当时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为日本拒绝，因此不许鉴真出海。鉴真便秘密乘船至苏州黄泗浦，转搭遣唐使大船。随行人众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队扬帆出海，此时，普照也于余姚赶来，11月21日，鉴真所乘舟与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余两舟一舟触礁，12月20日，抵达日本萨摩。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 日本宗师 鉴真到达日本后，受到孝谦天皇和圣武太上皇的隆重礼遇，754年2月1日，重臣藤原仲麻吕亲自在河内府迎接，2月4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 根据圣武和孝谦的意愿，鉴真作为律宗高僧，应该负起规范日本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托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因此，孝谦下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这引起了日本本国“自誓受戒”派的反对，尤其是兴化寺的贤璟等人，激烈反对。于是，鉴真决定与其在兴福寺公开辩论，在辩论中，鉴真做出让步，承认“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为正式认可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结果贤璟等人皆被折服，舍弃旧戒。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 然而，758年，作为鉴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谦天皇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被迫传位给淳仁天皇。相应的，鉴真也遭受到排挤。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名，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鉴真。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此。淳仁还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763年5月6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圆寂，入灭之前，其弟子为鉴真膜影，立夹漆像，传世至今。 764年，孝谦天皇镇压了惠美押胜之乱，重新登基。鉴真的弟子思托、法进等人相继成为“大僧都”，唐招提寺也得以扩建，成为日本建筑史上的国宝。鉴真所开创的四戒坛，也成为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佛教僧侣正式受戒的唯一场所。鉴真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