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洋务运动派遣的留学生详细情况： 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的作用 详务派派遗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洋务事业的人才，从而巩固清朝的封 建统治，但其结果却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这是洋务派官员们始料所不及的。 洋务运动期间，派遗留学生出国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 首先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实业人才。 留学生除了学习军政外，不少是学习机械、造船、铁路、采 矿、邮电、农业、医学专业的，从而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实业人才。例如，魏瀚、 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六位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东亚最 大的船厂——福州船政局“必不可少之员” ，他们绘画式、制轮机、定船身、造 器械，各有专精之艺而分工集事。在洋员离厂后，这些归国留学生从独立自制七 百五十匹马力的兵抡开始，继而制造大至二干五百匹或更大马力的兵轮。 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迸纽海文中学，而后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　　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1881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共撤回94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26名），其中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氏帮助下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俱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1900年梁启超游美国至哈佛时，谈起20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为欷歔久之”。　　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1877年，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学生年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 因此，幼重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20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作用。因此，有人说“诸生卒业回华果然轶群者鲜”，是较公允之说，但如说“不过备翻译之选而已”，是不符合事实的过分贬低之说。 2清末新政派遣的留学生详细情况： 1909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同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以奕匡力、李鸿章(李死后,由袁世凯补任)、荣禄为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赞,主持“新政”机关的事务。“新政”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等。为适应“新政”的需要,清政府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这一时期派遣国主要是日本,同时也向欧洲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 在新政时期，清廷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派遣的留学生中，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280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8000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戴红顶，做大官”，做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可是，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民主”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镇压。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留学生在国外，控制起来毕竟不如在国内方便)，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成了后来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60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期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 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干的正是推翻大清王朝的伟大事业。　　张之洞与晚清留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张之洞是促成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的一位重要的大员，按张之洞的理解，留日学生对他这位老前辈心存感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官员的心态是：希望“学”成为“官”的传声筒和应声虫，成为没有头脑、不会独立思考、只会喊“喳”和“万岁”的奴才。可是，晚清的留日学生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人格尊严比什么都重要。高贵的头颅和独立的思考是“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学者便不再是学者，只能是奴才！奴才靠跪拜“主子”而获得赏赐，而学者靠独立的思考和丰厚的学养赢得人们的尊重。这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清廷希望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出有着高超本领的忠臣孝子，可实际上，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绝大部分成了清廷的贰臣逆子。古代从哪个朝代开始便有了留学生，待遇如何？这个问题问的有问题，事实上甲午之战后并没有那么多中国留赴日留学，一直到1898年，日本公使矢野文雄才第一次与清朝正式商谈，以日本政府每年可资助200名清朝留为条件，来换取日方在福建修筑铁路的权益。而清朝真正爆发赴日留学潮要到义和团运动以后，1900——1911晚清新政十年。所以要想真正说清楚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说。第一，清朝方面为什么1900年后会有将近25万人选择留学日本呢？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在经历了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事件后，清朝彻底改弦更张，在各个方面向西方靠拢，甚至到了迷信西学的地步，比如张之洞就主张“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因此清朝当时一方面急需留洋人才，一方面传统科举也已经风雨飘摇；即使没有家国情怀，至少从个人前途讲，留学也比科举更有前途，而当清朝宣布留也可以授予进士、举人、秀才头衔以及重用留后，留学就更加是一个趋势。2、留学欧美太贵了，根据清朝公费留资助情况，一个公费留欧，每年朝廷会补助1200两白银，这里面光学费补助一年就是240两银子；而一个公费留日的，朝廷每年只需要补贴17两银子学费就足够了（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的学费每年17两白银）；不仅对于清朝政府，对于广大自费留而言也是如此，日本各种物价都比欧美便宜，而且日本还不需要签证，因此，留学日本对于清朝政府以及自费生来说都是一个经济选择。3、日本比欧美学校更容易毕业，事实上真有家国情怀的人只是少数，而绝大多数人只是想通过留学获得一个好的“前程”，而相比欧美学校严谨的学风，当时日本对清朝留来说就太有好了；日本当时开办了大量针对清朝留的“速成班”，甚至发展到有些日本工业学校只要清朝留学会制造肥皂就视同该可以毕业了，并且发给“速成班”毕业证；这对于不想认真学习，只想混资历，然后会国找一个好工作的清朝自费留来说，简直太友好了；当时清朝留学欧洲的公费自费生不足2000人，而留学日本的有25万，但是不足2000人的留学欧洲的留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竟然高于25万留学日本的留。第二，日本方面尽管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但是西方列强可从来没有认为日本也属于“列强”，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说，如果三国（德、法、俄）再向上次那样（三国干涉还辽）对待日本，那么美国就要站出来公开保护日本。从美国方面公然把日本视作被保护国可以看出，当时西方虽然认可日本属于非白人国家里比较文明的国家，但是可没有认为日本也属于列强。这就使得日本在二战以前一直对白人世界抱有一种敌意，一种危机感，因此日本有识之士迫切想要扶持其他非白人国家，避免日本孤军奋战，这就是当时特别流行的“亚细亚主义”。中国古代从隋唐时期，就已经开始有了留学生的观念以及待遇。这部分人被称之为遣唐使，或者被称之为遣隋使。他们的待遇和一般的太学生是差不多的，而且有在中国留下来做官的机遇。一、遣唐使，遣隋使这样的观念主要是隋唐时期开始存在。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开明以及最为开放作为强盛的一个朝代，隋唐以及后面的王朝相比较隋唐应该是远远要高于这些王朝的。到今天，都有人一直在念念不忘的大唐盛世。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观念，主要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态度非常的开放，包容其中，在这一时期就有许多外国的学生前往中国学习。这样一部分人由于在自己的国家到达中国，因此被称之为留学生，甚至他们被称之为史杰一样的人物。这批最早的留学生被称之为遣唐使，或者是遣隋使，代表的是中国对于其他国家的礼遇和尊敬。也展示了当时隋唐盛世下中国的开放与包容。二、古代留学生的待遇其实是非常好的，甚至享有做官的权利。在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批留学生遣唐使遣隋，使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外邦使节或者是外国的学生，但是这群人进入中国之后，隋朝皇帝和唐代皇帝并没有嫌弃他们的国籍，而是认为他们有能力的人愿意在唐朝或者隋朝做官的都可以留下来。这部分人享受着和当时的士大夫，贵族一样的待遇，可以直接进入太学学习，成为了当时最尊贵的一群人。综上所述，遣唐使、遣隋使这样的观念主要是从隋唐时期开始的，也就是中国古代最早开始有留学生这样的观念，他们的待遇是非常好的，甚至有留下来和中国的贵族士大夫们一样做官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