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们远去的民国，是个群星璀璨的年代。 那风起云涌的岁月，涌现了一大批在为人处世、传道受业方面令人仰望的大师，随便说出几个名字——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钱穆、郁达夫…… 皆觉口齿生香，心驰神往。 有意思的是，以上提到的名家巨匠，竟都经历了如出一辙的过往——父亲早亡，在成长过程中，只有大字不识几个的寡母将他们带大，最终缔造“农妇养出精英”的神话。 胡适与他的母亲，亦是其中一个生动案例。 胡适，新文化运动先锋，早年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归国后，26岁受聘于北大教书，刷新了教授年龄的记录。 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他一生勤勉向学，获得博士学位（包括荣誉博士）多达35个！学问、眼界、心胸、德操，无不为人称道。 这样一位高山仰止的学术大家，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钟鸣鼎食之家，幼年丧父，在家庭教育上所能依赖的唯有一位不识字的寡母。可恰恰是这位农妇，给了胡适最好的启蒙。 17岁嫁给比自己大30岁的男人 23岁守寡 胡适的母亲，名叫冯顺弟。 这是一个典型的带有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名字。“顺弟”，即为顺应、照应弟弟，必要时，也可为家人的利益付出自己的牺牲。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 这样的名字，预示了她艰辛隐忍的一生。 1873年，冯顺弟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县，父亲冯金灶是个典型的小农，毕生心愿，唯有“老婆孩子热坑头”，再盖一间漂亮的大屋，才算这辈子没白活一遭。 身为长女的冯顺弟，从小就看着父亲忙前忙后造房子，一边帮母亲带着弟弟，一边也努力想给父亲搭把手。她从不埋怨父亲虽然有钱却不送自己上学，而是默默接受了当时女性所能拥有的命运，一心只为家人考虑。 如今的安徽绩溪，冯顺弟的故乡 1890年，冯顺弟17岁，自幼长于乡野的她出落得能干美丽，提亲者络绎不绝，这其中最有名望的，当属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胡传是秀才出身，因几次应试未能中举，就入读上海龙门书院，成为学者刘熙载的学生。后来进入政界，曾官至江苏候补知府。 胡适之父胡传 在向冯顺弟家提亲以前，胡传有过两任妻子，生育了一大家子儿女，可这两位夫人都不幸早逝，因此胡传急需一位懂事又能持家的续弦太太，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不知何故，乡野姑娘冯顺弟竟入了他的眼。 胡传开出的彩礼是丰厚的，而且对方是官，自己是民，结亲怎么看都稳赚不赔。 唯一让冯顺弟父母犯难的是，胡传快50岁了，冯顺弟嫁过去又是填房，面对一群年龄相当的继子女，日子肯定不好过。 冯顺弟看出了父母的犹疑，便一力劝慰，也当宽慰自己：“三先生人品学问都好，开烟馆和开赌场的都怕他。况且嫁过去可以多接收彩礼，家里盖房子就不会那样辛苦。” 在冯顺弟心里，仿佛并没有“自由”与“爱情”，只要为了家庭，她什么都可以接受。 就这样，村姑冯顺弟被抬进了胡家的大门，拜了祖先，上了族谱，成为胡氏一族的主母，小心翼翼地过起了深宅大院里的生活。 胡适故居 新婚岁月一开始总是忐忑，但久而久之，胡传的谦和与学识也让冯顺弟放下了心。 后来，冯顺弟也曾在教导胡适的话中提到：“我这一生只见过一个完人，就是你的父亲，你要学他，决不能给他丢人！” 老夫少妻又是包办婚姻，未必有热烈奔放的浪漫，但相濡以沫的亲情，却会在时光的洗礼中日益浓密。胡传教她读书写字，她这辈子所知的许多做人道理，也都来自于丈夫。 胡适故居 几年后，冯顺弟为胡传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嗣穈”，就是后来的民国大家胡适。孩子的降生，无疑给这个家增添了更多温馨。 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胡传把妻儿送回老家，自己却带病在战乱中奔走忙碌，不幸死于厦门。噩耗传来，年仅23岁的冯顺弟当即往后一倒，连椅子一起，摔在房门槛上。 她还这么年轻，就要挑起照料胡氏家族的重担，肩负抚养幼子的责任。前路茫茫，等待着这个母亲的，是几十年风雨难测的人生。 始终将读书求学 视作孩子一生的头等大事 胡适曾在自传《四十自述》中提起母亲，言辞中满是心疼与怜悯：“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 如果说冯顺弟后半辈子还有什么希望，那就是幼子的读书求学、出人头地。为了这一丝缥缈的光明，她咬牙坚持着，不愿放弃。 胡适最早的照片 也正是在这样的希望中，胡适很小的时候便进入私塾，后来转去上海的学堂，又远赴美国留学。每走一步，背后都有母亲殷殷期盼的目光，那目光，写满了支持与希冀。 父亲去世之时，胡适才刚刚三岁。小小的人儿，连学堂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可冯顺弟顾不得那么多，她直接把儿子送了进去，于是就出现了一幅奇景——胡适不得不站在凳子上，才能够到桌子，读书写字。 与此同时，冯顺弟还使了一股“暗劲”。 她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对人情世故却洞察得清晰。她知道当时每个学生的学费只有两块银元，先生嫌低，上课便得过且过。 于是，她第一年就给先生送去了六个银元，第二年再添，随着年岁流逝而递增，最后一直送到了十二个银元。这样的“贿赂”，让先生自觉地重视起了胡适，对他格外上心。 有很长一段时间，胡适都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孩子嬉戏打闹，先生睁只眼闭只眼；自己稍有偷懒，先生却动辄打骂，还手把手地讲书习字，后来才知道，这都是母亲的心意。 就当同龄的学生连“父亲大人膝下”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时，胡适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还能给同龄人讲解书中的奥义。 冯顺弟不懂学问，但她却懂得争取最大的契机、最好的资源，为儿子的学业铺路。望子成龙的苦心，与现代的“虎妈”并无二致。 等到胡适十几岁的时候，冯顺弟坚持要从家中日益缩水的存款中取出钱来，支持胡适到上海念书。这一要求，立马遭到了各人的反对，胡适的叔伯兄弟都认为，胡家已大不如前，没必要花大价钱再送孩子去外地。 对此，冯顺弟据理力争，硬是给胡适争取到了求学的学费，胡适得以入读梅溪小学堂，接触到崭新的世界、崭新的知识、崭新的风气，成为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转折。 1910年，19岁的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官费生，有机会留学美国。消息传来，远在家乡的冯顺弟不胜欣喜，她写信嘱托儿子，出洋后只管专心求学，不必牵念家里。 只是胡适不知道的是，就在那一年，冯顺弟的父亲与弟妹相继离世，胡家也日渐衰微，产业荡然无存，几乎到了支持不下去的地步。 遭受接二连三打击的冯顺弟卧病在床，但她不愿意告诉儿子实情，只是请人拍了相片，做好了离世后，让儿子凭此悼念的准备。 庚子赔款留学生，胡适（立者二排左一） 在被病痛折磨之际，她反复叮嘱家里： “要是我去了，千万不要告诉穈儿。就像往常一样，每个月按时给他写信。等他学成归国，就把这些照片留给他做纪念，穈儿见到照片，就等于是见到我了。” 情深至此，足见一个母亲的格局。 在美国，胡适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一路读到了博士，学业异常艰辛，但能坚持到最后，离不开母亲给的安心。 幸运的是，老天并没有残忍地对待冯顺弟。 几年后，冯顺弟不仅身体痊愈，还等到了胡适留学归来、大放异彩的时刻。 最令人触动的是，为了支持儿子进一步的学术造诣，即便在家道中落的艰难时刻，冯顺弟也掏出八十元给胡适买了一部图书集成。 当时，一个教授的薪水还不到这笔钱的一半，两百元就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但为了儿子，冯顺弟“挥金如土”，毫不在意。 可以说，她以一个母亲最深沉的爱，为胡适架起了一座通往知识国度的桥梁。没有这样一位有远识的母亲，胡适一生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更别说在历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严厉的家教背后 是绵软的母爱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胡适有这样一位为了他的学业什么都愿意做的母亲，实在幸运。 殊不知，从小到大，胡适却十分惧怕母亲。 他曾在自传中提到，无论犯了什么错，起初多么嚣张叛逆，只要母亲“严厉地望一眼”，自己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不敢言语。 冯顺弟是一位聪明的母亲，很懂得在读书这件事上进行投资，多苦多难，也会想尽办法支持孩子求学。但唯有在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方面，她对儿子异常严苛，毫不松懈。 每天清晨天不亮，冯顺弟就会把胡适从被窝里唤起，然后帮助胡适思考与反省：“想一想，昨天有没有说错什么？做错什么事？” 在冯顺弟看来，自省是修炼自身品性的一条良好途径，孩子从小养成这个好习惯，有助于将自己的人格培养得更加完善健全。 但小孩总是小孩，总有管不住自己的时候。 一个初秋的傍晚，在门口玩耍的胡适身上只穿了一件小背心，被邻居看到之后，好心提醒了一句：“多穿点，小心着凉。” 没想到胡适随口回了一句俏皮话：“娘（凉）什么！老子不老子呀！” 引得人发笑，这句话，也刚好落在了冯顺弟的耳朵里。 当时，冯顺弟为了顾及孩子的自尊，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次日清晨照例的自省时间中，严厉地喝令胡适跪下，反思错误。 那是胡适第一次见母亲发这么大的火。 冯顺弟气得浑身发抖，她青年守寡，一力周旋于外人与亲族之间，还要看顾一大家子人，所有委屈都默默吞下。如今看到儿子拿没了父亲这件事来说笑，怎能不伤心？ “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 胡适晚年与长子、长孙 见母亲如此情状，胡适后悔不迭，急忙磕头认错，又以手覆面，痛哭流涕。可冯顺弟依旧不能消气，罚胡适一直跪到了晚饭前。 冯顺弟心里一直拎得很清，该宠爱孩子的时候就宠爱，付出一切也在所不惜，但该教训的时候，绝不心慈手软，唯有如此，孩子才会知晓，到底什么才是做人的底线。 只是自从那次体罚之后，胡适的眼睛因流泪过多进了病菌，害了一年多的眼翳。 冯顺弟教育孩子虽然经常动真格，但眼见着孩子生病，心里比谁都着急。 胡适的眼翳医来医去，总医不好，冯顺弟便衣不解带、茶饭不思地照顾着儿子，等到胡适恢复健康，冯顺弟又累得落下了病。 做母亲的，表面上再残酷严肃，心底依旧温软。再严厉的家教背后，无非是一颗盼着孩子好的心，它以母爱为基调，永不褪色。 宽容忍让却不输底线 做孩子最好的榜样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曾去拜访胡适，看到他与小脚太太江冬秀的相处模式，不由得感叹：“原来这世间还有这样一种情爱存在。” 胡适留美归来那年，接受了母亲的安排，迎娶了没读过书、裹小脚的江冬秀，两人在阶层、思想、文化上有巨大的差异，可胡适竟然终生都没有抛弃原配，反而在相伴相守的岁月里，与妻子发展出了别样的温情。 胡适与妻子江冬秀 提到江冬秀，胡适总是笑嘻嘻的，妻子喜欢打麻将，常把家里弄得闹哄哄，沉迷起来连饭也不好好做，胡适也不恼，只是旁若无人地钻研学问，放任妻子做喜欢的事。 谦和、忍让、宽容的智慧，不仅被胡适应用在婚姻中，也在胡适的朋友圈里发扬光大。 哪家文人教授在经济上有困难了，胡适总会想办法竭力支援，每次都像百万富翁签支票一样，把自己的存款预支给对方； 论战中，胡适曾被鲁迅批判得体无完肤，骂得狗血淋头，可当鲁迅文集要出版，需要胡适帮忙，他四处奔走，没有一句恶言。 久而久之，在民国学者的圈子里，大家都以成为“胡适的朋友”为荣，钱钟书感慨“从未见过比胡适品格更高的人”，季羡林在回忆录中称“胡适待人亲切，没有一点架子”，史学家罗尔纲则盛赞胡适有“厚德君子之风”。 而这份超好的人缘、超高的情商，其实也正是来自于母亲冯顺弟的言传身教。 冯顺弟待人接物的好脾气，是出了名的。 胡适的大哥嗜酒又滥赌，每逢年关，总有一大群债主守在胡宅门口等着堵人讨钱。 冯顺弟表面上平静如昔，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给孩子们压岁钱，只当不曾看见这些人。等到天快黑了，才去邻近的本家那里拿点钱，将债主们一个个劝走。 等大哥心虚地溜回家，冯顺弟不发火也不给脸色看，而是平和地招呼他吃年夜饭。将胡氏一家老小，在饭桌上照顾得妥妥帖帖。 在胡家，不仅儿子不让人省心，连儿媳也时不时要搞出点事情。胡适的两位嫂嫂，一个无能又不懂事，一个能干却气量窄小，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和冯顺弟这个婆母怄气。 稍有不顺意，她们就在家里黑着脸走来走去，把桌椅摔得咣当响。冯顺弟从不生气，儿媳妇的风凉话说得实在难听了，她便暂时离开，去邻居家休憩一阵，避免正面交锋。 胡适故居 许多年以后，胡适才领会了母亲看似软弱的忍让中，所蕴含的心胸与气度： “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 即便面对的是被家长里短与摩擦龃龉所包裹的琐碎，冯顺弟也努力拿出最大的热爱与包容来拥抱生活。这是一种凡人的英雄主义，也自然而然地影响了胡适，一个民国时代的谦谦君子，就这样在耳濡目染之中成长。 当然，退让也并不意味着毫无底线。 当胡适的五叔为了一点利益纠葛，在乡间四处造谣，说冯顺弟如何与人不检点之时，冯顺弟便立马请来族中有名望的长者，当面质问胡适的五叔，并请造谣者拿出证据来，非逼得对方赔礼道歉，她才作罢。 而胡适也像极了他的母亲，在人前永远温和宽厚，可在民族大义、自由真理的问题上，却丝毫不会妥协，哪怕是面对蒋介石，他也敢以一个随意的二郎腿，彰显文人的气节。 俗话说，三流的父母是保姆，二流的父母是教练，一流的父母是模范。在家庭教育方面，冯顺弟无疑是一流的父母，用自己的言行举止给孩子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能让成年后的胡适修炼得谦和有礼、温润如玉，同时又不媚权贵、不降志辱身，冯顺弟正是儿子生命中最尽责的摆渡人。 1918年，还不到50岁的冯顺弟因旧疾复发，回天无力，最终驾鹤西去。噩耗传来，举族上下莫不悲痛万分，哀哭难忍。 当时，还在北大教书的胡适都没来得及赶回家乡，见母亲最后一面。等到返乡之际，母亲早已入棺，音容笑貌，皆已随风远去。 悲伤的胡适在《先母行述》一文中，以“不朽”二字，奠定了母亲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胡适书札 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家庭教育是教育学的第一篇章，而在家庭中，母亲是最细致的、最有才干的雕塑家。” 无独有偶，蔡元培之母周氏、傅斯年之母李太夫人、钱穆之母蔡氏、郁达夫之母陆氏同样也是不识字的寡母，但从她们的教育故事里，却总能看到与冯顺弟十分相似的影子。 这些母亲是真正的教育家，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她们在生活的苦难面前坚强、坚韧，在孩子的教育中慈爱、温柔，本身就是孩子最好的导师，以一生的坚忍、善良和智慧，点缀了民国学界最耀眼的星空。 唐闻生的人物事迹贵州大学创建于1902年，是贵州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是贵州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是教育部在西部地区重点建设的14所高水平大学之一，历经贵州大学堂、省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贵州大学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为贵州大学。1951年，毛泽东亲笔题写校名。胡锦涛同志曾是我校数学系85级“名誉班员”。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停办，1958年恢复重建。1997年8月，原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贵州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完成第一次合并，2004年8月，在原贵州大学和原贵州工业大学基础上合并组建新的贵州大学。同年1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签署协议共建贵州大学（省部共建）。2005年9月被批准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贵州大学在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虽然校名几经更迭，校址几度变迁，历经沧桑，但百年传承，薪火相继，始终坚持以兴学育人为根本，以立足贵州、服务地方为己任，学校由小到大，由弱渐强，形成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凝炼了“明德至善，博学笃行”的校训，以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培养和孕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特别是贵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编辑本段]百年学府 初办大学堂 贵州大学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贵州大学堂”。上溯106年，让时光停留在公元1902年，亦即清光绪二十八年。 这年七月，一道从贵州府上呈的奏章摆在清廷光绪皇帝案前。贵州巡抚邓华熙在奏章中正式奏请设立贵州大学堂，拟以贵山书院为校址(今省府路贵山饭店左对面)，筹款修葺，扩充学舍，并拟定办学章程。此时正值清政府举办新政，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于是邓华熙的奏请很快就被获准。同年八月，“贵州大学堂”正式成立。邓华熙任命候补道尹嘉诏为监督，聘请周恭寿、廖杭等为教习。大学堂设备斋和正斋，备斋两年毕业，正斋四年毕业，以“实事求是，造就通才，兴学育人”为办学宗旨，由各府州县选送有科举功名的高材生入学，共招生120名。 1905年（光绪31年）前后，分两批派出20名学生赴日留学，由贵州大学堂教习（教师）周恭寿带队。这批赴日留学生中的尹笃生、周步瑛 、王佩芬等人回国后积极推进新学，并在贵州大学堂任教，成为了贵州大学早期办学的骨干力量。 “贵州大学堂”，作为我国早期创办的大学之一，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高等学府。“贵州大学堂”成立两年后，多次改名。1911年12月，贵州新巡防军的部队进驻矿业中学堂，强令学生提前毕业，1912年5月，矿中被迫停办，学生转入贵州省立农林学校(1916年改称贵阳甲种农业学校)。 重建获新生 1926年6月，周西成主持黔政，任命贵州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周恭寿为省教育厅厅长。周恭寿按“黔之振兴，教育为大”的一贯思想，建议尽快设立贵州大学。周西成接受周恭寿的建议，决定将贵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省立第二中学、贵阳甲种农业学校停办，以省立二中(今贵阳一中)为校址，于1928年3月成立贵州大学，周恭寿兼任校长。设经济、医学、土木工程、矿业专科和文、理两个预科。 正当贵州大学处于良好发展态势时，黔省政局发生剧变。1929年5月，周西成在军阀混战中战死，省城秩序顿时大乱，周恭寿去校长职，学生纷纷回家，贵州大学一度停办。1940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审议，行政院通过，决定先设立国立贵州农工学院，选定贵筑县花溪镇为院址(今贵大南校区)。农工学院农科设农林、农业化学、农业经济3系，工科设土木、矿冶、机电3系，并附设1先修班。10月，教育部聘任的院长李书田到校任职。 国立贵州大学 1942年5月，行政院决议成立国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院归并国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大学于农工学院外增设文理、法商两学院。文理学院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历史社会、数理和化学5系；法商学院设政治经济、法律2系。同年5月22日，行政院任命张廷休为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学校制定了“坚毅笃实”四字校训。至1948年6月，全校4个学院，16个系、1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 在国立贵州大学成立之前，不得不提一所学校——大夏大学。大夏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民国18年(1929)春，学生已超过千人，租房不能容纳，王自出白银6、7万两，贷款三十多万元，1930年建成占地三百余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婉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抗日战争开始，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后来第二联合大学恢复校名为大夏大学，并在花溪买下2000多亩田地作为校址。 在筹办国立贵州大学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打算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但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结果大夏大学离开贵阳花溪，远走赤水，成不了贵州大学的一部分。这也是国立贵州大学在国字号的高校中，名气比不上国立中山大学之流的缘故。 抗日战争后期，当日军侵占独山时，贵大奉命迁往重庆，当全体师生到达遵义时，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贵大师生于是返回花溪复课。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奖在上海接收的“敌伪”图书分发到各所高校，贵大获得四万多册。 解放后命运曲折 贵阳解放后，1950年10月，按教育部规定，国立贵州大学改称贵州大学。一年后，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贵州大学”校名。1953年4月，政务院任命赵凤歧为贵州大学校长。不久，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贵州大学除农艺系在原址独立为贵州农学院外，其余院系被调整到贵阳师范学院、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等校。 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在听取了不少省、区院系调整所产生的影响后，当即指示：每一个省，都应有一所综合大学，已调整掉的应予恢复。根据主席的指示，7月3日，省委决定在贵阳师范学院恢复重建贵州大学。设中文、外语(英语、俄语专业)、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8个系9个专业，8月正式招收新生721人。9月，省人民委员会任命原省教育厅厅长田君亮为贵州大学校长。贵州农学院独立设置 。 贵大恢复重建后，与贵阳师院分校。1959年，贵州民族学院并入贵州大学（1974年分离）。一个月后，贵州大学迁入花溪区新校址(现贵大北校区)。此时，全校共有教职工333人，全日制在校生1477人。 1997年，贵州农学院、贵州艺专、贵州农干院等并入贵州大学。 2004年8月，在原贵州大学、贵州工业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贵州大学。同年，教育部与贵州省政府共同建设贵州大学。 2005年9月8日，贵州大学经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三部门批准，与中国政法大学等11所高校进入211大学建设行列，贵州大学终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注解： 贵州农学院--1997年并入,但农学院系国立贵州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中老贵大(指建国前的国立贵州大学)余留下来的血脉农学系成立的,也就是说，在1953--1958年间，贵州大学的血脉依在，贵大的历史并没有断代。 贵州艺术高等专科学校--1997年并入,系原贵州大学60年代的艺术系分离出去建立的艺术高等专科学校。所以,贵州大学1997年的合并只不过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又重新抱在一起,是她失散多年的儿女回归贵大大家庭的怀抱 1953年院系调整背景为我国各行建设学习苏联模式,在高等教育上也不例外,仿照苏联实行专业类学科建设专业性大学,按艺术,财经,政法及工科分类,忽视综合性大学建设所以,国立贵州大学原属国家重点大学的现状,由于国家对贵州战略的忽视,将贵大法律系与其他如重大、川大法律系等合并组建西南政法学院。工科等当时有丁道衡等大师的地质、矿冶等强势专业并入重大，农学类并入西南农大，部分专业并入云南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具体调整为：外文系调入四川大学、工学院各系调入云南大学、地质系调入重庆大学、法学系调入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经济系调入西南财经学院，现今211的西南财经大学、中文、历史系并入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这是贵州大学重建工科实力大损的原因，这样的伤口虽但没有国家的重点支持，且长久的教育冷落愈合谈何容易） 1953年院系调整后的贵州大学，只保留原来农学系，在此基础上，在原来国立贵州大学的校址（今贵州大学花溪南校区）建立贵州农学院，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每个省有一所综合性大学是十分必要的，为此，贵州省成立了恢复重建贵州大学委员会，在花溪朝阳村（今贵州大学北校区）建立了贵州大学，直到1997年合并，南北区兄弟才走到一起。 试想想，一个已经建设好的大学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建设和沉淀，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大师的流失，行业地位的降低是无法弥补的，加上贵州的省情和国家这么多年的冷落，贵大复兴何易？ 所以，老贵大（指2004年8月前）历史沿革下来，工科建设相对薄弱，进入211工科实力相对欠缺，为贵州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千万贵州儿女的更好地，更公平地享受到更好的高等教育，为了更好地支持，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取得国家的大力支持尤其重要，贵州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整合贵州高等教育的举措，2004年8月，在原贵州大学、贵州工业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贵州大学。同年，教育部与贵州省政府共同建设贵州大学。因此，新贵大的成立，进入211，是她的所有组成，包括原贵工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新贵州大学的明天需要所有的贵大人的努力。[编辑本段]办学规模 学校现有普通本科教育21个学院(人文学院 外国语学院 法学院 艺术学院 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 理学院 农学院 林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动物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子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冶金工程学院 矿业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 ，1个继续教育学院、两个独立学院（明德学院 科技学院），还有一个人民武装学院，一共25个学院。3个公共教学部。现有全日制在校生32152人，其中普通本科生25053人，研究生4360人（博士生123人），外国留学生52人。建校以来，为国家培养了15万余名各类人才。[编辑本段]学科专业 学校现有农药学国家级重点学科，24个省级重点学科; 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植物保护)和3个国家重大项目博士后工作站，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6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3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及6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是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培养单位。 学校现有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112个，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等11大学科门类，专业总体布局与结构合理。建设了38个优势特色专业，贵州省示范性专业17个。其中，教育部批准的国家级特色专业6个，第一批：采矿工程、植物保护；第二批：林学、农林经济管理、材料科学与工程；第三批：汉语言文学、电子科学与技术。 贵州大学《液气压传动与控制》被批准为2008年度国家级精品课程，贵州大学《比较文学》被评为2008年度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贵州大学昆虫研究所教学团队荣获教育部2008年国家级教学团队，贵州大学被批准为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学校。[编辑本段]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2372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241人，硕士学位的教师 1001人。师资队伍中教授299人、副教授714人。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兼聘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7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4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科技人才4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8人，享受国务院和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12人，贵州省首批核心专家6人，省管专家60人，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50人；全国师德标兵、师德先进个人、优秀教师、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33人，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9人。[编辑本段]办学条件 现有花溪南、北校区和蔡家关等3个主校区，占地总面积2，824，8595平方米（42373亩）校舍总建筑面积9988万平方米，其中教学行政用房面积574100平方米。学校现有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教学与科研实验室146个，校内外实习基地207个，教学试验场1170亩，800元以上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价值30，1388万元，拥有一批性能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各类教学实验室配套完善，能较好的满足各类教学实验的需求。贵州大学图书馆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成员馆，现馆藏图书38131万册，电子图书16034万册，中外文电子文献数据库18个，馆藏量为贵州省各类图书馆之首,贵州大学日文文献馆馆藏规模名列全国高校前三名,贵州大学图书馆是贵州省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的核心建设单位和运行维护单位。我校是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贵州省主节点、贵阳市教育城域网中心，建立了覆盖全校9个校区的校园网，校园网光纤线路长达821对芯公里，网络出口宽带达到700兆，网络性能优良，形成了完善的校园网管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网络教学平台及教学资源中心、综合教务系统等多个应用系统在本科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有室内外体育场馆面积2102万平方米，其中标准运动场5个，建有省内一流的多功能体育馆——贵州大学体育中心一座（12，970平方米）。贵州大学体育中心百名学生配教学用计算机1587台、多媒体教室座位数5273个、语音室座位数987个。[编辑本段]科学研究 学校现有省级以上科研机构32个，其中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心）， 2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中心），4个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十五”以来，学校共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207项，其中，国家“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188项，省部级课题1019项；获省部级三等奖以上180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获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授权70项，出版学术专著212部，发表学术论文9673篇，其中被SCI、EI、ISTP收录595篇。2006年获全国高校科技创新先进单位称号。学校坚持以科技服务社会，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优势，通过理论研究、政策建议、项目咨询等形式，积极为地方重大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学校积极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学校公开出版《贵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艺术版）、《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和《山地农业生物学报》等学术期刊。贵州大学出版社是目前贵州省唯一的高校出版社。[编辑本段]教学改革与建设 学校始终坚持以教学工作为中心，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学校被教育部列为“人文素质教育创新实验区”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近年来，学校先后承担教改立项247项，其中国家级19项、省级87项；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项，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30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13项；开展了品牌特色专业和重点课程建设，有省级精品课程25门，校级重点课程101门；主编教材123部，获省级奖6部，入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7部。教务处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处”称号。[编辑本段]国际交流合作 学校积极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与合作关系，我校被设立为十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之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活跃，办学空间不断拓展，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亚太大学联盟组织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三年来，学校共派出300 多人次到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参加学术交流、进修和短期学术访问；共接待包括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D Negroponte）及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拳联主席吴经国，香港特首曾荫权等700 多人次来校参观访问；先后邀请了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lglitz），澳大利亚皇家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教授里奥纳多•林朵伊（Lenoard FLindoy）博士等在内的200多名海内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学。 2008年4月26日，教育部“第六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会议”暨教育部援外基地授牌仪式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章新胜副部长为贵州大学等10个教育部“教育援外基地”授牌。基地将配合教育部教育援外任务，发挥自身优势和特色开展工作，承担来华、出国培训项目，选派援外教师、建立援外教师人才库以及商务部等其他部委委托的援外项目。[编辑本段]精神文明建设 学校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设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努力创建良好整洁的校园文明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陶冶学生的高尚情操。近年来，学校先后荣获贵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教科文卫体系统先进工会组织”、“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等荣誉称号。1998年以来连年被评为全国、全省“三下乡”社会实践先进集体。2008年在贵州省高校首届“优美校园”评选中荣获一等奖。[编辑本段]现任领导 省委常委、党委书记： 龙超云 常务副书记： 赵明仁 党委副书记： 陈叔平 任钢建 郑元宁 冯晓宪 纪委书记： 杨伟民 校 长： 陈叔平 常务副校长： 封孝伦 副校长： 章迪诚 高克新 金道超 吴次南 宋宝安 陶文亮 助理巡视员： 谢田凯 陈加法 “明德至善，博学笃行”为贵州大学校训。“明德至善”，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大学的根本宗旨，首先在于透彻地了解和彰显内在人性固有的道德光明，然后必须转向社会民间作自立立人，即亲近人民并竭尽全力为之服务，最后则要通过个人修身与社会实践，使社会和人都臻于和诣圆满的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 “博学笃行”乃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治学的根本方法，出自《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思是必须广博地学习，审慎地询问，慎重地思索，明晰地辨析，笃实地履行，才能真正达到理想的学问境界和人生境界。前四句“学问思辨”，乃是致知的渐进升华过程；后一句“笃学之”，则指踏实的实践功夫。 只有通过知与行两个方面的不懈努力，才能在人生境界与学问知识上真正有所成就。歌词举二而涵盖五，当视为“学问思辩行”的全面概括。 “大地贮潜龙”，“潜龙”典出《易经乾》：“潜龙勿用”，意谓尚在黔省最高学府就学的莘莘学子，虽如潜龙一般专心向学， 有着无以限量的光明前途，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对祖国对人民作出巨大的贡献。如果说“潜龙”取意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么“大地”则既指黔中大地，又暗喻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全句大意是：黔中大地的贵州大学，为国家民族培养储备了无数的有用人才，他们像“潜龙”一样，既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又有“厚德载物”的品质，必将在不远的将来，为国家民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三段“明道济世，见贤思齐，报国为民志气同”。《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肖而内自省也。” 意思是青年学子进德修业，要担当道义，热爱祖国，胸怀天下，救助社会，服务人群，在报国为民的共同理想感召下，同心同德，志存高远。在学习过程中，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便要想着向他们看齐；看到缺点比自己多的人，便要时刻注意反省。全句大意是：要勇于追求人生的真谛，发扬光大真理（道）,要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 最后一段“眺望万千学子，江山处处旭日方东”。意思是登上黔中大地高高耸立的山脉，极目远眺，万千群山逶迤绵延，有似群龙飞舞，宛如无数莘莘学子立地倚天，汇成天地般的磅礴气势，共同奔向无限美好的未来。而一轮红日亦在此时从东方冉冉升起，照耀着祖国山河大地，无论人与自然，都显得更加朝气蓬勃，更加美丽娇娆。[编辑本段]贵大标识 贵州大学标识 标识说明： 1标识将贵州大学的简称“贵大”两个字组合在一起，体现了现代感、融合感和贵大的特色； 2“贵大”两个字运用了篆书的表现形式，体现了贵州大学的历史积淀； 3标志包含的专用字体、英文以及“1902”的数字传递了贵州大学信息； 4图形整体感强，醒目、易记。[编辑本段]贵大校训 贵州大学校训 明德至善 博学笃行 贵州大学校训体现了百年贵大追求真理、崇尚完美并且强调博学和实干，为国家民族不遗余力的精神底蕴。它和60余年前国立贵州大学的创始人张廷休先生确立的国立贵州大学校训“坚毅笃实”有着清晰的传承关系，又结合了时代赋予当今贵州大学的新要求，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起点更高，目标更为远。和老校训相比，虽然只增加了四个字，但内涵更加深厚、对传统文化理解更丰富，可谓“和而不同”。 校训中的“明德至善”取自《大学》卷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意思是大学的根本宗旨，首先在于了解和彰显人性固有的内在道德光明，然后必须亲近人民并竭尽全力为之服务，最后则要通过个人修身与社会实践，使社会和人都臻于和谐圆满的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这是做人、做学问的理想途径，也是中国文化人精神追求的最高的目标。“博学笃行”见于《礼记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儒家先贤做学问的方法论，它与“明德至善”珠联璧合：“明德至善”提出了终极目标，“博学笃行”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些至理名言两千多年来被推崇倍至，也为近现代中国高等学府所遵崇。所以，贵州大学的校训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新的理解和诠释。这是百年贵大宝贵的精神财富。 贵州大学将不辱校训，肩负起时代的使命，一路凯歌行进。[编辑本段]通讯方式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邮政编码：550025 电 话：0851-8292178 传 真：0851-3621956 Email：po@gzueducn Addres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China, 550025 E-mail： po@gzueducn Telephone：0851-8292178 常用电话 类 别 电话号码 本科生招生 0851-8292075 研究生招生 0851-8292217 人才招聘 0851-8292203 国际合作与交流 0851-8292213 校内住宿联系 0851-3627261 （北区双馨园客房 ） 0851-3621218 （北区学术交流中心） 0851-3851505 （南区生活中心） 0851-4732175 （蔡家关接待中心） 治安报警 0851-8292110 （花溪北校区） 0851-8298110 （花溪南校区） 0851-8115110 （蔡家关校区） 各校区通讯地址 校 区 地 址 邮 编 花溪北校区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贵州大学北校区 550025 花溪南校区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贵州大学南校区 550025 蔡家关校区 贵州省贵阳市贵工路6号 550003 茶店校区 贵州省贵阳市新添大道南段289号 550004 小关校区 贵州省贵阳市南垭路67号 550004 罗汉营校区 贵州省贵阳市罗汉营路14号 550001 沙冲校区 贵州省贵阳市沙冲南路8号 550002 太慈桥校区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溪大道北段242号 550003 香狮路校区 贵州省贵阳市香狮路200号 550003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创新发展思路，与时俱进，贵州大学制定了“十五”建设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力争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把贵州大学建成具有地区和自身特色,在西部地区达到同类大学的先进水平,对贵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教学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 该校在武书连《2006中国大学评价》编制的2006中国高校100强排名中名列第88位，其中农学排名全国第39位高分!关于出国留学的!领袖身边的才女翻译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唐闻生和外交部的另一位风云人物王海容作为优秀的翻译，几乎参加了这两位伟人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会见，在外交界乃至中国政坛崭露头角。她的倩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可以说见证了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时刻。1、三年轻松读完北外五年的课程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深造，在大洋彼岸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十余年。母亲张希先出身华侨世家，曾是燕京大学“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锋。他俩在异国结为伉俪。1943年春天，在布鲁克林区一家普通的产科医院，一位小女孩呱呱坠地，她就是唐闻生。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避免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唐明照挈妇携雏于1952年返回祖国，先后在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及民间团体任职。 唐闻生美好的童年是在纽约曼哈顿岛上的格林威治村里度过的。6岁那年，父母把唐闻生送进了纽约一所颇有名气的“小红屋小学”。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她却在这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直到今天，唐闻生仍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说：“那里教给我很多东西……” 回到刚获新生的古都北京，唐闻生错过了开学的时间，在家里呆了4个月。那时候，唐明照一家住在台基厂1号——现在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楼上是阅览室，唐闻生常去那儿独自看书。那些彩色封面、童趣盎然的儿童读物如《木偶奇遇记》等很快占据了她幼小的心灵，激起了她强烈的求知欲望。唐闻生的“师傅”冀朝铸（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驻英国大使）和太太汪向同新婚之初，曾与唐家比邻而居。当年唐明照在大洋彼岸时，和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第二年开春，唐闻生插入北京东城区明明小学三年级继续自己的初级教育。三年后，品学兼优的唐闻生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当1962年初夏唐闻生从这所有名的学校毕业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时，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清纯少女。 豆蔻年华的唐闻生轻松地拿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唐明照夫妇十分注重对女儿的教育。父亲曾给女儿借来很多苏联出版的英文读物：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等。每次出国开会途经莫斯科，唐明照总是买回许多足以令唐闻生欢呼雀跃的好书。故而当1962年夏唐闻生迈入“北外”美丽的校园时，她的英语水准在同龄人当中显得鹤立鸡群。 从入学一开始，唐闻生便成了学校各种联欢晚会、Party出场率最高的主角。唐闻生不费吹灰之力地用三年时间就读完了五年的全部课程——在一、三年级各跳了一级，让众多师生刮目相看。 早在6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就未雨绸缪，让跟随自己十余年的第五任英语译员冀朝铸多次到“北外“物色高级翻译人才。冀朝铸在“北外”校园一眼就看中了活泼可爱的英语系高才生唐闻生。2、总理勉励她赶上“师傅”冀朝铸1965年4月，浑身洋溢着少女青春风采的唐闻生，乘车来到外交部街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这辆大巴上，坐着许多分配到外交部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北外”毕业生，其中就有身材魁梧、孔武有力的前外交部副部长、现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的张德广先生。 唐闻生被分配在教育司翻译处英文组。她第一次在外事场合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是进入外交部不久，在芬兰驻华大使馆里。当时，周恩来应邀参加芬兰大使举行的一个宴会，总理译员冀朝铸同行。唐闻生所以能侧身其间，是因为芬兰大使还邀请了另一位中国客人——当时的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甘野陶先生，唐闻生是作为甘野陶的英语译员随同前往的。 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唐闻生这张新面孔：“你叫什么名字？”“唐闻生。”望着神采飞扬的总理，唐闻生红着脸回答，她有点不知所措。而记忆过人的周恩来立即想起先前冀朝铸从“北外”回来对唐闻生的介绍。“好好干，用两年时间赶上你的师傅！”周总理微笑颔首，指指身旁的冀朝铸对唐闻生说。3、第一次做毛泽东翻译就晕了过去1966年7月，毛泽东离开“文革”山雨欲来的北京。南下武汉。7月16日上午，乘坐快艇的毛泽东在武昌大堤附近下水，这是他自1956年以来第四次畅游长江。当毛泽东在长江里畅游的时候，却有两人与毛泽东的兴致截然不同。一是坐镇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他正为首都大专院校方兴未艾的“文革”派驻工作组而弄得焦头烂额。二是来武汉的外交部小翻译唐闻生，她因临时抽调担任毛泽东的同声传译而如坐针毡。7月9日，由大诗人郭沫若先生担任主席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隆重闭幕。稍后，参加会议的5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5个国家组织的观察员联袂南下，一路观光游览，来到武汉恭候毛泽东的召见。外交部为毛泽东的接见配备了3名翻译：法语翻译齐宗华、阿拉伯语翻译郑达庸和英语翻译唐闻生。“大腕”冀朝铸当时在湖南浏阳乡下参加“四清”，其他主力一时也分身乏术，这才想到让天真可爱的唐闻生临时“救场”。 乍一听，唐闻生的头像拨浪鼓，一个劲地摇个没完。她紧张害怕得要命。“主席的湖南话听不懂？没关系，廖承志、刘宁一都在场，可以提示……”她终于勉勉强强被说服了。 唐闻生与齐宗华、郑达庸一行星夜直奔武汉。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次日清晨，接见即将开始，齐宗华、郑达庸和唐闻生准备就绪、整装待发的当口，巨人毛泽东即将出现在眼前，一直在忐忑不安中的唐闻生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几乎晕了过去。“你可不能晕，不然就没人了……”大家急切地呼喊，她微微睁开双眼。又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胖墩墩的廖承志走过来轻声告诉大家：“主席不准备讲话了……”迷迷糊糊的唐闻生这才如释重负。然而唐闻生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吃一堑，长一智，她苦练译技，蓄势待发。1970年11月10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军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唐闻生担任主翻，这一回真的是“小丫扛大旗”了。当晚，在贵宾们下榻的东交民巷15号宾馆里，叶海亚·汗在与周恩来的首次单独会谈中，迫不及待地为尼克松传话。唐闻生也正是在此时正式开始参与解冻时期的对美事务。她是中美两大国从对抗走向缓和的见证人。冀朝铸的夫人汪向同女士曾经这样写道：“在此之后，中美之间进行了数次书面上的往来。这些书面上往来的翻译工作都是朝铸和唐闻生两个人搞的。除了朝铸和唐闻生之外，还有王海容以及极少数的领导同志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了有关工作。此外，再也没有旁人知道。这些情况直到中美正式建交之前都是绝密的。”4、感受伟人的宏大气魄唐闻生日后在与毛泽东的相处中很快发现，这位足以震慑众人的领袖其实平易近人，非常幽默。1970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于万众欢呼声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这是毛泽东对尼克松多次发出的美国要同中国和解信号的首次公开回应。但美国人对毛泽东的“秋波”未加理睬。毛泽东稳坐钓鱼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1970年12月13日的《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报道周恩来8月18日深夜在首都体育馆贵宾室接见他的谈话，题为《周恩来的谈话的第一部分》。毛泽东在新华社编辑出版的《参考资料》上获悉这条引起世界重大反响的消息后，非常重视，立即调阅全文。毛泽东突然临时决定会见斯诺，因为他对中美关系特别是尼克松访华有话要说。12月18日清晨5时左右，奉毛泽东之命，唐闻生匆匆来到斯诺夫妇的下榻处，唤醒了因熬夜而刚刚人睡的斯诺先生，将他带往毛泽东住处。 这一天，虽说毛泽东偶染风寒而身体不适，但是宾主谈笑风生。身着睡衣的毛泽东安详地坐在沙发上，他的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包括用早餐的时间在内，双方海阔天空的谈话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一直到午后1时。毛泽东强调说，“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 吃早饭的时候，毛泽东宴请斯诺先生，王海容、唐闻生作陪。毛泽东起立与斯诺热情碰杯。“毛主席万岁！”斯诺用中文说出自己的感激之情。“斯诺万岁！”毛泽东再次举杯，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LongliveSnow（斯诺万岁）！”席间气氛变得更为轻松愉快。接下来毛泽东又跟坐在自己身旁的王海容、唐闻生碰杯，然后戏谑斯诺：“我看你这个说了半天woman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妇女），你都不跟她们碰杯……”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斯诺倒也挺爽快，连连向王海容、唐闻生“赔罪”：“Sorry，Sorry（对不起）。” 早餐结束后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才切人了正题。毛泽东告诉斯诺：美国总统尼克松对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又不要公开，神秘得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说着，毛泽东还特别让唐闻生把笔记本递给斯诺过目，以示自己刚才所言的真诚。“我看我不会跟尼克松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常常用风趣幽默的语言来谈论严肃的话题。 高屋建瓴，纵论天下，世界风云囊括于中南海斗室之间。领袖与伟人那种曾经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的宏大气度魄力和不可名状的风采魅力，使唐闻生受到极大的感染。在此后的五六年中，她不止一次地有幸聆听这完全是一种享受的对话。5、基辛格开玩笑：“南希·唐可以竞选美国总统”1971年盛夏，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假道巴基斯坦秘密首次访华。唐闻生和冀朝铸轮流担任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英语译员。 双方落座后，基辛格很随意地对唐闻生说，很高兴能见到南希·唐。唐闻生惊叹美方的情报工作出色——当年她从美国回到祖国时才只有9岁啊！见外交部官员章文晋等人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唐闻生连忙解释，这是自己在美国的名字。基辛格幽默敏锐，学识渊博，精明强干。7月11日中午，叶剑英与基辛格一行在钓鱼台共进最后一次午宴，由于双方就《公告》措词、发表时间达成一致，两天来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宾主谈笑风生。基辛格开玩笑说，南希·唐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则不行，因为唐闻生在美国出生…… 尼克松访华举世瞩目。在严寒笼罩的首都机场，当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时候，着厚呢大衣的唐闻生就在一旁为他们作翻译。从此，唐闻生名声大振，她的充满青春朝气与活力的形象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和西方各种传媒中。6、唐闻生与暮年周恩来基辛格来访半个月前的6月21日晚上7时10分，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并宴请正在中国访问的《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西摩·托平夫妇、《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威廉·阿特伍德夫妇以及《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和夫人等一干美国报界人士。译员冀朝铸和唐闻生分别在周总理左右入座。 这是一次老朋友的聚会。托平是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先生的大女婿。出生在湖北襄樊的朗宁先生是传教士的儿子，从小由中国保姆带大。新中国诞生前，他是加拿大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后来出使奥斯陆。在加拿大没有承认新中国的情势下，朗宁与新中国首任驻挪威大使王幼平将军结为莫逆之交。曾多次访华的托平夫人是加拿大记者，积极推动中加建交。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就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托平先生和朗宁先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时候看到了旧中国政府已经垮台，那大概是1949年4月……” 周恩来深情地回忆壮年时期在南京度过的岁月后，感慨道：“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有那么自由了。”说到这里，他用开始出现寿斑的手指着托平、阿特伍德、基特利手里的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会见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宾主走向宴会厅。周恩来表示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多饮酒，“这种酒不上火，尽管你可以用火柴点燃它。”“喝了30年酒，我已经戒了……” 虽然周恩来事先声明戒了酒，宴会中他和美国客人还是一直互相敬酒，气氛热烈。“我要喝就真喝，决不装样了！”周恩来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唐闻生如坐针毡，她为总理的健康担心。宴会已经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大厅里的时针慢慢地逼近子夜时分。当周恩来端起最后一杯茅台酒时，唐闻生终于站了起来，当着众宾客的面，神情严肃地说：“总理，您不能再喝了！”但是酒兴未尽的周恩来不顾唐闻生的反对，一气干了这杯“最后的茅台”，然后转身向有点生气的唐闻生微笑致意。“劝酒”的小插曲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唐闻生的可爱和单纯。她的可爱的确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少来访的外国人士在评论唐闻生时都用了同一个英文单词：“sweet（甜蜜）。” 1971年，唐闻生加入了伟大的中国***，时年28岁。但是激动万分的唐闻生当时决不会想到两年后，在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并主持的中国***全国代表大会上，她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迄今为止，她仍是外交部现职官员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唯一女性。 唐闻生在外交部担任的最后职务是党组成员、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 中国唯一的英文大报《中国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起任中国唯一的一家英文大报《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后任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1999年任全国侨联会副主席。继承父辈事业唐闻生是新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英语译员之一。作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英语翻译。环球在线消息：2006年8月3日，在日本东京举办的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中，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驻日特约记者就举办这个论坛的意义等有关方面的问题采访到了参加会议的唐闻生先生。对于记者这一代人来说，唐先生是一个传奇。唐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先生的“千金”，唐先生在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说:“父亲是一位很正直的人,非常讲究原则，但又很讲道理。他的言传身教是我终生的财富。”唐妈妈张希先女士曾经是燕京大学未名湖畔“最漂亮的姑娘”，参加过一二九爱国运动，后来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成之后成为一名儿童教育事业的推动者。唐闻生先生出生于美国纽约，1952年随母回国，在父母亲的悉心教导之下，唐闻生先生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在中国70年代的外交史中，唐先生亲身见证了许多影响世界格局改变的重大事件。任过中国侨联副主席等职80年代以来，唐先生历任中国日报副总编，中国铁道部国际合作司司长，中国侨联副主席等职。几十年工作岁月的起伏，炼就了唐先生“她在丛中笑”的洒脱气度。作为经历过中日恢复邦交这个重要历史时刻的见证人，唐先生在目前中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和许多热心的有识之士一同为推动尽早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望着先生一头华发和一脸充满信心的笑容，怎能不让人感动和佩服。记者：唐先生您已经是第二次参加北京·东京论坛了，作为我国许多重要事件的历史见证人，在目前中日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否请您谈谈参加这个论坛的一些感受。渴望中日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唐先生：我不是中日问题的专家。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中日恢复邦交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出身在二战期间的1943年，我的父辈都经历过,反对过那场侵略战争。可是我们也清楚，即使是在最严峻的形势下，中日两国的人民当中始终存在着一股要求友好的暖流。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曾多次到日本的广岛参加有关反对原子弹的会议。很多与会的日本朋友都坚决反对再次发生战争。那时的日本政府对新中国抱有敌意，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日邦交始终不能恢复。然而，两国民间都有不少人坚持不懈地为中日关系尽早得以改善而努力。正因如此，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率团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对中日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令人非常兴奋的历史性重大事件，那些感人至深的历史场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自那以后，中日两国关系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就说你们这些留学生吧，两国为对方培养的许多留学生在学成之后，都担起了促进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合作桥梁的责任，一代又一代人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编织了纽带。正是由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在两国恢复邦交后不断发展，这符合中日双方的利益，是让两国人民都感到欣慰的事情。“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象我这个年代的人都记得当时我国***许多语重心长的话语。我们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也的确希望当初由两国人民共同构建的这种良性发展的中日关系能够长远地发展下去。在铁道部门工作时促使与日本建立友谊我个人从事对外工作在与日本朋友的合作中，也体会到或许是因为中日两国都同属于东方文明熏陶下的国家，所以我们会较容易了解对方的想法。如果双方能真诚合作，在工作中更容易出现事半功倍的结果。我曾经在铁道部门工作过十几年，那时候中日之间在铁路建设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许多日本铁道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参加中国铁路的建设。他们对我说，日本那时已经过了象中国这样需要大规模进行铁道建设的时代，而能参加中国的铁路建设，他们有英雄找到用武之地的感受。而日本铁道技术人员的真诚友谊，以及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让所有与他们合作过的中方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日关系阴云密布时认为可搭建民间平台不幸的是中日关系后来却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出现这种文化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许多年轻的中国朋友对此不能理解。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一小部分日本人不能够正确对待历史，把战犯当成英雄这也是一些成年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无法理解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人不能理解，受到那场战争伤害的各国人民都难以理解。由此而产生的愤慨，使一部分年轻人做出了过激行为，这又在部分的日本人中引起了反响。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中日关系的上空阴云密布。看到局面不断恶化，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媒体等方面的有识之士，认为有必要搭建一个民间的平台，通过坦率的讨论，探求促进形势好转的办法。于是他们搭建了“北京·东京论坛”这个非官方的公共外交平台。我对此深表赞同，两国的有识之士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包括互有分歧的问题，进行沟通，寻求共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会产生影响的。推动中日关系走出困境事实上这种影响已经表现出来。如果说去年在北京首次召开的北京·东京论坛还有一点尝试的性质的话，双方坦诚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使大家都受到鼓舞。这次在东京举办的第二次会议――东京·北京论坛，在规模，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比第一次论坛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既证明这个论坛办的成功,也反映出中日民间都对中日关系突破目前的局面有所期待。北京·东京论坛去年首次举办的时候有一个举办10年之约。我相信10年后，当大家回首论坛的作用和影响时，会对中日间的有识之士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而感到欣慰。因为他们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推动中日关系走出困境，健康发展，这不仅符合中日两国各自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对铁路工作还是很有感情的唐先生：我曾经在铁道部门担任13年国际合作司司长，虽然于1999年离开了这个部门，但我对铁路工作还是很有感情的。中国的铁路现在正处于大发展的时期，铁路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和主要运输方式。目前我国铁路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不相适应，因此中国铁路不管在路网还是技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需求。中国的铁路建设需要有更大的发展，在这一发展中含有广泛的国际合作的空间。日本在铁道建设方面有非常精良的技术和产品。因此我个人认为，中日两国在铁道建设方面是有许多合作潜力的。当然，良好的技术转让会有利于促进合作，比如我国铁道部门购买了日本川崎重工的2个60列客车时，就是如此。目前中日关系被形容为“政冷经热”，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政冷”，所以中日的经济关系并没有达到它应能达到的高度。如果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能够好转的话，两国在铁道建设等方面的合作空间会更大。这有待中日双方共同努力。记者：我知道唐先生曾任中国侨联第六届副主席之一,您本人也出生在华侨世家，我想您对广大的海外同胞会有特别的感情，请您和在日华侨华人分享一下您的感受。我向推动中日友好的新老华侨华人致意唐先生：借此机会，我愿首先通过贵报向广大的在日华侨华人问好。谢谢大家为建设新家乡和故乡、以及发展中日友好所做出的贡献。许多老一辈的在日华侨华人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日友好的事业，他们的精神让我很感动。新一代华侨华人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日两国的共同发展和中日人民的友谊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我向新老华侨华人致意，希望他们事业发达，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回国时，欢迎同中国侨联和各地侨联联系。侨联永远是华侨之家。姜建清个人简介你好。 首先来说，出国留学语言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你可以选择在国外学习，但这会比较费钱。而你现在刚刚初中，还有三年的时间够你准备，所以还是建议在国内学好语言，一般考到雅思6分，就能被欧洲、澳洲的大学录取，如果你打算去美国的话，就要考托福。 保证金方面，欧洲除了英国外大都比较便宜，具体价格如下 英国 （学费+生活费）120%，三年制大学本科至少准备80万，存在直系亲属名下，存款会冻结半年，大使馆会调查资金来源 挪威 相当于10万人民币的挪威克朗/美金/欧元汇入学校帐户，学生入学后，此费用全部退还给学生 丹麦 1万美金存款证明，存在本人名下，冻结3个月 芬兰 7500美金存款证明，存在被人名下，冻结3个月 爱尔兰 30万人民币左右，要求存期一年 荷兰 无须保证金 德国 到Deutsche Bank（德意志银行）北京有办事处开户，把担保金存进去，银行会给开证明。读语言需要7220欧元 法国 10万左右，银行开存款证明，存款徐在本人名下，冻结三个月。存期三个月，最好半年。 比利时 6000欧元存款证明，存款在本人名下 生活费用方面 英国：伦敦消费是最高的，一个月至少1000英磅 挪威：一年5、6万 丹麦：一年5、6万 芬兰：一年5、6万 爱尔兰：一年6万以内 德国：7万到10万 法国：5万到7万 荷兰：7万以内 比利时：6万左右 （以上费用未注明为外币者，均为人民币）（所涉及国家，除德国、法国、挪威、以及部分比利时高校，均为英语授课）申请大学除了上面说的语言成绩外，你还必须要有高中毕业证，高中的平均成绩也有一定影响，尽量高。但国外大学本科不会管你在国内上的文科理科，但是一些学校会到中国来考试，理工科专业的考试会涉及一些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大约也就是高一的水平，甚至更低。另外还有个别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挪威要求学生有高考成绩或者大一以上在读才能申请他们的本科。 关于你说的你那个同学的姐姐，25岁就能读硕士这是很正常的。即便在国内一般也是19岁高中毕业，23岁本科毕业，25岁能考上硕士在读。而国外大学本科一般是3年制，硕士2年制，25岁硕士毕业也是正常的，英国有很多硕士课程只需要一年就可以完成。你的朋友读的应该是3+2课程（3+1+1），国内3年拿大专毕业证，国外读1年硕士桥梁课程和1年硕士课程。这种一年制硕士已经存在几百年了，不是想象的那种垃圾课程。 关于出国怎么住，其实者都不是问题。在国外会碰到的事情很多，那时候就不能把老爸老妈喊来帮忙了，所有事情都要独立解决，合租独住各有各的好处和坏处，主要还是看你的性格和与你周围人的关系吧。现在考虑这个还太早，最重要的是，从现在起到到你申请大学前的准备工作——语言，平均分！ 出国应该注意的嘛这个问题就比较深奥了，文化、饮食扥等各个方面都有差异啊，不过你完全可以不在乎这些，洋鬼子也是人，和他们也是很好打交道的，当然你要多交流，世界上那里都是这个道理，呃。。。要注意的出来了，就是多和同学交流，锻炼语言，也能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社会，对上学期间的生活，和未来就业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关于学则学校和专业，首先来说，国外的大学都是宽进严出，有些大学还会有淘汰率，所以你要不是非常优秀的话，建议别选那些名牌大学，这和国内不一样，进了大学一定能毕业。进入所谓的牛校，一是压力会很大，二是被淘汰的话，几年的钱和时间就都打水漂儿了。选择一些名气没那么大的高校，也是不错的，欧洲高校的教育水平普遍很高。 专业方面文科相对理科难度大一些，主要原因是文科阅读量比较大，用英语去阅读，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有些不便之处的，理科无论如何公式、计算等等都是世界通用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辅助理解课上内容。不过别怕，你选择的专业，用点功应都没问题，很多中国学生在国外学习文科商科，一样都是很多优秀的。 本科期间在国内读也是可以的，只是你选择的专业千万不要是英语相关的，这个专业，在国外根本不算是专业，等本科毕业出去读研非常难选择专业，只能局限在教育、传媒等等几个专业，国外研究生都要求相关专业才可以。比如国内的外贸英语、商务英语等专业，本来商业、贸易的课程学了很多，但是偏偏是有英语两个字，这些课程等于白学，将来出国还是很难选择商业外贸等专业。 呵呵，写了这么多，不知道能不能对你有帮助，你现在刚刚初中，能努力的时间还很长，加油吧！！！ 99容闳是谁？姜建清，一位在中国金融界享有盛誉的领导者，以其年轻且卓越的成就在银行业界脱颖而出。作为中国工商银行的现任行长，他以其对资本市场的深刻洞察和务实策略，为QFII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积极的建议。姜建清在1970年，年仅17岁，便投身于上山下乡的运动，在江西农村务农，并在河南煤矿工作了三年，这段经历为他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回到上海的姜建清开始了与银行的不解之缘。他深知提升自我价值的重要性，边工作边学习，于1984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随后又分别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得了深厚的金融理论知识。他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1993年起，姜建清的职务逐步提升，从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到上海城市合作银行行长，再到工商银行的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直至2000年接任党委书记、行长，他的职业生涯稳步上升。在2010年，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显示了其在金融政策制定中的重要角色。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姜建清担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他的领导力和专业素养赢得了业界的认可。2009年和2011年，他连续两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银行家”荣誉，这无疑是对他在银行业务和领导力的极高肯定。2012年，他当选为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进一步证明了他在国内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扩展资料姜建清行长，男，汉族，管理学博士，生于1953年2月，1970年参加工作。2000年2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行长不仅有着多年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同时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小泉进次郎履历　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字达萌，号纯甫。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咸丰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后加入美国籍。咸丰五年（1855）回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在洋行任职后，自营商业，旋投入师夷自强的洋务运动。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1860年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向洪仁玕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颁定教育制度等建议七条，但“未敢信其必成”，对太平天国任事坚辞未受。同年容闳随美国两传教士到金陵游历，和太平天国运动有了一次正面的接触,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治二年（1863），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以同知候补江苏。1865年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1870年(同治十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1875年(光绪元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由于对洋务派失望，1882～1894年又侨居美国。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时，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并向张之洞提出筹款购舰以长期对日作战的计划。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与维新派密切往还，变法失败后避居上海租界二十四年参加变法维新活动，旋逃出北京。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后仍与国内各派改革力量联系，渐趋支持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2日，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请记住在1847年的这一天，他经海路来到了美国。容闳著有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原版系英文，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81、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商务印书馆1915年中译本(恽铁樵、徐凤石译)标点重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检索字典，“父”的一种字意是对大事业创始者的尊称，如国父、氢弹之父、原子能之父。这么说来，容闳便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拓荒者。100多年前，容闳写了本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所载留学创制之事甚详，却无一字自诩称“父”。可见容闳称“父”是他称，不是自称。容闳有自知之明。 　　容闳出生在珠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1847年，容闳被好心的布朗夫妇带往美国深造，先读预科，再考大学，成为“耶鲁大学的中国第一位毕业生”。1854年11月，容闳回国，志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原来他日后名垂青史的“幼童留美计划”，一出校门就揣在怀里。但此后十年，这事儿他提都没提过。 　　因为他首先要谋生。先给洋人当秘书，再赴香港做译员，三在海关充职员，加起来不到一年，三个职业，全都辞了。容闳自责：“长此见异思迁，事业或如幻影。”于是改做茶叶生意，就是茶叶贩子，将甲地的低价茶，到乙地高价贩卖，不料又遭遇土匪，“神经受到震动”，得了重病，治了两个月才见好。不禁幡然悔悟：“我志在维新中国，自宜大处落墨。要是让土匪给宰了，岂不轻如鸿毛。整天为赚几个茶叶钱奔走于途，我的大事业岂非如水中捞月。”忽有一日，友人传话，说驻军安庆的湘军领袖曾国藩要召见他。容闳问：曾国藩找我做什么？友人说，当今之世，举凡全国人才之精华，如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全都汇聚曾国藩总督幕府，如今已有百人之多。容闳问：要我去做什么？友人说，总督想建造一家洋机器厂，知道你曾留学美国，想派你去美国考察洋人工厂，采购洋人机器，以为我用。容闳明白：他的幼童留美计划，此次拜谒曾国藩，还是不能提，他要在官场立足，必须“首先能恰合总督之意见”。容闳于是欣然接受曾国藩的派遣，再次赴美，办完采购机器之事回国，官授五品，已是1865年春，距他留学回国，过了11年。　　容闳没想到，做了五品官，还是不能直接对朝廷说话，在大清政府，只有官居四品以上，才有奏事权。容闳就想方设法，与江苏巡抚丁日昌交上朋友，请他把一道奏请幼童留美的条陈，呈上朝廷。丁日昌说，朝中没人帮你，上折子也淹了。于是先把折子转呈有“开明派首领”之称的大学士文祥。没想到，文祥恰逢“丁忧”，就是父母死了，当官的儿子要卸职回乡服丧。那就等他复职后再说吧。盼星星，盼月亮，3个月后，又来了消息：文祥也死了。容闳“心灰意冷，希望灭绝”。这样一晃又是6年。真是否极泰来，1870年春，一天晚上，容闳已睡了，丁日昌却径入其室，唤醒容闳：“幼童留美的事情，曾公已奏上朝廷。”容闳大喜过望，“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3年前，丁日昌便将容闳的幼童留美建议向曾国藩做过汇报，曾国藩说“再等等”。他等什么呢？原来，中美两国虽有外交，官派留学，却无条约依据。不料，一个美国人把这个条约给弄出来了。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后，清廷请他出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中美双方批准条约换文的时间是1869年11月23日。曾国藩在3个月后便将派遣学生留美之事奏上朝廷，“可谓速矣”。慈禧皇太后批复：“依议钦此！” 　　1872年夏，容闳组织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渡洋赴美，中国留学史大幕开启，曾国藩却不幸于一年前的1871年冬去世。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容闳此言，实以曾国藩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时人允为公论。如今荣膺此衔者却只有容闳一人，所谓历史盖棺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容闳”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可是对于正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子来说，它却是一个不得不记住的名字。因为，一百多年前，正是因为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第一次向中国人表达敬意此后，由他主持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又让国人第一次得以平视西方教育，受其教益。　　容闳的家乡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年仅7岁的容闳被送到了澳门一家由澳门英人古特拉富夫人主持的教会小学念书。因为学英文，11岁的容闳曾在稻田里背诵英文字母。1843年，容闳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香港，并更名为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1847年，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布朗因病归国。18岁的容闳跟随布朗老师到了美国，进入著名的大学预科学校——孟松中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　　1849年，容闳高中毕业，他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选择要么继续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进入爱丁堡大学，承诺毕业后当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耶鲁大学——孟松中学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容闳选择了后者。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　　早在上大学时，容闳就梦想着让国人如他一样接受西方教育。在他后来的自传里，他写道“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直到1870年春，他恳请向美派遣留学生的奏折才经曾国藩转达朝廷，并最终得到批准。此后，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负责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1872年，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1875年，最后一批学生抵达美国。　　在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中，很多人都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他们的成就见证了容闳的历史眼光，也成为了他对祖国母亲最好的报答。　　1912年容闳逝世于美国，终年84岁，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繁荣富强，还劝身边两个孩子回到中国去。美国《纽约时报》等报刊评价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他的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与同样毕业于该校的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肖像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编辑本段]往事略集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 School）学习。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 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 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　　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　　中国历史的进程。 [编辑本段]幼童留学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人，家境贫寒，1835年，7岁的容闳无钱读书，只得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去上学。1842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业绩，将这所学堂更名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更让容闳头痛的是，他的数学老不及格，常常做题到半夜。可贵的是容闳有惊人的毅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始终刻苦学习。　　为了让身体能顶住超强的负担，他挤时间去锻炼身体，尤其喜欢去踢足球。他一身中国乡村打扮，将长长的辫子盘到脑顶，在足球场上东挡西杀，引起同学们的阵阵喝彩。不少美国朋友赞誉他是“传奇式的足球英雄”。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为选派留学生出国而扎实工作。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前后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容闳的理想总算变成了现实。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对出国留学视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后的三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不过，由于容闳的执著，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你对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巴顿，朱可夫，隆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元帅或将军知多少？小泉进次郎的学术生涯始于1988年4月，他进入了关东学院的六浦小学，自此他的教育之路都在此展开。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他都继续在关东学院就读，直至2004年3月，他从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部顺利毕业。之后，小泉进次郎的学术与职业发展迅速提升。2006年5月，他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部的硕士学位，同年6月，他加入了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担任研究员，进一步积累了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在学术与研究领域积累了一定经验后，小泉进次郎步入了政界。2007年9月，他成为众议院议员小泉纯一郎的秘书，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2008年9月，小泉纯一郎宣布退出政坛，明确指明小泉进次郎作为他的接班人，预示着小泉进次郎的政治生涯即将开启新篇章。2009年8月，小泉进次郎在第45回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凭借自民党候补的身份，在神奈川11区成功当选，正式进入国家政治舞台，标志着他的政治生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扩展资料小泉进次郎，1981年（昭和56年）4月14日出生，日本政治家，众议院议员。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出生。父亲小泉纯一郎为日本前首相，兄长为演员小泉孝太郎。曾祖父又次郎（通信大臣）、祖父纯也（防卫厅长官）、父亲纯一郎（首相）、进次郎四代皆为世袭政治家。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880－1959），美国陆军上将，战略家。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一战中任作战处长、军参谋长。战后曾任潘兴将军的副官、本宁堡步兵学校副校长。二战期间任陆军参谋长，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美军和美英联军的重大战役计划。1944年12月晋升五星上将。战后曾任国务卿和国防部长。　　艾森豪威尔,美国第34任总统，陆军五星上将。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在步兵团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参与坦克部队的训练工作。战后，毕业于指挥参谋学校、陆军军事学院，1933年任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的副官，1935年随麦克阿瑟去菲律宾任助理军事顾问。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陆军参谋部战争计划处长、作战处长，主张美国应以欧洲、大西洋为主要战略方向，主力应集中使用于欧洲战场。1942年任欧洲战区美军司令，同年11月起先后任北非和地中海盟军总司令，指挥盟军在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登陆。1943年12月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1944年6月指挥美英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诺曼底登陆战役。随后向德国本土进军，12月晋升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善于把多国的庞大武装力量合为一体，协同行动。德国投降后任美国驻德国占领军司令。1945年11月任陆军参谋长。1948年2月退役后，一度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1952年出任北大西洋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1953～1961年任总统，任内大力扩大核武器生产，加速发展战略空军，推行“大规模报复战略”。著有《远征欧陆》(1948)、《受命变革》(1963)等书。　　乔治·巴顿（1885年——1945年），美国著名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非、地中海和欧洲战场屡建战功，被誉为“血胆将军”。　　1885年11月11日，巴顿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毕业于私立维吉尼亚军事学院，从事军人职业。巴顿在少年时就学会了骑术，19岁被保送进入西点军校接受高等教育。因数学成绩欠佳，多读了一次一年级，但巴顿依然雄心勃勃，相信自己是命中注定的伟大人物，所以，他经常鞭策自己：要变成要人，受人赏识，受人喝彩。他热爱体育运动，对足球、田经、击剑等都很擅长，特别是击剑方面颇有盛名，并认为“这是最好的宣传。”在这种出人头地的心理和目的的指导下，他不断发奋图强，从不懈怠。他曾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只要今天我能伟大则明天受苦而死我也甘心。”　　巴顿把杰克逊的一道训诫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不让恐惧左右自己”，他认为这是军人能够勇猛无畏的根本因素。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虽然勇敢，但在危险面前并非毫无顾虑。于是他经常有意地锻炼自己，向恐惧心理挑战。　　1909年巴顿从西点军校毕业后，被派往芝加哥附近的萨里州堡的一个骑兵部队服务，任命为少尉。1910年，他与比阿特丽丝结婚，比阿特丽丝是麻省富商之女。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生有一男一女。1911年，巴顿被调到华盛顿附近的梅叶堡服务，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里可以使他和政府中的要人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他曾临时充任过陆军总参谋长伍德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侍从官。　　1912年，奥林匹克项目中增加了一项叫做现代五项全能运动的军事项目。1915年，巴顿自费到斯德哥尔摩去参加比赛，拼命去夺取胜利，凭借顽强的毅力，他终于在43名竞赛者中获得了第5名，成为美国正规军中表现最出色的一个。随即，他到法国去旅行，按其夫人比阿特丽丝的说法是度第二次蜜月，而巴顿却以几个星期的时间在骑兵学校深造剑道。这种努力使他获得“剑道大师”的头衔。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顿要去法国参战的请求未被批准，便调往布里斯堡，在潘兴指挥下的第八骑兵团任职。在这里，他的军事生涯达到了第一个高峰。1916年，他随潘兴到墨西哥干涉农民革命，颇出风头，得到潘兴的赏识，成了潘兴的副官和亲信。1917年4月17日，巴顿随潘兴到了法国。他感到在将军的参谋部里工作虽然很荣幸，但这里却与墨西哥大小相同，在美国远征军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巴顿不仅干不成大事，还显得十分拘束。9月初，巴顿去见潘兴，请求调到战斗岗位上去。此时，正值潘兴要设法组织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之际。他对巴顿说：“我提出两个职位供你选择，一个是去指挥一个步兵营，一个是去组织坦克部队。”巴顿选择了后者。　　巴顿作为第一个奉派参加坦克兵种的美国军官，首先去参观了英法两国的坦克训练中心，以便使自己熟悉此种武器的性能和用法，然后写出一份详细的报告，他当时的主要思想还是用坦克支援步兵，以便突破对方防线。1918年初，巴顿在南格里斯开办了一所训练坦克、战车人员的学校，并用当时法国的轻型坦克将其所训练的人员编成一个旅，他本人也由少校升为中校。在圣耶布尔会战中，巴顿率领两个坦克营参加，表现出勇往直前的精神。战后获得勋奖，由中校晋升为上校。1919年，巴顿凯旋回国，被派往米德堡坦克训练中心。在那里，他结识了西点后期同学艾森豪威尔，两人对任何将装甲兵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机动兵种，进行了见解一致的讨论，然而1920年的国防法案改组了美国陆军，把装甲兵的位置摆在步兵之下，并降低了正规军官的军阶。巴顿被降到少校，回到骑兵部队任职。之后的20年间，巴顿在夏威夷和美国本土担任过十几个不同的职务，并被送入骑兵学校，指挥学校和陆军大学深造。　　1940年7月，55岁的巴顿回到装甲兵，出任第2装甲师的装甲旅长，不久升任第2装甲师的少将师长。1942年初，美国宣布正式参战，巴顿便升任为第1装甲军军长。由于他熟读兵书，精通战史，对富勒、利德尔·哈特、吉德里安等提出的新的作战理论也还比较了解，所以，他对装甲兵在作战中的运用有独特见解。随着战争的发展，巴顿预见到美国军队有被派往北非和中东作战的可能，便在美国南部开办了一个沙漠战地训练中心，对其人员进行严格的训练。7月间，在决定执行“火炬”作战时，巴顿被选派充任美军战役集群司令，率部在卡萨布兰卡地域登陆，占领了法属摩洛哥，并担任了驻摩洛哥的总督。1943年2月，在突尼斯战场上，轴心国军队在隆美尔的指挥下发动反攻，美国第2军溃败，艾森豪威尔立刻调巴顿接管第2军，挽救突尼斯败局，并授予恢复美军士气的重任。巴顿到任后，即下令整顿军风军纪，规定每个军人必须随时戴钢盔、扎绑腿，连护士也不例外。不到一周，即把他的战斗精神贯注到部队之中，在他的指挥下，该军在以后的作战中勇猛顽强，战绩卓著，与英军配合歼灭德意北非军队25万人。巴顿被士兵称为“顶呱呱的鼓气人”。不久，他升任中将，把军长的职务交给了副手布莱德雷。7月调任美国第7集团军司令官，在英国亚历山大将军的指挥下，配合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登陆，攻占了巴勒莫等地。巴顿作风粗鲁，曾因两次殴打士兵引起美国军内和国内舆论的反对，在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人的保护下才幸免撤职。　　1944年1月，巴顿乘飞机离开非洲，前往英国接受第3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在这之前，因为殴打士兵的事件，许多人是反对把一个集团军交给巴顿的，但艾森豪威尔深知巴顿的战术天才，还是选择了他。巴顿到任后，便进行“大君主”作战的一系列计划准备工作。战役开始，联军地面部队在蒙哥马利统一指挥下，布莱德雷的部队于6月6日登陆并确保了滩头阵地。盟军在这次战略性战役中共出动各型舰艇9000余艘，飞机1．37万余架，总兵力达287万余人。巴顿的部队于7月集结在柯腾丁半岛上。为了打破在灌木墙地区的战争“静态”，7月25日开始发动“眼镜蛇”作战。这个突破性的作战，很适合巴顿的军事天才。其实，这个突破性的作战计划正是受到巴顿1944年设计的一系列大胆计划的影响而做出的。这个计划的实施，导致了“霸王”作战名垂青史的胜利。　　“霸王”计划开始执行，巴顿的任务本身是向西攻占不列坦尼地区，但是，他的进攻精神和运动战速度终于把局部的突破变成了全面性运动战，迫使德军全面撤退。到8月4日，巴顿指挥的部队已经向鲁昂进击，占领了雷恩，抵达富热尔，并继续向瓦恩挺进。但是艾森豪威尔对巴顿的战绩和创造的良机并不兴奋，认为这只不过是早熟的果子。他感兴趣的是果断而持续地进攻地维尔周围的中央战区的陆军，并将其消灭，使之无法退却到齐格菲防线。巴顿理解最高统帅的意图，拼命地进攻。经布莱维雷同意，8月13日进攻到阿金坦一线，三天之后向东进至寒纳河，堵住了残余德军的退路。随即，联军再次发动进攻，巴顿趋向巴黎与奥尔良之间的缺口。他用半个装甲师作矛头，一路不停，8月底到达缪斯河上。9月间，在补给和燃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渡过莫斯里河并攻占南锡。10月停止进攻一个月，11月8日，再度进攻，不久即进至齐格菲防线。12月22日，他带领三个军向巴斯通进攻，与被困的美国伞兵师会合。接着，又经过一个月的进击，抢先渡过莱茵河，长驱直入德境。此时，德军已全面崩溃，不久，联军便与苏联军队会师。这时，巴顿已是四星上将。　　欧洲战场结束后，巴顿由于反对肃清纳粹余孽政策而引起轩然大波，被免去第3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到有名无实的15集团军充当司令官。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战史写作任务。　　1945年12月9日，也就是巴顿预定退休返回美国的前夕，突然在一次车祸中负伤，经医治无效，于 12月22日死去。　　巴顿是美国历史上颇具个性的一位将领。他热衷战争，为此熟读兵书，钻研军事历史；他思想敏锐，对新技术和兵器及其在战斗中的运用刻意探求；但由于在战略特别是政治战略上的浅见，作风的粗暴与骄浮，他备受非议，即使在战时也是几经沉浮。尽管如此，他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年生于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在今卡卢加州朱可夫卡区)农民家庭，俄罗斯人。　　1918年参加红军，在骑兵服役，先后任排长和连长，参加过察里津保卫战。　　1919年加入***。　　1920年毕业于骑兵训练班。历任骑兵营长、副团长、团长和政治委员。　　192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指挥员训练班。　　1930年任骑兵旅旅长。　　1931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3—1940年先后任顿河哥萨克第四骑兵师师长、第三骑兵军军长、第六骑兵军军长、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远东第一集团军司令。曾在哈勒欣河指挥对日军作战。　　1940年6-12月任基辅军区司令，参加了苏芬战争，同年升为大将。　　1941年1-7月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副人民委员兼苏军总参谋长。　　1941年6月起为苏军统帅部成员。同年10月任西方面军司令，指挥保卫莫斯科战役。　　1942年8月任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人民委员和副最高统帅，10月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统一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3年指挥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围困。　　1943-1944年先指挥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进行科尔松-谢甫琴科战役，后又指挥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二方面军在白俄罗斯作战，把德国法西斯军队逐出苏联国土。　　1944年11月起指挥白俄罗斯第一、第二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追击德军，于1945年5月攻克柏林，5月8日代表最高统帅部接受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1945年6月至1946年3月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　　1946年-1955年先后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敖德萨军区和乌拉尔军区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1955年2月至1957年10月继布尔加宁任苏联国防部长。　　1941年-1946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52年10月至1953年7月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3年7月起为苏共中央委员。　　1956年2月至1957年6月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957年6月-10月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1957年10月因他企图“取消党、党中央和苏联政府对武装部队的领导和监督”，被解除党、政、军一切领导职务。　　1937年12月至1958年3月为第1-4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958年3月退休，1974年6月18日病逝。著有《回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