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皇家采购与供应学会（Chartered Institute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英文缩写为CIPS，具有80多年的历史，是全球最大的采购与供应专业组织，也是国际采购与供应链行业的研究与认证中心。1992年，英国女王授予该学会皇家宪章，以表彰CIPS对世界采购与供应行业的专业贡献。CIPS认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得到世界五大洲的120多个国家的认可和采用，也得到众多国际专业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的广泛认可，并得到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认可，如英国伯明翰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2022版CIPS4级课程科目2022版CIPS5级课程科目2022版CIPS6级课程科目CIPS课程学习规划CIPS课程试听CIPS专业资格考试采用全球统一标准，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统一评卷，最后会员取得全球统一证书。并且学员在一个国家注册后，可根据需要在另一个国家继续参加考试，即可以在全球二百多个考点选择或更换适合自己的考试中心。CIPS4级考试李四光简介丁西林（1893—1974），原名丁燮林，字巽甫，泰兴县人。1893年9月生于黄桥镇。父亲丁仲培受“新学”思潮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丁西林入学前，其父即为其廷聘塾师何卓甫（西林的姨兄）执教于家，何比丁西林年长，秀才出身，写得一手好字，文章也做得漂亮，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言情小说，与郁达夫有过书信往来。丁西林在家读了几年书后，入本镇崇实小学（今黄桥小学）。其时，何卓甫既是校长，又教他的国文，对丁西林后来走上创作道路有一定影响。 1905年，丁西林小学毕业，父亲将他送往南通州中学继续学习。丁西林自幼读书用功，尤其喜爱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西厢记》等等。对金圣叹的批语读得尤为认真，这大大提高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能力。 1910年，丁西林中学毕业后，考入清政府交通部在上海开办的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学习，1913年毕业。 黄桥是个千年古镇，大户人家崇儒重教，读书蔚然成风。清末，留学风气渐起，丁文江、朱履先、成谷采先后去英国、日本留学。丁西林受其影响，于1914年夏赴英，在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17年获理科学士学位。同年赴德国、法国学习语言，随后又到伦敦大学做物理研究工作，1919年获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学位。留英期间，为这过语言关，他广泛阅读英文书籍，通过阅读萧伯纳、高尔斯华绥、易卜生等著名戏剧家的作品，开始对戏剧发生兴趣。 1920年，丁西林同李四光、唐危等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廷聘回国，到北大任教。丁任物理系教授，主讲物理学等课程。他治学严谨，深受学生爱戴，不久即任理预科主任。 当时，几个稿科研的朋友合编一本综合性杂志，也想登点剧本。他们知道丁西林喜欢戏剧，就怂恿他写戏，就这样丁西林走上了戏剧创作道路。 1923年，他一鸣惊人，发表了独幕话剧《一只马蜂》（《太平洋》第四卷第三号）。这是一个写恋爱的戏，它揭露了当时社会的虚伪风气，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也嘲弄了吉老太太这类半新旧的人物。戏的结构精巧，语言机智幽默，不时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为“五四”后的现代剧涂抹了别开生面的色彩。 《一只马峰》的问世，宣告了我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上的一位新的剧作家的诞生，在中国剧坛引起极大反响，也激发了丁西林的创作激情，使他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他又创作了独幕话剧《亲爱的丈夫》、《酒店》（根据凌步华的同名小说改编）。这两个剧分别发表于1924年《太平洋》第四卷第八号和1925年《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三期。 1925年3月《一只马蜂》在北京上演，好评如潮。侍桁著文说：它的上演是中国新剧在舞台上最初的成功。同年五月，它的第一本独幕剧集《一只马蜂及其它独幕剧》由现代评论社出版。 1926年1月，标志作者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的代表作独幕话剧《压迫》发表于《现代评论》一周年增刊。这部戏较《一只马蜂》的喜剧更浓，台上的戏更足，具有更深广的现实意义。它揭露了当时社会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矛盾，嘲弄顽固的房东太太，赞美机灵的男女房客，鼓励无房者彼此同情而且联合起来，用巧计压倒有房者，鼓励一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抵抗压迫者。该剧1935年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被洪深誉为大革命时期“创作喜剧中的惟一杰作”。 4月，丁西林当选为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 这一年，丁西林当李逸女士结合。李逸是太平天国领袖韦昌辉的后代。太平天国失败后，为躲避清政府的搜捕，韦氏改姓为李。李逸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好容貌端庄秀丽，读过女子师范，颇有才华。丁西林以友人介绍，与其相识，十分同情她的遭遇，二人遂结伴侣，直至白头偕老。 同年，中国戏剧社成立。丁西林同邓以蛰、闻一多共同负责出版委员会工作。 1927年，丁西林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之邀，赴上海筹建物理研究院，并任该所研究员兼所长，直至抗战胜利后。其间曾三次代理研究院部干事。之所以为“代理”，是因丁西林认为总干事要与行政院、财政部打交道，这些事既非其所长亦非其所愿，蔡院长只得接受这个意见，让他代理。 对丁西林业余时间从事文艺创作，科学界有不少朋友并不赞许，甚至责备其“不务正业”。但文艺界的朋友如沈从文、杨振声却极力鼓励他写戏，甚至劝他改行。丁西林这位文艺界的“票友”终于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先后又发表了独幕话剧《瞎了一只眼》、《北京的空气》。 1931年，《西林独幕剧》由新月书店出版，收有丁西林创作初期的六个剧本。虽然由于作家长期从事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生活面比较狭小，加之时间、条件的限制，影响了他从更广阔的范围去反映无比丰富的现实斗争，所以这六个戏大多限于表现知识分子和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新与旧的矛盾，反对专制的封建思想，嘲笑虚伪的社会风气等，与当时的人民革命事业尚存一定的距离。但这一组妙想天成、谐趣横生、别出杨杼、独树一帜的的作品，不仅足以代表丁西林早期创作的主要成果，也是我国现代话剧创作中的一项重要收获。即使在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五四”运动以后社会生活的某些变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日军进攻上海，物理研究所及其实验工场被迫陆续迁往昆明、桂林，但仍有部分留在上海。抗战期间，丁西林经常奔波于“孤岛”与昆明、桂林之间，备极辛劳。面对伟大的民族斗争，丁西林的视野逐渐扩大，密切注意当前形势，所以他抗战时期的作品，要比初期作品更接近现实，更倾向革命，这在他思想上是一个新的发展，也是一个坚持进步的民主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发展。 1939年，丁西林创作了独幕话剧《三块钱国币》，这是他抗战期间所写的第一部作品。他在这篇独幕喜剧中，尖锐地讽刺了刻薄自私、蛮不讲理、欺压女仆的吴太太，以及趋炎附势的警察，歌颂了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青年学生杨长雄。这个戏不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社会意义方面超出他的前期作品，而且它布局的精巧，对话的富于巧智，都给观众以美的享受。李健吾说：“《三块钱国币》是‘五四’以来，老作家丁西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出独幕好戏——而且是话剧方面有数的喜剧中的最好的一个。” 同年，丁西林还创作了四幕喜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该剧以1939年的上海为背景，描写汉奸的妻子、儿女反对汉奸，离开上海到后方去的一段故事。它热烈地歌颂了抗战期间青年的进步和觉悟，表现出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卖国分子的憎恶。这部戏在作者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从这部戏可以看出作者开始从身边琐事的描写，走向对国家、对民族命运与前途的热忱关注。 1940年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丁西林赴香港治丧。他十分悲痛地说：“在蔡元培先生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二十年，从未厌倦，从此失去良师。”为纪念蔡元培先生，他写了四幕喜剧《妙峰山》，由桂林戏剧春秋月刊社出版。次年，由上海剧艺社演出。 《妙峰山》以西南某地为背景，描写妙峰山寨主抗日英雄王老虎逃脱国民党的陷害，回到山上组织扩大抗日力量的传奇故事。它真实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摧残一切抗日力量的阴谋和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爱国热忱。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思想随着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他进步的政治倾向和乐观精神，双以前更加明显了。 丁西林的多幕剧，虽然保留了独幕剧的喜剧风格，但结构上却远不如他的独幕剧来得严谨。 丁西林早就计划着如何尽快地将他所创设的实验工场，特别是其中的光学仪器实验室的工作转移到反侵略战争上面来。1941年，这个计划终于实现，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在香港建立一个光学仪器厂，生产军用光学仪器。协议明确要用物理研究所仪器工场的设备和人员，由英国出经费共同经营，丁西林兼任董事长。丁西林经过半年的筹备，当工作稍有进展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汪精卫得知丁西林在港，立即派人通过占领香港的敌军把他和他的家属劫持到广州，并且亲自拍电报“邀请”。想逼他到南京就职。丁西林作为一个剧作家，对于这出先礼后兵的“戏”是非常敏感的。经过周密的安排，他摆脱了敌伪的严密监视，巧妙化装，只身逃出魔掌，到达桂林时，他身边只剩下一只大烟斗。汪精卫立即露出原形，将丁西林的夫人李逸及儿子克刚、大宇、大同等人当作人质投入广州监狱，长达两年九个月之久。 1942年，丁西林在桂林继续主持物理研究工作。次年，桂林沦陷，丁西林将物理研究所迁往重庆。 1945年6月，丁西林应苏联科学院邀请，与郭沫若一起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二百二十周年庆祝大会。12月，《妙峰山》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47年，丁西林辞去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赴青岛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旋又兼任理学院院长。同年，《西林独幕剧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收有七部独幕剧。 1948年4月，丁西林应台湾大学借聘，任该校理学院院长。未几，台大有人反对校长庄长弓聘用“亲共”的丁西林任理学院院长。9月，丁西林返回青岛山东大学原任，直至解放。 1949年9月全国解放前夕，丁西林应周恩来之邀，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商建国大事。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月底，丁西林同丁玲、吴晗、沙可夫、许广平、赵树理、曹禺等赴底苏联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大会。 11月，丁西林任文化部副部长。此后历任对外文委副主任、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职，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文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剧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印友协会长、中非友协会长等职，他还是全国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丁西林并没有因繁忙的政务和外事活动而停止创作。58岁时，他心跃技痒，又一次拿起了笔，在戏剧领域里作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索。自1951年至1963年，他共写了八部剧作：三幕古典歌舞剧《雷峰塔》、五幕古典歌舞剧《胡凤莲与田玉川》、舞剧《牛郎织女》、七幕舞剧《老鼠过街》、六幕话剧《孟丽君》、四幕话剧《一个和风细雨的插曲》、独幕剧《干怀》、四幕话剧《智取生辰纲》。其中《牛郎织女》发表于《舞蹈》1959年4月号，《孟丽君》发表于《剧本》1961年7、8月合刊号，并在缅甸上演，获得好评。其余六部戏，因种种原因未能刊出亦未搬上舞台，1985年收入《丁西林剧作全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为了帮助青年剧作家提高水平，1962年，丁西林在一次关于话剧语言的座谈会上倡导：由前辈剧作家、剧评家每人选一篇话剧名著，不分古今中外，加上观点立场正确的金圣叹式的批语和解释。这个倡议得到戏剧界的拥护。他自己则带头做这件事，翻译了英国巴蕾的《十二镑钱的神情》、麦斯菲尔德的《上了锁的箱子》和箫伯纳的《一代天骄——拿破伦》等三部名著，并以眉批和总批的形式写了评论意见。这种做法受到广大文学爱好者特别是戏剧爱好者的欢迎。 丁西林的探索精神还体现在其他领域。1935年，丁西林对中国传统乐器笛子进行改革，由物理研究所仪器工场制出新笛，把原来的六孔七声音阶，改为十一孔平均十二律，扩大了乐器的音域，并在《科学画报》著文《新笛》。为之介绍。 早在解放前，他对汉字改革就饶有兴趣，出任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工作以后，更是身体力行。他第一个提出了“笔形查字法”，即把汉字的第一种基本笔（“横”、“竖”、“撇”、“点”、“折”……）给一个号码，再按笔划书写次序把笔划号码连起来，就成了一个几位的数字。应用这种方法可以做到“见字知号，按号找字”。现在这个方法已被“计算机中文信息笔形编码法”所吸收。 丁西林既是物理学家，又是剧作家，还精通文字，毛泽东和周恩来很赏识他，称他为“多面手”。 建国后的二十多年间，丁西林多次率领中国友好代表团、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越南、柬埔寨、阿尔及利亚等亚非国家，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友谊与文化交流。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丁西林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迎来送往，不辞辛苦，艰苦地维持对外文化联络工作，使之不致中断，更是难能可贵。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岛象猝发，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都送了花圈。 丁西林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一位有独特风格的喜剧作家，在独幕剧的创作方面成就尤为突出，被誉为“独幕剧对手”、“喜剧大师”、“东方的莫里哀”。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和观众的喜爱。195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办了“丁西林喜剧创作晚会”，由焦菊隐执导，演出了他的独幕喜剧《一只马峰》、《压迫》、《三块钱国币》和多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为纪念“五四”六十周年，北京上演了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一只马峰》、《压迫》。1938年七八月间，北京人艺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台类似京剧折子戏的话别片断、短剧同台演出，并在8月5日中央电视台八套“流金岁月戏剧博览”中播映。剧目为曹禺的《日出》、《雷雨》片断，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片断和丁西林的独幕剧《三块钱国币》。丁西林作为我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名字将永远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作者 | 任芳言人物简介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地质力学的奠基者。1931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历任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69年当选中国***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生写下数百万言140余篇（部）科学论著。创立地质力学，创造性地将地质学和力学结合在一起，提出构造体系新概念。运用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在指导煤田预测，寻找多金属矿、稀有稀土金属矿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提出的关于古生物化石的分类标准与鉴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建立的中国第四纪冰川学，为第四纪地质研究，特别是地层划分、气候演变、环境治理和资源勘查等开拓了新思路。1956年4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到北京地质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作报告，主题是《地壳运动问题》。其间，李四光将一个金属球套在自行车车轮的辐条上，当车轮旋转加速时，金属球从中心向边缘滑动，当转速变慢，金属球则从边缘滑向中心。用这个例子，李四光想说明一个道理：地壳垂直运动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变化影响。“那时整个屋子都是学生、老师，前排还有些苏联专家。”时隔63年，如今86岁的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东旭告诉《中国科学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先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毕业留校，从事构造地质教学的初心，可能就源于此”。李东旭的人生轨迹真的因此而改写：听完报告第二年，他发现了李四光所说的旋卷构造。之后，李东旭当面向李四光汇报此项工作。其实，有许多人像李东旭一样受到了李四光的影响。他们在地质道路上开拓创新，使新中国的地质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而这，正是李四光之心愿。1950年，李四光几经辗转从欧洲回到南京。谋篇布局 绘制地质蓝图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国科学院。60岁的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命之时，李四光正从欧洲秘密回国。次年5月，李四光抵达北京。与周恩来总理畅谈近3小时后，李四光接下了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任务。地质工作要服务好国家经济建设，要紧的任务有哪些？地质人才要交给怎样的单位培养？当时全国的地质工作者仅有两百多人，为征求意见，李四光给他们每一位都发了信。陆续收到回信后，李四光于同年8月提出全国地质机构要设立“一会、二所、一局”：“一会”即中国地质工作计划调配委员会，“二所”即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一局”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1952年前后，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为解决国内地质工作者稀缺的问题，在李四光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先后成立，南京大学等院校增设专科班，9所地质技术学校也开始筹办。1952年，地质部正式成立，李四光任部长。随后几年，地质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地科院）等相关专业研究所也陆续投入建设。尽管这一时期工作任务很繁重，李四光还是亲自参与了北京地质学院的筹备工作，并兼任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所长、地科院下属地质力学研究所（下称地质力学所）所长。他还建议扩建中科院原新生代研究室，即现今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全国性的地质博物馆、资料馆和图书馆也在这一时期完善扩建。据统计，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临近尾声时，地质部门共勘探出71种矿产，其中64种获得储量，我国地质工作队伍已有20余万人。这一切与李四光的努力密不可分。1924年，李四光和女儿李熙芝（李林）。独辟蹊径 创立地质力学李四光对地质事业的贡献不仅是组织工作，他还创立了地质力学，首次提出将力学理论引入地质构造和地壳运动研究中。1920年，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李四光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次年，在研究中国华北地区石炭二叠纪地层时，李四光找到了一种纺锤形古生物化石，并为其命名。仔细研究其演变过程后，李四光确定了一个现象：我国东部的石炭二叠纪地层中，北方以陆相沉积地层为主，而南方地层以海相占优势。这反映出海水从地球两极到赤道反复进退的现象。李四光想到，这可能与地球自转速率变化有关，意味着不只是水圈，大陆运动也可能受地球自转速度变化的影响，组成地壳的岩石也会留下相应的痕迹……就这样，地质力学的萌芽破土而出。之后，李四光开始留意寻找区域性构造现象间的相互关系，比如“皱巴巴”的乌拉尔山脉。山脉东西两侧是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大平原，它们的南部边缘被构造复杂的弧形山脉包围。“好像一条长蛇，南北蜿蜒，这不能不说是欧亚大陆中一个突出的奇异现象。”李四光多年后在地质力学进修班上回忆，那时他已找到三大构造体系中扭动构造体系中的典型之一 ——山字形构造。但李四光没有立刻下结论，他决定到实践中检验这种概念能否行得通。在他看来，这些形变现象是地壳运动的陈迹，是“实实在在的东西”。1928年前后，李四光在南京、镇江一带发现了宁镇山脉和茅山山脉形成的构造形式与乌拉尔山脉及其南部山系形成的构造体系相符。之后，广西台地、长江中下游等地的山字形构造相继被发现。1941年在厦门大学演讲时，李四光首提“地质力学”，1944年，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一文中，李四光这样解释“地质力学”：“涵义为应用材料力学之原理，并就岩层变形后其所受应力分配之现象，以解释地质构造。”次年他在《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一书中，正式提出“地质力学”的概念。此后，《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地壳运动问题》等一系列著作相继问世。1962年，《地质力学概论》正式出版，一套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矿产资源勘查、环境和自然灾害评估等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50年代前后，国内地质院校授课以苏联教材为主，中国自己的教材不多。而李老的著作在一些传统搞地质的人看来是‘天书’，若无力学基础不易理解。”李东旭介绍。1954年，李四光发表了《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这篇文章让李东旭深受启发。1969年的全家福。前排左起李夫人许淑彬、李四光，后排左起，女婿邹承鲁、女儿李林、外孙女邹宗平。殚精竭虑 培养地质人才读本科时，李东旭就常阅读李四光的文章。毕业后，李东旭作为年轻教员留校，1957年——听完李四光报告后的第二年，他在房山县牛口峪发现了李四光所说的旋卷构造。李东旭发现，这种构造现象与传统教科书里标明的直线构造不同，岩石呈扭曲、转动构造。“这种现象课本上没有，也没有其他中国人关注，这是个新概念，野外很少人看到。”之后带学生在湖北宜昌做地质填图时，李东旭以李四光1926年留下的资料为参考，完成了黄陵背斜核部空白区地质图，并进行地质力学解析。这项工作得到时任北京地质学院副院长马杏垣的重视，之后，马杏垣推荐李东旭考取研究生，师从李四光的学生孙殿卿，并建议他向李四光直接汇报。1962年，在地质力学所会议室，听罢李东旭的工作汇报，李四光兴致颇高。他夸奖李东旭工作仔细，又针对研究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滔滔不绝一直讲到了午饭前。后来，马杏垣接到孙殿卿的电话，才知道这是地质力学所成立以来，李四光头一次因为汇报工作进行这么长时间的讲话。1962年，首期地质力学进修班在地质力学所开办，全国地质部门、主要地质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研究者聚集到一起，由李四光亲自讲了几节课，介绍了创立地质力学的原因、地质力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现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教授周济元是首批学员之一。周济元还记得，为阐明岩石力学性质及其变形，李四光拿出许多野外采集的卵石，边讲边给大家看标本。“他讲得深入浅出，我们也觉得很新鲜，都听得很认真。”地质力学进修班共举办了3期，153名学员毕业后，大多回到了原工作单位，成为科研或教学骨干。从1920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到先后开设3期地质力学进修班，李四光一直为中国地质人才的培育呕心沥血：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中国笔石古生物学与生物地层学奠基人之一许杰、中国第四纪冰川学奠基人之一孙殿卿、石油地质专家康玉柱、地质力学家陈庆宣……这些名字响当当的科学家都曾是李四光的学生。“我们不但需要掌握地质学各部门最先进的理论，而且还必须经常总结自己的实际经验，从而把指导我们工作的主导思想，提高到更高的理论水平。”李四光曾如是勉励地质人。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与世长辞。人们在他床头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与世长辞，这是在其床头发现的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李四光和他的时代——李四光书信简集》）人物生平●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街下张家湾。●1910年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同年回国后在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1913年，经黎元洪推荐，赴英留学，并于1917年通过伯明翰大学学士考试。●1920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8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任所长。●1931年，被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36年，《中国地质学》完稿，交伦敦杜马·摩尔第出版公司出版。●1949年10月19日，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1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1952年，地质部成立，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1956年，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成立，担任主任委员。●1958年，被授予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在北京参加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地质力学研究室更名为地质力学研究所，兼任所长。●1959年，在青岛疗养时开始《地质力学概论》的写作。●1962年，举办第一期地质力学进修班。●1965年，根据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连任地质部部长。●1971年4月29日病逝。5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李四光逝世消息，称他“为中国的地质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记者手记与李四光有关的记录太多了。即便不搞地质研究的外行人，李四光的名字也是从小听到大。在**、话剧和小说里，他是大地赤子，是摘掉中国贫油帽子的关键人物，做任何事都饱含激情、满腔热血。但这样一位人物，本身是怎样的？他有怎样的性格？他爱怎样的穿着打扮？从传记、书信资料堆里爬出来，这些问题让我心生好奇。我联系的采访对象中，83岁的周济元先生和86岁的李东旭先生都因工作与李四光有过直接接触。从他们口中得知细节后，李四光的形象变得更具体、更接地气——他是一位永远风度翩翩、衣着得体的科学家，而且话语亲切，不让人感到疏离。李东旭用“很斯文、很文质彬彬”形容李四光。或许和早年在英国的留学经历有关，在他的印象中，“李老从没有大声说过话，也没有做过很夸张的表情”。李四光还深谙男士穿搭法则。李东旭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你看看李先生的照片，是不是服装总是那么规整？”的确，无论中山装还是西装夹克配领带，他永远衣着得体、仪表整洁。有一张李四光年轻时抱着年幼女儿的照片，他穿白衬衫，打深色领带，西装夹克和西裤剪裁得当。年迈时，李四光在一张与家人的合影里，穿一件款式经典的交叉领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如果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一位这样的老先生，也不免会心生敬畏，更何况是李四光这样的人物。周济元曾在1962年到北京地质力学所参加第一期地质力学进修班。“刚开始我们不太了解李四光，我们刚毕业没好久，畏惧心理是有的。”周济元回忆。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李四光是“很平易近人的一位老先生”。当时李四光已经73岁，住在地质力学所附近的小院子里。在这里上课、生活，周济元和学员总能见到李四光，而且，因为课后要讨论问题，谈自己的想法，他们有时会到李四光家中请教。如果学员提一些新问题，或与李四光的想法不太一样，李四光也会鼓励他们。周济元曾向李四光汇报有关结构面力学性质分类和鉴定的新想法。“只要你找到依据，能区分开来，他就赞成。我们每次从李先生那里出来，都觉得很有精神力量，他对我们有新想法也很鼓励。”周济元说。让周济元终身难忘的还有一件事。一天傍晚，周济元和学员吃完晚饭，正要出去散步，遇到了从外面开会回来的李四光。看到散步的年轻人，李四光让车子停下，喊他们上车。在车上，李四光问周济元等人近期的学习情况、吃住好不好、有哪些想法或意见。“我们觉得李老这个人名气很大，但很平易近人，他很热忱，鼓励你好好学，鼓励你创新。”周济元总结道。说不完道不尽，李老堪称“真性情”。（邹宗平供图）《中国科学报》 (2019-12-17 第4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