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近代中外关系和上海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与太平天国时期捻军之外的其他民众起义相比，上海小刀会起义自爆发以来就受到了较多的关注。本文就所见资料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状况做一简要回顾，成果主要以大陆的出版发行物为主。 一 上海小刀会起义除存在于晚清官方文牍中外，早在起义期间，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周报—《北华捷报》和英国伦敦布道会在香港创办的新闻杂志性的月报—《遐迩贯珍》，就对起义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从1853年9月到1855年3月，《北华捷报》刊载的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文字资料，约有16万字，其中有原件现已失传的小刀会本身布告和信件，比较详细的战况报道，英、法、美三国侵占海关和租界的经过，中外勾结联合镇压起义的详情等。《遐迩贯珍》从1853年第3号起到1855年第4号止，对作战双方的情形，也多有报道。这两份报纸的报道，成为研究上海小刀会的政治、军事情况以及他们与太平天国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上海小刀会起义6天后，有人提笔记其“本末”，所记为1853年8、9、10三个月中起义军各方面的情况。该文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对起义前上海地方政府谋求应对措施、起义后小刀会施行的政策措施、起义军发布的一些告示、起义军的重要***、起义军的活动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被后来的研究者屡屡引用。作者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上海小刀会“七党之人，各怀意见，令出多门”，若被“绝其攻取之望，则进无所得，退无所掠。鱼游釜中，烹而食之，必矣”。[1]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觉其分析切中要害。 进入民国以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进行了较多较自由的研究，对上海小刀会的研究显得薄弱。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见于综合性文史刊物《逸经》（第26期）所载的几篇文章。其中两篇由简又文译自《北华捷报》，分别是罗孝全的《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和晏玛太的《小刀会占据上海目击记》，均为资料性的文章；徐蔚南的《上海小刀会乱事的始末》简略地叙述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经过。 1949年至1978年期间，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上海小刀会的事迹和人物作为传奇故事的主角，频频出现于文艺作品中，受到反复歌颂，同时学术研究也开始起步。1953年，王天奖发表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始末》，对起义的全过程作了简略而全面的论述。其后，元甫研究了起义军的组织，认为上海小刀会的“基本群众是流入都市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领袖人物多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和破产农民”。“小刀会依天地会传统，志在反清复明，一切悉遵明代制度”。[2]后来的研究表明他的观点还可商榷。 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太平天国胜利进军的影响下发动的，学者们认为，上海小刀会对太平天国表示了极大的信赖和尊敬，热切希望得到太平天国的支持和援助，积极争取归顺太平天国；但是太平天国对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拒绝加入，还是主动争取？萧一山等认为太平天国拒绝刘丽川小刀会加入；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曾经主动地争取刘丽川小刀会的加入，曾经做过企图赴援刘丽川的准备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军事形势使得太平天国不可能出兵东援上海”。梁任葆则认为太平天国对小刀会“没有给以援助和积极争取”，罗先生特别强调的军事形势“只是客观的困难，而不是决定性的原因” ，“主要的应该是出于主观愿望，这才是问题的实质”。郦纯又对梁任葆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罗尔纲的结论“基本上可以成立”，而梁任葆的“太平天国没有积极争取刘丽川等参加”的意见“缺乏充分的根据。”[3] 双方各持己见，没有达成共识，这一问题遂被暂时搁置。 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曾标榜过“中立”。杨同余揭示了侵略者“中立”的真相及中外勾结的过程，认为在“清政府没有完全满足侵略者的要求”时，侵略者保持“中立”是“等待观望形势的发展”；1854年4月4日“泥城之战”后，“帝国主义控制了上海海关，攫取了租界的行政、司法、征税等特权”，遂抛弃“中立”，因此“泥城之战”是中外“勾结的一个转折点”，7月11日工部局的成立是“勾结的完成”，11月22日“英、美、法协议建筑界墙则是外国侵略者公开干涉起义军的开始”。[4] 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资料的整理和汇编。195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经过多年的辛勤工作，编成《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撰者将资料分门别类地进行编排，共有六部分：一，小刀会起义文献。这是小刀会领导者发布的布告、告示等，有一部分因为原件已失，由《北华捷报》的英文回译而来；二，小刀会起义期间的记载和战况报道。这部分的内容主要译自《北华捷报》和《遐迩贯珍》；三，清政府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档案资料，包括探报、禀报、奏报、上谕、书信等类清方文件；四，外国侵略者干涉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档案和记载。这部分内容汇编了外国人在华的所见所闻以及外国人所著的书中有关上海小刀会的论述；五，其他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资料。这部分的内容来自地方志和清代文人笔记；六，上海附近各县人民起义资料。这部分内容收集了地方志和私人文集中的有关记载。书末并附有大事记、译名对照表等。《汇编》的面世，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1965年，方诗铭出版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内容涉及上海小刀会起义从筹划到失败的全过程。该书讨论的一些问题深化了对上海小刀会的研究。比如，关于上海小刀会的源流，作者认为，“上海小刀会是从福建传到上海来的，属于天地会的支派之一”，“福建小刀会是1849年或1850年福建华侨陈正成在厦门创立的”。关于起义军余部的斗争，认为潘起亮所部首先到达天京，参加了太平军，为太平天国战斗到最后一息；另有一支先加入江西天地会，后也辗转加入石达开部太平军；留在嘉定县坚持斗争的起义军，在太平军进军上海时，英勇地起来响应。到达海上那部分起义军的斗争行动，对太平天国也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5]这些斗争史实的廓清，使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过程呈现得更加完整。 十年浩劫，严肃的学术研究遭受扭曲，学术界对上海小刀会的研究也陷入了停滞。由此观之，1978年之前的研究尚属于起步和初始阶段，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史料的整理和对起义总体过程的论述方面，方诗铭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1978年之后，学术研究恢复了春天，对上海小刀会的研究也逐步走向全面深入，史学界就一些问题展开了争鸣。 1980年前后，因台湾学者卢耀华的文章引发了对“上海小刀会起于何时”的讨论。卢耀华认为“上海小刀会是由广东小刀会承袭而来，刘丽川是上海小刀会的创始人，创立的年代在1849年至1851年”。方诗铭则认为“1849或1850年，小刀会在厦门重建后，很快就传入上海，其创始人当即是李仙云”。郭豫明认为“上海小刀会是由广东小刀会承袭而来”之说“证据似不足”。[6]多数学者也都赞同方诗铭的意见。 上海小刀会起义当日起义军曾采用的“义兴公司”的名义发布告示，关于“义兴公司”的性质，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方诗铭、刘修明认为这是闽南小刀会在建立过程中吸取了东南亚某些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因素；黄嘉谟认为自1877年起，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的天地会为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压迫，便摹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名号，改易其会党组织的名称为“公司”；谭彼岸认为“公司”本系闽、粤农村中经济组合形式，先由闽、粤农村带去南洋一带，并非由外国输入的新名词。[7]后者的论述似乎更加符合当时起义军的认识水平。 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的关系再次引起争论。梅占奎、刘解权认为：“太平天国并没有对小刀会起义作过任何实际的援助和支持，而是采取了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态度。”原因有二：一是“深刻的宗教成见”。二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战略错误”，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不应北伐、西征，而应“联合江浙一带的反清同盟军，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根据地。”[8]郭豫明认为太平天国认真作了支援准备，但因清军的阻隔没有成功，应是主观上想做而客观上没做成。[9]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接受了太平天国信仰”，太平天国“接受了上海小刀会的加入”、“领导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军”。[10]王庆成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太平天国公开表明接受上海义军的归顺”，但“太平天国首脑对上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对起义军的思想、信仰持有保留的态度”，因此“太平天国并未积极领导、支持上海”、“双方事实上并未能联成一体”。[11]朱从兵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分阶段的考察，认为小刀会起义爆发后，双方建立了“时通音信”的联系；1854年后，小刀会起义军努力接受太平天国的信仰主张，但太平天国希望小刀会起义军率众来归以便对之进行改造。因此，由于太平天国对信仰的苛求，双方一直未能实现联合斗争。[12]此外，郭豫明、卲雍还分别论述了宁波双刀会、闽浙会党与上海小刀会的关系，认为他们都曾积极响应过上海小刀会起义，并试图支援，但最后都失败了。[13] 具体研究渐趋深入。方诗铭总结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两大历史特点：一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投身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大量的手工业工人、航运水手、其他城市劳动人民以及工商业主；二是以城市武装斗争为主。[14]郭豫明分析了上海小刀会的宗教伦理思想和军事组织。认为，起初小刀会接受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敬拜天地及各种偶像；后来逐步放弃“复明”宗旨，尊崇天父上帝，排斥邪神。小刀会以“旗”为军事组织的单位，旗色序列为黄、青、红、黑、白五色。起义军设有师帅、先锋、军帅、将军、副元帅、大元帅等职，并成立孩兵局。[15]廖大伟考析了吴健彰逃脱的原因，认为是“乡情观念和人情关系”使广东帮和其他帮里的一些“有身份者”暗中放跑了吴。[16] 人物研究得到加强。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第2417－2454页）里为刘丽川、周立春、李咸池、陈阿林和潘起亮等***立了传。郭豫明也为李咸池、陈阿林、周立春等10人包括一些次要人物作了述略。[17]这些成果使小刀会人物的行踪逐渐明晰，但基本上还是以人画线的简单研究。 上海小刀会起义对上海的城市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93年6月12日，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等8家单位联合发起召开“纪念上海小刀会起义140周年暨小刀会起义与近代上海”学术讨论会。会议讨论了上海小刀会的发生、发展以及它对上海经济文化的重要影响。此后，一些有深度的文章相继发表。周武认为，小刀会起义、太平军战事引发的难民潮涌入租界是导致近代上海崛起的一个尤为关键的因素，上海社会因此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体现在租界人口的迅速膨胀，“华洋杂处”格局的形成，租界防御自卫体系和市政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北市的兴起与繁荣等。这些方面相互作用，使此前功能单调的吃、住、做生意的租界社区迅速转变为百业兴旺、繁华空前的全功能社区，并逐渐取代南市，成为上海社会经济近代化的龙头，从而彻底改变了上海城市的空间格局，为上海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18]沈渭滨分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对上海城市社会结构和城市近代化的影响。首先对比了开埠前后社会结构的变动，认为开埠前的各类业主纷纷以同乡为依托，以同业为基础，组成各种会馆、公所，维系本乡来沪移民，维护本行业商业利益；开埠后社会阶层结构突破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分野，出现了外籍移民、买办和大量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与独立劳动者。这些失业者形成大量的游民群，成为一股严重失控的、冲击现存秩序的社会力量。他们以闽广籍为多，是起义的基本力量。起义使租界内华洋杂居成为可能，上海城市发展的重心逐渐由华界移向租界。上海城市的近代化以租界为标志，县城在经济、文化、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等方面日见滞后。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上海的客籍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进行了严格清理，使闽广商民在上海移民中的传统地位和经济势力急遽下降，江浙商民的地位逐步上升，市民的职业结构因而发生变化。[19]这些研究突破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模式和单一的政治、军事的线索，将研究的视角和领域拓宽到社会、经济的层面，显示了学术研究中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只是这样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 郭豫明是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成果最丰的一位学者，他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版）当是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集大成者，全书30余万言。作者广泛搜集、利用了中外文献史料，特别是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全部上海小刀会的档案资料，在充分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着力研究了起义军的宗教思想、组织制度、政策措施、斗争策略以及他们同太平天国、清政府、列强（包括租界、外国传教士）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一些重要史实作了详细的说明与考证。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学术专著，是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为了适应更加深入的研究需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联合编辑了《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选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上海小刀会的档案102件，涵盖了小刀会起义的全过程，补充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的不足。 三 史料的整理和成果的问世似乎代表着学术的繁荣，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民众斗争曾是上一世纪研究的焦点，但随着学者研究兴趣的转移，现已日趋寂寥。近几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文章鲜有出现，几呈断流之势。是否上海小刀会起义没有研究的价值？或者研究已穷尽？并非如此。从研究成果来看，对一些问题如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的关系，仍存争议；一些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比如：租界和华界在起义前后的人口构成到底有多大变化？起义对当时上海海关的税收和商贸有多大影响？起义失败后华界为何没有恢复繁荣？等等。这涉及到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思路的创新。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参加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海保，死后留下《守拙轩诗集》、《守拙轩军中杂稿》等手稿，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小刀会人物的身份尚有待考证。[20]如果充分挖掘利用新的史料，转换一下研究视角，研究还是可为的，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研究并没有穷尽，也仍有价值。23fall录取捷报 | 香港大学金融硕士Master of Finance（MFin）　　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它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还有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为民族自强做了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折叠作用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综合分析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作用与影响热烈庆祝摆渡学人的一名学员成功获得亚洲顶尖学府香港大学金融硕士Master of Finance（MFin）的录取作为“港前三”之一，香港大学在QS会计与金融学学科中位列第27名，综合排名也高居全球第21位。此学员的录取经历展现了从递交申请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全过程。时间线如下：递交申请：10月11日收到录取通知书：2月16日在申请过程中，我们的顾问团队与学员进行了深入讨论。原本学员倾向于申请经济学，但顾问老师Jessica基于学员的背景分析，建议学员冲刺金融方向，并结合本专业会计的优势，以提高申请成功率。这一步骤的策略调整，为学员赢得了更多被顶尖学府青睐的机会。关于语言要求，学员的雅思成绩在65分，虽然满足基本要求，但港大的录取结果显示，多数被录取的学生在语言成绩上达到了7分以上。这表明，申请港大商科项目时，拥有较高的语言能力对于提升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建议未来申请港大商科的学生，尽早在语言成绩上做好准备。在文书撰写阶段，我们通过深入挖掘学员的经历，发现学员虽然主修会计，但在实习和修课过程中，对金融学与会计学均有深入的了解。基于学员在证券公司实习的经历，我们以风险管理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份个性化的个人陈述。通过结合学员在证券公司的工作内容，特别是行业研究和股票研究，我们强调了学员在定量分析技巧的提升愿望，以及对风险管理领域的兴趣和追求。我们特别提到了风险管理在金融衍生品领域的应用，如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以此强调学员的金融专业背景和未来的发展潜力。此外，我们重点解释了学员从会计学领域转向金融学领域的逻辑，强调了会计和金融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学员对会计知识在风险分析方面的深入思考。这种行文策略有效地展示了学员的学术兴趣和职业规划，为申请增添了亮点。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关于文书撰写的心得：1 重视学科分野。明确区分会计学和金融学之间的差异，并清晰解释学科领域之间的转换路径，有助于展现申请者的独特优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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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先后用来指称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孙中山率先使用其英文，梁启超最早把它译为“少年中国”，其中英含义都不断变迁，折射出晚清以来的“世变之亟”。青年孙中山《少年中国说》的由来1900年2月10，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雄文，风靡天下至今。这篇文章在夏威夷写成，笔者认为梁是受1月2日《夏威夷星报》出现“Young China”启发与刺激。清末“青年”一词尚未广泛使用，梁启超把Young China译为“少年中国”，在当时来说，字面上完全对应。梁启超此文驳斥日本人把中国叫做“老大帝国”的谬论，激情演绎“少年强则中国强”，行文排山倒海，令人血脉贲张。文中有关“少年意大利”的陈述十分重要，却容易被忽视。梁启超写道粤语经典表白句子：“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为‘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少年意大利”原文La Giovine Italia，英文为The Young Italy，通译为“青年意大利”。马志尼等意大利三杰，集合志士，组织“青年意大利”团体，把祖国从外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实行近代化改革，建设民族国家，梁启超对这一壮举心仪已久。1943年，冯自由撰文对孙中山《伦敦被难记》自述在澳门加入的少年中国党（Young China Party）并非兴中会一事加以辨析。他认为：“或疑《被难记》之‘少年中国党’为当时一种政治运动之固有团体，亦属大误。盖‘少年某国某政团’，乃东西各国维新党之普通名词。自玛志尼创设‘少年意大利’之后，他国改革政治之团体，以少年某国自称者，不一而足，少年土耳其即其一例。我国志士之自称‘少年中国’者，尚在土耳其之先。”（《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6页）1945年高良佐出版《孙中山先生传》，也认为“所谓少年中国党，是那时国际间对维新政党的一种普通称谓”。这种解释比较符合晚清时期的实际。1961年，陈旭麓指出：少年中国党“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是一个要求改革政治的团体。当时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主张要以少年的中国来代替衰老的中国，立意和‘少年中国党’的相同”。（《近代史思辨录》第138页）陈旭麓将梁启超“少年中国”与孙中山“少年中国党”联系起来，独具慧眼，令人心折。民国以来，有关孙中山自称在澳门加入“少年中国党”的学术争议不断，然而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偏颇之处都在于将“少年中国党”实体化，都认为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笔者此前也犯了这个错误。若遵循冯自由、高良佐、陈旭麓的思路，将“少年中国党”理解为对革新势力的一种普通称谓，之前的疑难都将迎刃而解。近代中国很多概念，经过曲折的演变历程才最终定型。英文语境中表达青年的young、young man、youth这一系列词语，在1910年以前的中国，主要用“少年”来对译，广泛使用“青年”是1910年以后的事。笔者管见，可能日本人更早使用“青年”来对译。例如，最早追随孙中山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就把《伦敦被难记》里面的Young China Party译为“支那青年党”。钱穆认为：“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民初以来，乃有《新青年》杂志问世。其时方求扫荡旧传统，改务西化。……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钱穆：《中国文学论丛》）钱穆的结论大体不差。晚清中国主要使用“少年”概念，“青年”用例较少，还不是广泛流行的语词。《伦敦被难记》足可证明，国人率先使用“少年中国”概念的是孙中山，而不是梁启超。孙中山青少年时期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西学教育，早年的思维方式是西式的，往往在脑海里先有一个英文的概念，再慢慢转为中文表达。在他从事社会活动的早期，大量的英文词语、词组还没有通行翻译。孙中山的“少年中国”直接用英文“Young China”表达，应该是利用了英文报章原有的表达方式，而英文报章Young China一词，应该是模仿Young Italy而来。孙中山对世界历史有所了解，比梁启超要早。孙中山先后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西学教育，也有很多机会从英文书报读到有关Young China的报道与论述。孙中山用英文中使用多年的Young China Party，目的是想借助“青年意大利”这个典故，让西方读者“秒懂”他的革新倾向。1912年，孙中山老师康德黎出版《孙逸仙与现代中国的觉醒》一书，把Young China Party比拟于“青年土耳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孙中山。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说》，实系受到夏威夷英文报纸的直接启发。这次夏威夷之行，直接原因是梁启超出现了与孙中山合作反清的苗头，令康有为大起疑心，必欲拆散这一联盟，严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美洲。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从日本乘船抵达夏威夷。1900年1月2日，《夏威夷星报》（The Hawaiian Star）以《中国的改革》为题，隆重报道了梁氏的到来。该报称：“今天，一位进步中国人梁启超来到我们当中。这位绅士为追求他的事业，险些丧生。Young China很明白，它取得进展的唯一机会，是与西方思想与西方脚步协调一致。”报道显示了西方人的傲慢，此处出现了Young China一语，相信夏威夷华侨会给梁启超作讲解。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自承“不解英语”，实际情况是掌握了一些英文单词，但运用未到自如程度。经由夏威夷华侨的翻译、解释，梁启超又熟知马志尼“少年意大利”故事，遂仿照Young Italy，将Young China一语直译为“少年中国”，写下传颂至今的雄文。梁启超对“少年意大利”念念不忘，1902年又写出《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在“少年意大利”后面加注英文Young Italy。《夏威夷星报》之Young China前往夏威夷之前，梁启超已熟知马志尼故事。在《壮别二十六首》诗注中，他在“变名怜玛志”一句后面，注曰“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一，二十年流亡于外，屡变其名”。梁启超对马志尼生平的感慨，并不仅仅是“替古人担忧”，而是有着现实的感慨。他在戊戌政变时依靠日本人的帮助得以逃脱，改名“吉田晋”，与不断变换姓名流亡的马志尼有着共鸣。对《伦敦被难记》的文本分析孙中山在1897年1月出版的英文版《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中5次出现“Young China”，其中3次完整出现“Young China Party”，仔细阅读上下文，笔者认为，这是对革新势力的称谓，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运动，也可理解为松散的同人圈子，不能理解为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的列宁主义式政党。目前通行中文译本中，Young China Party在《伦敦被难记》第一次出现时译为“少年中国党”，括号中加注“按即兴中会”，后面则直接用兴中会替代。这种直接改易原文的译法不太妥当。下面具体考察这个词5次出现的情形。第一次出现：“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也。”这段译文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不过最重要的字眼是political movement（政治运动），表明孙中山所参加的，不是一个严密组织，而是一项政治运动，或者说一个趋新人士的圈子。孙中山自述在澳门加入这个运动，笔者认为是1893年郑观应回澳门奔丧时发生。该年5月22日，郑观应回澳门奔父丧，一直住到9月9日，才与秘书吴瀚涛一起出发回沪。这一年夏秋，郑观应与孙中山有3个多月时间同在澳门，两人有很多共同朋友，这两个同样活跃的香山同乡，在当时人口甚少的澳门，必定会见面。夏观应之子郑润燊回忆：“孙中山至少两次到过澳门郑慎馀堂，也到过上海的家中。”（《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册第348页）孙中山所称“加入了少年中国党”，最合理的理解是加入了郑观应倡导的革新圈子。第二次出现：“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以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Young China’ Party所由设也。……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目战事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孙中山从宣传效果出发，把“公车上书”等请愿事件算成Young China Party的功劳，确实有夸大成分。但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孙中山一开始追随的郑观应，也是康有为倡办的上海强学书局负责人，亦即在甲午战争前后，郑观应、康有为可算同一派系。第三次出现：“Young China Party之总部，设于上海。而会员用地之地，则定于广州。”学界对这句话多有疑问。笔者认为，孙中山所称加入的Young China Party，是以郑观应为中心的革新势力，具体化的话，人员可能包括宋耀如、郑观应秘书吴瀚涛，数年前从香港回到上海定居的王韬也可算在内。这些人都定居沪渎，故孙中山说总部设于上海，1894年孙中山北上天津经停上海时，这些人物都有紧密接触，宋耀如更是长期追随。1895年3月1日，孙中山在会面日本驻香港领事时，列出参与举事的统领有郑观应秘书吴瀚涛。从事后发生的情况看，郑观应、吴瀚涛等上海“同志”最终没有参与广州起义，其原因可以理解。第四次出现：“时值团防肇事，弃其军服，四处劫掠。……居民特开会议，决议以代表一千人起诉与巡抚衙门。当事者斥为犯上作乱，下领袖代表于狱，余人悉被驱散。于是民怨日深，而投身入Young China Party者益众。”这是指该年广州西关团防局劫掠锦纶行财物，引发冲突及大规模“上访”，官府处置不公，锦纶行商人、工人有不少人加入孙中山一派。第五次出现：“……以是而富者怨，学者亦怨。凡兹所述，皆足以增Young China之势力。”这是指两广总督李瀚章大肆敛财，广东学政徐琪（徐花农，孙中山用粤语写作Che Fa Nung）出卖科第，激起广州一些富人、学人的反抗意识，也增大了Young China的势力。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里面，还用了另外一个词组Committee of Refomers（改革委员会）。1897年7月，他又在《中国之司法改革》一文中，把他所属的团体叫做Reform Party of Young China。（《孙中山集外集》第7页）这些例子表明，这个团体其实并没有正式的英文名称，他在书写的时候十分随意。收录于《孙中山全集》中的《伦敦被难记》中文版，1912年由甘永龙编译，他把第一次出现的“Young China Party”译为“少年中国党”，这样处理本来不算错，但在后面加上注释“按即兴中会”则不太妥当。笔者认为，兴中会是个严密的组织，主要包含香港杨衢云等辅仁文社成员、檀香山华侨与会党头目，而Young China Party的含义更广，也更有弹性，从《伦敦被难记》所说上书朝廷情形看，实际包含了康有为、郑观应的势力在内，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人参与了广州起义的谋划。也可以认为，孙中山这样使用Young China Party，有虚张声势的味道。孙中山虽多次使用Young China，却并无意愿把它译为中文。梁启超情形则大为不同，他国学修养深厚，十分自信，在将西方概念翻译为中文时十分果断。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之后一段相当长时间，中文世界使用“少年中国”的情况并不普遍。《申报》最早是在1903年1月22日的一份告白提到“少年中国报馆”。这是秦力山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少年中国报》，数月后即停刊。秦力山曾入读湖南学堂，师从谭嗣同，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与梁启超一起办《清议报》，1900年指挥大通自力军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转向孙中山一派，章太炎称之为“孙党”。他使用报名《少年中国报》，估计受梁启超影响为多，与孙中山有无关系则不得而知。英文报纸中的“Young China”Young China Party这个英文词组，就笔者所见，185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1853年，一份英国报纸把太平天国运动叫做Young China Party。1863年，另一份报纸的评论期待Young China Party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发展近代工商业，比较接近后来所说的“洋务派”。在几十年里，这个词组使用频率并不太高。笔者所见英文报章当中，Young China Party是个十分宽泛的谱系，囊括了学界所说的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可以说，在这个词组诞生初期，就包含着改良与革命两个近代中国最宏大的主题。1890年，《字林西报》刊出以Young China为题的报道，报道清廷驻法公使馆随从武官陈季同。陈季同熟悉西学，用清晰明白的法文写了几本书、好些文章，让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报道称陈季同因间谍嫌疑，被迫回国。这个故事似与我们所要探讨的“Young China”没有密切关系，只是表明陈季同这种熟悉西学的人物，是过去未曾有过的新型中国人，故而被贴上Young China的标签。陈季同1891年初，美国加州一份报纸在评论光绪帝本生父醇亲王去世消息时，认为醇亲王是Young China Party首领，指出醇亲王在推进铁路、海军建设、陆军的现代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Young China Party在这里大约等于“洋务派”。同年年底，英文《北华捷报》刊出以Young China为题的文章，综述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的一批学生作文，其中一篇的主题是“如何使中国强大”，提出了禁鸦片、铺铁路、设电报、开矿产、港口设防、建设海军、全民皆兵等建议。作文里面最特别的一条建议是：中国要与除了沙俄以外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因为沙俄是个半开化的国家。记者在文末评论道：“少年中国”所要的只是铁路、开矿、军备这些东西。从这个评论看，西方驻华记者所理解的“少年中国”，指的是希望引进西方技术以富国强兵的那批人。从这两个例子看，这个阶段的英文报章中“Young China”的含义，比较接近于“洋务派”，侧重器物层面的引进以及军备近代化。1897年，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几乎是首次以中国人身份自称“Young China Party”。这本书让孙中山在全世界名声大噪，但英文世界Young China Party这个词组开始频繁出现，则是在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康梁流亡海外初期。第一次高潮。1898年10月初，美国多份报纸刊登一篇相同的消息，耸人听闻地说光绪帝已死，Young China Party对此不会无所作为，“现代中国圣人”康有为已平安抵达香港。这些报纸实际是把康有为当作Young China Party的代表人物。然而，到10月9日，《旧金山呼声报》报道梧州叛乱的消息，则又指背后的势力Young China Party***是孙中山。对现时代的国人来说，维新、革命判然二分，康有为、孙中山似乎从来就是两种人，但对英美观察家来说，两者都是革新派，都可归于Young China Party范畴。第二次高潮。这个词组出现的第二个高潮，是1900年。1899年12月31日，梁启超抵达檀香山，也即孙中山创办兴中会的圣地。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一日），《少年中国说》在日本《清议报》发表。这年初夏，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引起西方世界很大关注，媒体分析运动的起因，认为与1898年光绪帝任用Young China Party康有为进行激进改革失败有关。慈禧曾在1899年打算废黜光绪，另立新君，遭到朝野人士的大规模抵制。义和团运动的出现，是用暴力形式表达慈禧对帝党的愤恨。9月16日，一篇题为《中国的危机》的分析文章，把支持东南互保的督抚、官员也归于Young China Party之列。梁启超这一年报道的特点，是康有为、孙中山交替以Young China Party代表人物的形象出现。11月10日《檀香山晚报》引用《纽约先驱报》，称“孙逸仙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不朽名字”。《檀香山晚报》写道：“孙逸仙是广东人，跟英国医生学医，在檀香山行医（原文如此）并转而信奉Young China Party的主张，该团体的目标在推翻满洲王朝，给中国立一部宪法。”1901年4月20日，深悉内情的《夏威夷星报》，大概是在英语世界第一个清晰地将革命派、保皇派作了严格区分，并讨论两者之间的竞争甚至敌对行动。《星报》写道，不久前梁启超在檀香山搞保皇会（Bow Wong Wui），他对华侨说，虽然有个孙医生和Young China Party，但只有保皇会才能革新中国。此次刚刚抵达檀香山的孙中山，在采访中承认“保皇会”的存在，觉得该会虽募集了不少金钱，但没有影响力；Young China Party才是真正有用的团体，它的分支机构遍布整个帝国的各处乡村。显然，Young China Party在这里专指孙中山一派。《夏威夷星报》评论道：这两个派系在清廷高压之下不得不暂时团结，一旦压力消失，会立即开始掐对方脖子，直到某一方获胜为止。3天后，《夏威夷星报》刊出保皇会对孙中山的回应，说Young China Party（孙中山派）在革新中国方面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方式，而保皇会则是保守的革命者，意指孙派要推翻全部传统，保皇会则有保留也有革新。第三次高潮。这个词组在英文媒体集中爆发，是1911年前后。1910年秋，美国出生的华人、同盟会员邝佐治（George Fong）在加州奥克兰车站谋刺海军大臣载洵失败，当时报纸明确称他为“Young China Party”成员。邝佐治于1909年在旧金山加入孙中山派的“少年学社”，该社“以推翻外族专制、建立民主政治为宗旨”，次年初孙中山将该社改组为中国同盟会美洲支部。如此，则称邝佐治为Young China Party成员，完全名符其实。载洵从1910年开始，美国报纸里面的Young China Party，几乎都用来称呼孙中山派，康梁一派与这个称谓渐行渐远。1910年12月15日，《旧金山呼声》报道了孙中山的计划，要求Young China Party成员为下一年进行全国总起义做准备。报道称Young China Party（实即同盟会）拥有两百万党员，清廷陆军、海军中都布满了革命党成员。偶尔也有例外。12月18日《华盛顿先驱报》依然把康梁一派叫做Young China Party。1911年2月13日，《夜之星》称，毕业于广东师范学校、加州大学的两个女华人学生，在一场Young China Party召集的集会上慷慨陈词，号召男同胞拿起武器，奔赴推翻清廷的革命战场。7月17日，《旧金山呼声》大篇幅报道：在孙中山极力推动下，美国致公堂与Young China Body（同盟会）实现了大联合。此处Young China又与同盟会等同。10月13日，武昌起义后3天，美国报章将武汉军政府***汤化龙与孙中山都归于Young China Party。接下来，很多英文报章都把武汉的革命者称为young China Party，并认为孙中山是这场革命的领袖，尽管提到他这时还在国外；有的报纸还报道，Young China Party正在草拟给华盛顿的请愿书，提请美国与列强协商保持中立，不要帮助清政府。支持孙中山的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编辑伍盘照，也被认为是Young China运动的地区***。11月24日，《太阳报》发表了一篇对武昌起义的述评，把“少年XX”这种结构阐述得十分清晰。该文认为，“少年中国”（指革命党）的力量仍是个问题，它并没有显示出“少年土耳其”（Young Turks）所拥有的完整组织，也没有“少年波斯”（Young Persia）用以反败为胜的巴赫蒂亚里人。武昌起义后，康梁派似乎已被英文报纸排除出Young China Party之列。换言之，梁启超曾以洪荒之力在中文世界吹响了“少年中国”，这个标签最终却是回到孙中山身上。流风余韵1909年，美国华侨李是男、黄伯耀等在旧金山创办中文《美洲少年》周刊。1910年，孙中山与李是男会面，建议改为日报，以便更好宣传革命。李是男发动美洲各埠同志踊跃集资，将周刊改为《少年中国晨报》。该报报头，中文竖写“少年中国”，英文“Young China”，由此也可确证“Young China”与“少年中国”之间的对应关系。孙中山对这份报纸十分重视，武昌起义前曾在该报社内办公；1911年7月16日，孙中山从美国致信给日本的宗方小太郎，用的是《少年中国晨报》的信纸，可见关系之密切。正是与孙中山的这种特殊关系，《少年中国晨报》得以成为寿命最长的美国中文报纸，到1991年才停刊。1920年双十节，孙中山为《少年中国晨报》题词“国民之导师”。《少年中国晨报》1913年1月31日，《时事新报》认为：“所谓‘少年中国’者，孙逸仙之党实居多数，馀则留学于欧美、习兵于日本，及少数政界旧人物耳。其中虽不乏热心改良社会风俗之徒，然其成效如何，非俟诸异日不可知也。”从1850年开始，Young China Party兜兜转转，曾先后指称过五花八门的各色人物、派系、思潮、运动，最终落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身上，可谓得其所哉。1918年，归国留学生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从“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宣言“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看不到与孙中山、梁启超的渊源关系，应该看作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一代知识青年又一次改造社会的尝试。笔者并不是想代孙中山向梁启超夺回“少年中国”的发明权，而是希望揭示从“Young China”到“少年中国”的变化历程，以及近代英语世界对中国趋新势力的印象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Young China这个概念从1850到1911年，其实际含义经历了洋务（器物层面改革）、改良维新（局部制度改革）、共和革命（制度重建）的不断演变，反映了这60年间国人对西方冲击的不同阶段应对方式。孙中山在1897年公开宣布自己属于“少年中国”，1898-1900年间维新派曾接过这个旗帜，最终仍由孙中山革命派夺回“少年中国”之正统。晚清革新思潮从温和到激进、从枝节改良到根本变革的演化，由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虽历经曲折，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如果要用一个清末民初的词汇来准确翻译Young China Party，可能“新党”一词比较合适。康有为一派出现后，洋务派人物就被视为过时。进入民国，康有为一派也被视作过时，曾与梁启超一起流亡日本的王照，入民国后被胡适称为“老新党”。Young China就是曾经的“新党”被后起的“新党”叫做“老新党”的进程，也即后浪压倒了前浪。Young China指称的人物、运动、思潮之所以越来越激进，也是清廷未能及时应对西方冲击有以致之。清廷若在鸦片战争后立即开始采取实质性改革，持之以恒，则康有为、孙中山都没有多少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责任编辑：钟源校对：张艳成都出国留学教育机构有哪些　　上海自鸦片战争开埠，至太平天国时期，已初步发展成“洋货百物辐辏”的通商港口，对于定都南京（天京）的太平天国而言，夺取这个长江口的出海口，不但可以截断清廷南北漕运的命脉，更可凭借通商口岸的便利，发展与西洋各国的贸易，获取稳定的外国武器和军事物资供应源，同时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　　在1853（清咸丰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春太平军刚刚占领天京时，上海的防御是相当空虚的，清苏松太道吴健彰拼凑了一些兵勇并雇佣洋船，但兵勇中有许多广东潮勇，而这些潮勇中又有相当多小刀会众，其战斗力相当低下。当时英、法等国尚未能在上海获得租界，和清廷矛盾尖锐，且慑于太平军的胜利威势，普遍持坐观成败态度，英国公使文翰就几次拒绝了吴健彰等要求“助剿”的请求，这时太平军如果决议先取苏南，再攻上海，成功机率是很大的。但洪秀全、杨秀清等过于乐观估计了形势，在定都不久就派出大量精锐“扫北”，企图一举攻克北京，消灭清廷，随即又为了解决天京守军粮食问题派兵西征，略取上游粮源，剩下的兵力有限，只能困守天京、镇江、扬州三地，无力再行东下，贻误了夺取上海最有利的战机。　　当年9月7日，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此前及此后还曾一度夺取嘉定、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等县、厅，起义后不到一个月，首领刘丽川等就改用太平天国年号，派人分水、陆两路向天京天王洪秀全送奏章，表示愿意服从太平天国的领导，但两封信都未能送到。在起义前，小刀会曾派人向太平军请兵攻打苏州、常州，时在1853年4月间，此刻太平天国主持军政大计的东王杨秀清听说小刀会起义，便写了一封檄文，一方面质疑小刀会为何迟迟不按约进兵，另一方面劝说他们归附太平天国，这封信是否送达，不得而知。但自此直到1855年2月17日小刀会退出上海，太平军始终未向上海派出一兵一卒。　　太平军与小刀会都有联合的愿望却终于未能联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小刀会方面，虽然他们尊奉太平天国年号，使用其旗帜，甚至在布告中引用太平军常用的《圣经》语言，但他们仍然自称“大明”，崇拜偶像并吸鸦片，这些都为天国教义所不容；在太平天国方面，除了主观上的问题，客观上兵力不足，清江南、江北两大营近在肘腋，也的确难以分兵远顾。镇江守将罗大纲本系天地会众，和小刀会有较深渊源，曾在仪征准备皮篷小船600只，打算顺江突破清水师封锁，支援上海城，但罗不久便被调离，此事就此搁置，太平军又浪费了一个获得上海城的良机。　　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以下大批太平军领袖、骨干将士不是被杀，就是出走，太平天国势力大衰，疆域日蹙，再无力东顾。直到1860年5月，太平军集中兵力，用“围魏救赵”之计大破清江南大营，并在很短时间内席卷苏南，这才再一次把夺取上海提到议事日程上。　　自1860年6月至1862年10月，太平军曾三次进攻上海，与淮军、中外混合的洋枪队以至英法正规海、陆军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现就这三次上海之役概述于下。　　李秀成　　&rs=n　　战前准备：　　太平军方：　　6月2日，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克苏州，建立了苏福省，苏州也成了此后各次进攻上海之役的后方基地。23日，李秀成部将陆顺德、麦冬良自昆山进克嘉定县城，这是太平军所攻克的今上海县境第一座县城，26日，退出嘉定，7月1日，攻克松江府城，斩清娄县知县卞乃渑；22日，乘胜再占嘉定，与此同时，另一支太平军赖文光部（属英王陈玉成）也攻克青浦县城，建立了进军上海的桥头堡，此前，忠王部下大将陈坤书、陈炳文攻克嘉兴府，从南面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　　陆顺德部是偏师，兵力不多，而赖文光部则多为新兵，战斗力更差，两部并无进攻上海的实力，而此时忠王李秀成的主力却滞留苏州长达两月之久。其按兵不动的原因，一是新占地区内有枪船、团练等大量地方武装需要剿抚；二是天王所给的一个月期限已到，英王陈玉成坚持要与忠王一起按约定西援安庆，两人争议不下，以至需要干王6月下旬专程赶来苏州协调；三是忠王在短短一月内大量收编降卒，部队规模急遽膨胀，需要一定整编、训练时间才能出战。　　在此情况下忠王一面命令陆顺德等积极进扰，一面采取政治、外交手段，企图以谋略攻取上海。6月23日，美国传教士海雅西等三人自上海访问苏州，和忠王进行了气氛友好的会谈，旋即返沪， 6、7月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5人也抵达苏州 。由于忠王昧于国际大势，误以为和太平天国同样信奉上帝的欧美各国也与他们一样由官员兼任传教任务，把他们当作“外国文官”，并兴奋地派人上奏天王洪秀全，报告“洋人来降”，并请求曾在香港居住多年、和洋人有过交往的干王前来苏州“和教洋人”；天京方面对“洋人来降”同样十分兴奋，不但下诏嘉奖了忠王，还特意一并褒奖了洋人。8月2日，专程再次赶到苏州的干王会晤了第二次来访的艾约瑟等，由于干王曾在香港、上海居住，和几位传教士熟识，会谈气氛较为融洽。　　几位传教士面见忠王时曾递交了英文名片，这更加深了不识外文的忠王的误解，以为他们是“来投芳版”的政府官员，遂产生了利用和他们同样信奉上帝、此前又把咸丰皇帝赶出北京城的“洋官”为内应，和平进驻上海城的意图。自6月至8月，忠王、干王多次托传教士带信给各国公使，希望它们支持、至少不干涉太平军进驻上海，由于在此期间从上海前来苏州等地做军火和其它生意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其中颇有随口对太平军表示赞赏的，这更让忠王等觉得洋人对太平军至少没有恶意。　　在外交努力的同时他们也积极联络其它内应。据忠王自己7月6日给陆顺德信中说，上海清军中有“三千余”两广兵勇愿为内应，实际上内应者系清方下级军官、广西人余义政、郭功德等，总数不过百余人。　　大胜之余、门户在握、洋人支持，兵勇内应，这些“有利因素”综合起来，自然让忠王和他的部下对轻取上海充满信心。成都知名出国留学机构简介申友教育：申友教育成立于北京，目前在北京、上海、成都、杭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美国加利福利亚等多个城市拥有分支机构，申友教育专注于高端留学咨询和出国考试培训。其中，申友商科、理工科留学咨询业务和GMAT培训在国内享有不错的口碑，培养了众多学子获得了世界常春藤名校的录取。成功帮助上千名申请者实现其名校的愿望，更有上百名学子获得世界名校的录取，如麻省理工、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 新东方：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是新东方旗下从事出国留学服务的专职机构。其前身是创办于1996年的新东方出国咨询服务中心。业务范围涵盖广泛，包括考试指导、留学规划、学校申请、文书指导、签证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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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樱出国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于1992年成立，是教育部和公安部批准的合法留学、移民公司。自费留学中介业务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安部批准。移民及因私出入境签证申办业务经四川省公安厅批准。新通：新通国际教育集团，作为中国出国和留学服务行业的领航者，成立20年以来，精英团队植根中国，面向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致力于为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及海外投资发展提供最专业优质的服务，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最积极的海外传播者。澳际：成都澳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是获得国家教育部资质认证的中国留学行业旗舰品牌。20余年留学专办经验，1000余名32国留学专家，10万成功留学案例，移民部统计留学签证。金吉列：金吉列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隶属于北京金吉列企业集团。金吉列企业集团是中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之一；2000年1月15日获得了教育部、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首批资格认证。二、出国留学咨询专业度排名分析近几年，成都留学氛围愈渐狂热，加速着个人资本涌向留学行业的趋势，因此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留学中介、咨询公司，这些公司的专业性和服务口碑都是参差不齐的，家长和学生在选择时很容易上当受骗，这里小编就去年了解的成都留学机构规模及结合近两年的名校录取率的对比，在专业度上为大家做一个排名分析。申友教育：申友进入留学行业以来，一直致力于英美港澳新加拿大商科和理工科的名校留学申请，申友从2013年至今，申友留学硕士申请名校录取捷报频传，客户零差评，口碑相当好。无愧在成都的专业度排名第一，还有一点与其他机构不同在于，申友的留学价格均是一口价，不会在收取额外费用、排名费、奖学金分成等等，性价比是相当高的。天道留学：天道留学主要专注于欧美留学申请服务，在留学行业成立时间长，经验丰富。但是据小编所知，天道的留学费用体系很是复杂难懂，天道的费用是根据文书老师等级来定的，这里请容许小编默默的吐个槽，价格按照文书老师等级划分，朋友们怎么会知道服务学生的文书老师等级是高是低，是真是假呢？谁知道呢？录取数量排名美中国际：作为成都本地的留学中介公司，业务其实还是有点杂的，培训、留学、预科、游学、移民、投资都做。而且涵盖的年级也较多，初高中本科研究生都在做，可能是业务范围过广，同时美中也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公司，因此在学校录取数量上，这个老大是非他莫属了。申友教育：申友从2013年至今，依靠名校成功案例，良好的服务口碑，在成都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人数也上升。但与美中相比，数量上没有优势，姑且排名第二吧。前途出国：前途出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新东方牌子的名气，但小编想说一句，新东方在语培方面可能有强大优势，毕竟时间和名气摆在那，但就留学而言，还真不是他的强项，但还是有有很多家长因为新东方名气大而选择他，所以录取数量上，前途出国并列第二吧。四、名校录取率（名校数量/申请人数）从2014年至今，根据各大公司的名校数量及申请人数，通过大致的计算，名校录取率排名如下：申友留学：从2014年至今，申友在世界名校方面成绩显赫，尤其是在商科和理工科申请方面，申友成功拿到5个MIT 金融硕士录取、3个麻省理工录取、4个剑桥录取、6个帝国理工录取、9个哥大录取、3 个斯坦福录取，7个港科大录取，12 个JHU 录取，3 个康奈尔录取，而且就小编了解，成都申友刚刚出炉了牛津、剑桥和麻省的offer，具体的可以去他们官网了解了解。启德留学：在成都地区，启德和澳际、华樱出国可能在本科留学申请有很大优势，因为他们在高中设立国际部，驻扎在学校，有很多优势，但也就是在本科留学申请上，但在硕士案例上就相对较少，这一点可以从相关的顾问和官网就可以知道。前途出国：在语言培训市场的强大优势使前途出国客户量相当大的，很多学生也会在语培老师的建议下选择前途出国，毕竟是新东方嘛，名气是有的。所以录取数量是可观的。点击查看幻灯模式五、成都重点高校口碑排名申友留学：申友因其在英美港澳名校留学申请上有独特优势，名校申请已经深入同学的心中，在西财、川大、西交、电子科技大学等学校中口碑是相当好的，毕竟学姐或学长已经拿到MIT、帝国理工、港科大、牛津、剑桥、等名校offer，他们愿意给学弟学妹推荐，尤其是其在留学申请方面的专业度极高，同时，申友的一口价使得其性价比也高。因此属于高口碑出国留学申请机构。启德留学：在成都，可能启德的业务涉及范围比较广，包括留学、移民、语培、受众面是很广的，同时在高校宣传面也够大，同学们了解也够多，但有一点不太好就是启德的专业度不是很强，客户满意度较低，因为启德基本要求客户当面沟通，在电话里基本得不到任何讯息，所以启德在成都高校口碑弱于申友，仅能排在第二。美中国际：美中的由于几十年的发展，而且在高中设立国际部，因此在本科申请优势明显，数量庞大，这一点必须承认他的口碑几乎在高中学生，在本科成功案例有很多，这一点也需要同行学习。华樱教育：华樱在本科上的成就受到了许多高中家长和学员的喜爱，在成都高中院校中的口碑不错。在硕士留学申请这个版块，华樱的专业性明显弱于以上几家，所以，相对的在高校的口碑排名也就弱上一成。以上就是小编结合16年数据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的成都留学机构的分析，希望为家长或同学在选择机构时提供一点点参考和建议。开通VIP，免费获得本文版权说明：本文档由用户提供并上传，若内容存在侵权，请进行举报或认领分享收藏下载转存打开文库App，免费阅读此文档 活动文档 2017留学调查报告分析用App免费获取 2017年留学行业分析报告用App免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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