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在国内较早运用诸如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功能分析和政治沟通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全面的学术研究，力图探索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分析框架。在《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福建论坛》1988年第3期）等论著中，作者分别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文化背景和发展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作者指出，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政治有三个显著特征，即政治党团机构的行政化、政治职能机构的多重化和法定权力机构的形式化；从政治沟通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单通道信息传送体制，其基本特征是政治信息传播网络的高度一元化。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种政治体制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的模式维持能力、整合能力和适应能力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对政治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是加速中国政治现代化，从而缓解政治系统目前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的根本途径。具体到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俞可平提出了一个以系统、结构、功能、信息、运行机制为主体的分析框架，它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各种政治现象之间以及政治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在部分与整体、结构与功能、输入与输出的相互关系上对中国政治进行分析的途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俞可平的上述研究是在80年代末进行的，这使他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政治学研究的启动者之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民主政治的演进方式与路径，俞可平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在“增量民主：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的政治学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增量政治改革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公共管理学报》2004年第1期）、“走向增量民主与治理：中国的评估标准与理论总结”（美国《新政治学》，2002年第24卷）、《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论著中，俞可平对“增量民主”的内涵、特征以及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增量民主意味着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但同时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增量民主”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在俞可平看来，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俞可平对渐进民主和增量民主进行了区分：尽管两者都强调民主发展的有序性、平稳性、连续性，但“渐进民主”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民主”强调的是目标与后果，即利益总量的增加；“渐进民主”强调过程的渐进性和缓慢性，而“增量民主”则在强调改革进程平稳性的同时，也强调必要时的“突破性”改革。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思路，俞可平指出，深化党内民主以及推进基层民主应当成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增量民主理念源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思考，同时它也是对一般民主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研究者既要有理论视野，又应有现实关怀，俞可平对此作了极好的诠释。 俞可平在“和谐社会面面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理论动态》2005年1月10日）、“公民社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社科论坛》2005年第3期）、“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等文章中进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认为，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涵盖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如果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即从政府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和善治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俞可平认为，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俞可平认为，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俞可平的上述研究，赋予和谐社会以新的时代内涵，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极大地推动了和谐社会研究的深入。 中国农村的治理状况是俞可平着力颇多的另一研究领域。在“试论农村民主治理的经济基础”（《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与治理——以福建省漳浦县长桥镇东升村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秋季号）、《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等论著中，俞可平对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延续、结构、模式、过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俞可平认为，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历史性的演变逻辑，它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近代以来，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农村治理改革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的，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从整体上规范、制约和引导着农村治理的结构、职能和方向；其次，它是一种多元治理的模式。直接参与农村治理的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权威：一种是官方的权威，一种是纯民间的权威，第三种是介于政府与民间两者之间的公共权威。再次，它是一种精英治理的模式。无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在农村精英始终在农村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俞可平认为，尽管面临着自治制度流于形式、政府干预太多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治理改革必将进一步深入下去，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现代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对于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俞可平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倡导的历史比较方法与治理——善治分析方法，为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并推动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日趋激烈。那么中国模式讨论的背景是什么？中国模式有哪些特征？其实质和意义又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俞可平在“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红旗文稿》2005年第19期）、“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文汇报》2005年9月4日）等文章中进行了深入论述。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在俞可平看来，中国模式的特征有：国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俞可平认为，中国的上述经验应当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和借鉴。同时，俞可平指出，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尚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完全定型。在他看来，“中国模式”要得到继续发展和完善，必须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必须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同时，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要对公民承担更大的责任；政府应当积极培育和扶持公民社会组织，为民间组织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俞可平从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研究成果启发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俞可平是国内治理和善治理论公认的开拓者。在《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哲学研究》2000年第10期）、“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等论著中，俞可平对治理和善治的定义、要素、特征以及全球治理的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指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治理有四个特征：它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俞可平对治理和统治概念进行了区分：首先，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俞可平对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不仅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推进了中国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而且对于我们转变执政理念、推动政治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直接的意义。 公民社会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学术课题。作为国内最早倡导公民社会研究的学者之一，俞可平在90年代初就领导了一个课题小组对公民社会理论进行研究。他认为，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实际上可分为三个流派，其一是历史学派，以历史上的民间社会来比拟现实中的公民社会；其二是民间组织派，将公民社会界定为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其三是政治哲学派，从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的相互关系来研究公民社会，将公民社会界定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俞可平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等论文中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公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等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只要有政治国家存在，就应当有与之对应的公民社会，但是在缺乏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条件下，公民社会总是被政治国家吞没。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础，而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兴起，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结构、类型、特征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是俞可平研究的另一旨趣。在“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新华文摘》2006年第6期）、“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若干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等论文中，俞可平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内容、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意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特征，典型地体现为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的共存。俞可平认为，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关键在于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只有给予公民社会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完善相关的法律、规章和政策并促使公民社会与政府更好地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善治的社会目标。俞可平的上述观点在国内政治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开创性研究，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他成为国内研究公民社会少数有造诣和贡献的政治学者之一。 90年代初，俞可平转入比较现代化研究，着重比较各国现代化的代价。作者在“中国式现代化还西方式现代化”（《亚太研究》（杜克大学，1992）、“关于现代化代价的思考”（《市场经济导报》1995年第1期）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现代化、民族化与全球化”（《光明日报》，2005年）等文章中指出，现代化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的若干消极影响。作者把现代化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称作现代化的代价，例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两极分化、逆差心理、政治腐败、资源浪费等。但是，各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措施将现代化的代价降低到最小限度。对于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来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既然要实行现代化，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将这些代价降低到最小限度；对于一般公民来说，要理解现代化对社会带来的某些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就应当明白，只有进一步推进现代化，才能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不应当过分渲染现代化的代价，那样极容易诱发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民粹主义情绪，而民粹主义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由于它内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因此，民粹主义对国家的现代化最终是有害无益的。俞可平所进行的比较现代化研究，选择了比较各国现代化的代价这一独特的视角，以科学、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这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现代化问题，消除对现代化的种种误识，而且也有助于政府有关政策和行为的合理化，因而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文化是一个与政治哲学关系至为密切的领域，俞可平在重视政治哲学研究的同时，也较为关注政治文化研究，他在“政治文化概要”（《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中国传统文化论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30年代中国思想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美国《亚太研究》1994年第2期）、“中国通俗文化中对毛泽东的再评价”（德国《妇女与中国研究》1995年第3期）、“后革命与传统中国政治”（《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等文章中，对政治文化的内涵、要素、结构、功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化的途径等问题，均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例如，他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政治文化是一种政治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政治价值取向等等”）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被研究者们广为引用。又如，在分析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时，俞可平指出，国内理论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讨论和研究，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囿于中国历史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另一种偏向是用马克思的理论套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而阻碍了研究的深入。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归类于马克思所说一般封建主义的范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绝对的专制主义，其实质就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体看作是由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民本主义与君主主义并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相反，它们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俞可平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提出的上述有关政治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见解，推动了国内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文化同社会的进步与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会对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本身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君子：传统文化的整合——从《菜根谭》看儒、道、释的合流”（《青年思想家》1992年第2期）、“西化与中化之辩——评30年代前后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两种观点”（《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1期）、“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等文章中，俞可平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在洋务运动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辩论中，“西化论”和“中化论”的论战一直处于整个辩论的中心。西化论者认为，西方式现代化是世界趋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冲突，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无可取之处，理应遭到摈弃；中化论者则认为，东西方文化是可以共存和互补的，中国文化有其合理内容和存在价值，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俞可平认为，从方法论上看，“西化论”和“中化论”都存在着一些致命缺陷：它们都把现代化当作是一个全然积极的过程，没能看到现代化内在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恰恰正是造成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一再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们都把文化当作现代化的决定性变量，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这一共同的方法论弱点注定了无论是“中化论”还是“西化论”都不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估。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俞可平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深深烙上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印记。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等文章中，俞可平指出，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他指出，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他预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俞可平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紧扣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理清研究脉络、拓展研究视野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俞可平是国内最早进行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全球化的悖论: 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东方》2001年第2－3期）、“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韩国《东亚研究》2003年第44辑）、《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论著中，俞可平对全球化的本质与特征、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全球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全球化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俞可平研究的重点之一。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意义，又有消极的影响。俞可平认为，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参与，同时尽可能地避免经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问题。中国政府积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表明中华民族正在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且正在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速度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政府积极担负起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充任重要角色，致力于确立一整套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谋求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在国内治理方面，逐步确立和弘扬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政治价值，在继续推进善政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以“民主、法治、效率、透明、廉洁、负责、合作、参与和公正”为主要标准的善治，是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提出的政治要求,也预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的首席专家，俞可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1年，第2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学习时报》，1999年6月28日）、“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等论述中，俞可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以及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系统的看法。俞可平的研究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与根本命题，这对于我们解放思想、正确理解、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刘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赵树凯先生拥有丰富的学术与工作背景。1978年至1982年，他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深造，获取了文学学士学位。接着，他在1987年至1990年期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研究生，并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1982年至1988年，赵树凯先生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担任办公室秘书，后晋升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这一阶段，他的专业领域开始深入发展。1990年至2002年，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助理研究员逐步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的主讲人，体现了他在政经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国务院也授予他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荣誉。在海外学术交流方面，赵树凯先生分别在1996年至1997年、1999年至1999年、2000年至2001年以及2001年至2002年，作为访问学者分别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进行深造和研究。他的学术生涯中还包括了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的秘书长职务，以及在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的“中国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担任顾问的经历。他还顺利完成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结业。赵树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农村发展、地方治理和基层民主等领域，他的贡献和成就多次获得认可，曾荣获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他的工作经历和学术成果为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布兰迪斯大学的办学条件刘康，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的院长，他的学术背景丰富且广泛。他曾是美国杜克大学的亚州与中东研究系教授，同时担任杜克大学中国传媒研究中心的主任。自2008年4月起，刘康以致远讲席教授的身份加入上海交大，***文艺术研究院的工作。刘康于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主修外文系英文专业，并在此期间获得了学士学位。1983年，他荣获美国福布莱特国家奖学金，赴威斯康星大学深造，1989年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学术生涯中，他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在格林奈尔大学任教，之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职，直至2002年，期间还担任东亚研究所主任。2003年，刘康被杜克大学正式聘任。除了在杜克大学的职位，刘康还担任了多个客座和名誉教授职位。他在南京大学担任赵安中讲座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为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则是客座研究员，并且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担任海外协调员。他还曾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浙江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以及1997年的北京大学英语系访问教授，1998年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担任广播电视系福布莱特访问教授，荷兰莱顿大学亚洲研究院研究员，以及2008年春季的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教授。刘康的学术成就和广泛的教学经验，使他在国内外教育界和研究领域都享有高度声誉，他的贡献对于推动中国与国际间的人文艺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扩展资料刘康（？-前22）即定陶恭王。元帝子，母傅昭仪，妻丁姬生哀帝刘欣。永光三年（前41）立为济阳王，八年，徙为山阳王，又八年，徙定陶。年少受宠，长大多才艺，谙知音律，几代太子。元帝临终前本欲立其为太子，被史丹阻拦。成帝即位，厚遇之。立十九年卒，其子欣嗣位。十五年，成帝无子，征欣入为皇太子，后即位为哀帝，另立楚思王子景为定陶王。如果在美国考托福，会比在国内有优势吗？ 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是一所非常优秀的私立大学。由于美国近几年的金融危机，2011年的USNEWS美国综合性大学排名中，布兰迪斯大学下滑了几位到达了第34名，但是这并没有给学校带来很大的影响，在2012年的排行中，布大又重新回到了31名的位置。这也可见其学校的学术性和知名度在全美的影响力。在2012年新出版的 中 布兰迪斯大学位列综合财富排名（文理学院和综合型大学一起排名共600余所大学）的第55位，私立大学47位，研究性综合大学28位，由于2012年布大遭遇金融危机 使其福布斯排位下降到91位，2012年恢复到了30名左右的位置，说明其财政以步入正常轨道，学校的资金运转问题也已经解决。此外，这所大学对于学生的录取方面也是极为严格，由于大学的规模较小，所以每年大学招收的人数非常有限 但每年报考的人数却是非常多，并有逐年上涨的趋势，所以2012年的录取率大约保持在30%左右。同时，布兰迪斯大学对学生的语言成绩要求也很高，托福通常情况下是100分以上。学校的经费和校友捐赠充足，每年，布兰迪斯大学在福布斯美国大学排行榜上都有着不错的名次，这所高等学府每年用在学生身上的经费高达29,500多美元的，可见其对学生的重视程度。 布兰迪斯大学的校园气氛活跃，受益于其敢于打破固定模式的传统，布兰迪斯是美国唯一一个你可以住在苏格兰风格城堡（Castle)的复制品中的，房间是就像一个派（pie），楼梯可以带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而对于Castle也是布兰迪斯大学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建立于1928年，电视剧老友记(Friends)的咖啡馆，就是利用Brandeis 的castle 拍摄的。 同时，布兰迪斯大学的castle 宿舍也被誉为“全美最酷大学宿舍” 之一。更多充满想象力的房子的选择包括传统的四边形宿舍，新生和大二学生住在双人间，大三学生住在单人间。最新的选择还有The Village，有单人间和双人间，还有家庭式的厨房、半正式的浴室和休息室。大一和大二学生保证有住房，高年级的学生则是每年春季抽签决定。80%的学生住在校内，其他的在学校附近找的比较便宜的房子。由于Brandeis建校至今只有60多年的历史，所以校园内的建筑多以“现代化”建筑风格为主，校内设施齐全，有很好的体育馆，美术馆，图书馆，供学生参观，学习。同时，布大的宿舍采取“城堡式”的建筑，让学生在感受现代化建筑气息的同时还可以体会身居古老城堡的奇特感受。校内活动设施齐全，其体育馆被誉为“美国东北地区最完善的体育馆”，有20个运动俱乐部和众多体育活动，包括橄榄球，帆船，壁球，男子排球等。此外， 布兰迪斯大学的学术辩论和演讲协会一直保持为全美大学辩论会的前10名， 它常参加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世界高校辩论锦标赛。同时，校园戏剧活动与表演团体十分活跃，艺术气息浓厚，是一所学术严谨的研究性院校。其中布兰迪斯大学的体育运动非常有名气，其中有10个大学代表队分别为男性和女性开放，同时 还有1个男女混合的队伍，这些大学代表队中训练的项目有 篮球，高尔夫，羽毛球，越野，美式足球，游泳，网球，排球，等等布兰迪斯作为美国新一代的顶尖私立大学 在学术和培养学生个人能力方面都尤为出色，同样在1900年之后建立 且在美国名声大噪的大学还有：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1912年，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1900年，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1919年。 布兰迪斯大学的教学特点是崇尚小班授课，小学校 高排名。大学课程大致分为两种，讲座（lecture）一般由教授讲课，有若干助教（TA），人数在20～300人不等。讨论式课程（discussion）一般由研究生或博士生，有时也会有教授讲课，人数一般在20上下。由于师生比例较高，一般情况下找老师问问题都是没有困难的。其主要强调各学科间的跨领域学习与实务的解决方法，在人文、艺术、自然科学及物理科学研究享誉盛名。布大拥有世界级的教学团队和教授资源，布兰迪斯大学共提供41个主修，46个辅修供选择以及24个跨科系课程，而研究生所在23门领域里也提供33个学位课程，学校主要强调各学科间的跨领域学习与实务的解决方法。毕业生在离校后可以顺利的在各领域找到称心的工作，开始各自的职业生涯，也可以在全国领先的研究性机构或专业院校继续深造。同时，由于布兰迪斯大学位于美国的重要航运港口和制造业中心波士顿，受到其巨大经济模式的影响，布兰迪斯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在全美也有着很巨大的影响力，从本科就业机会上来看，也是有着很不错的前景。其地理位置对于学生的实习与就业深造，都有很大的帮助。像布兰迪斯大学一样校内人数较少，崇尚小班授课的美国顶尖私立大学还有：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等。 美国大学的校徽颜色分布很不均匀，大多数以蓝色和红色为主色调， 每所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校色，它所包含的内涵各自不同。总的来说，美国大学分为红族、蓝族、黄族、褐族、紫族、绿族以及各色“花”族。不同的族色的大学之间都存在的一定的竞争 。其中 布兰迪斯大学的校徽以（sky blue+white) 为主色调，被归为蓝族一类， sky blue +white 的颜色 显示出了布兰迪斯大学作为美国新一代顶尖大学的朝气， 同时也奠定其“全美最年轻的主要研究性大学”的地位。其余蓝族代表还有杜克大学（校色：Duke Blue），耶鲁大学（校色：Yale Blue），埃默里大学（Blue + Gold），北卡罗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校色：Carolina Blue + White）等。红族代表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校色：Cardinal Red 鲜红色 + Gold），波士顿学院（校色：Maroon 栗色 + Gold）等。紫族的代表有纽约大学（校色：Violet 紫罗兰色），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校色：Purple + Gold）等。绿族的代表有威廉玛丽学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校色：Green + Gold + Silver）等。 新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全美大学排行榜，布兰迪斯大学赫然入选一级国家级名单，排名全美第33名。学校以理科和商科最为出色，生物化学(全美排第11)、物理(全美排第30)、化学(全美排第38)及生物，举国知名。新出版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布兰迪斯大学商学院的非经验类金融硕士MAIEF项目排名全美第1名。商学院的教授均来自世界银行、哈佛、耶鲁，非常注重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其课程质量与强度与应用性在Boston地区几乎家喻户晓。同时，Brandeis也是代表全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联盟---北美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 iversities）的成员，整个北美只有61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隶属于其中（美国59所，加拿大2所）在2010年,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对全美274所高校共41个学科（5000多个博士项目）的综合排名NRC ranking中，Brandeis排名33，得分593，前三名为MIT(870)Harvard（85）以及UC Berkely(82)2009年，在《福布斯》的全美所有综合性大学和文理学院排名中，布兰迪斯大学排名第30位，同时被评为全美前15名的研究型大学。 本科：区域种族文化研究，经济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东亚文学，逻辑学，金融，商务，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美术视觉表演，生物医学与生物医学科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信息科学，教育，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建筑与规划，环境科学，保健，数学与统计，专业卫生，卫生系统管理，宗教，社会科学及文科，社会服务，心理辅导，自然资源与保护，政治学，音乐，欧洲研究，**，美术，艺术，戏剧，哲学，人类学，古典文学，美国研究，全球研究，比较文学，希伯来语，语言学，俄文，日文，法语与宗教，等等。热门专业：生物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cs），数学，人文，环境学，东亚文学，艺术，化学，心理学，历史，金融，商务，经济学，社会科学等等。研究生专业：金融，商学，国际，英语，历史，心理学，社会学，化学，生物医学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美术，公共事务，犹太研究，哲学，外国文学，意大利研究，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等等。其他学科，如计算机科学、英文、历史、政治科学和经济，也备受赞扬。近几年 随着报考人数的增多 大学的录取率稳定在35%左右 录取的人数当中有84%的学生来自于毕业班上的前10名 有97%的学生来自于毕业班上的前15名 有72%的学生GPA达到375 以上。学校的本科生人数大约3340人 研究生人数2310人 总人数大约5600人。这所拥有世界级的教授群和教学资源的大学，全职教职员超过350名，师生比为1：8。大学部提供41个主修、46个辅修供选择及24个跨科系课程，而研究所在23个专门领域里也提供33个学位课程，主要强调各学科间的跨领域学习与实务的解决方法，在人文、艺术、自然科学及物理科学研究享誉盛名。为什么不建议报香港科技大学从题目难度上看，和国内基本一致，不会出现明显的难易比较。从考试环境上看，各个考场也不一致，所以很可能一个国内学生去美国一个不熟悉的考场中，会发现设备老旧问题，进而影响考试发挥。从最终分数上看，藤博士留学每年的国内客户中，都有去美国访校、做夏校、旅游的过程中，顺便考一次托福的，分数相较于国内，没有看到明显的优势。从报名难易上看，美国报名肯定是比国内容易一些的。从学生的情况看，美高生在美国基本适应，对当地考场情况相对了解些，基本还是能够发挥正常的考试水平，但是美国的托福培训资源相对国内较少，反而高分比例不如国内学生的高。另一方面，国内学习的孩子去美国考试，会受到时差、考场不熟悉等问题，反而有可能会影响成绩。总之，托福党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的选择托福考场和考试计划。院校专业：香港科技大学（英语：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缩写：HKUST），简称科大，是香港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该校连续多年获评为香港三所最佳高等学府之一。 香港科技大学详情历史小知识 在1985年10月，香港总督尤德在施政报告中宣布香港将兴建第三间大学。1986年7月，香港政府设立筹备委员会筹设香港第三间大学，由于当时新大学尚未命名，故暂名为“第三间大学筹备委员会”。在1987年1月，第三间大学正式名为“香港科技大学”，以特显新大学是配合香港工商业发展的需要。香港科技大学首两期分别于1992年1月和1994年落成。在1991年10月该大学正式开学。在2007年，李兆基捐款港币四亿元予香港科技大学作发展新校园，以配合大学转为四年学制。 该大学另设跨学科课程事务处，提供课程范畴涵盖不同学院的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 本科生课程范围：科技及管理、环境管理与科技、风险管理及商业智能学、跨学科自选主修 研究生课程范围：环境科学与管理、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公共政策 “本科生研究计划”（Undergraduate Reasearch Opportunities Programme，UROP）是该大学的一个特别计划旨在培养本科生对研究的兴趣。参与该计划的本科生会在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活动。在这计划下，本科生须与教授订立研究范围，并在计划完结时提交学术报告。这计划一般为期三至四个月。在2009年共有250多名本科生完成该计划，参加该计划的教授约有九十名。参加该计划的学生近年迅速上升，由最初2005年的70多位增加至现在的250多位，造就了很多本科生与教授共同研究的机会。 该大学于2010年已有30多位学生获得全奖学金往世界顶级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卡内基梅隆大学、杜克大学等等，攻读博士课程。他们来自不同背景，但都参加了科大的本科生研究计划，并从中得到启发和动力。 该大学的研究水平能力在亚洲区表现出众，该大学虽然于1991年成立，建校历史远不及香港多间已有半世纪的大学，但该大学因为路向清晰，以成为全球顶尖研究型大学为目标，积极招聘优秀国际研究人员，添置先进研究设备，同时通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高等科技教育机构或者公司有合作关系并建立研究基地，所以该大学虽然年轻，但具备高水平的研究能力。除此之外，科大在广东省南沙的霍英东研究院则旨在扩大校方于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力。 学校设施 李兆基校园 李兆基商学大楼 赛马会大堂 会议大楼（大型演讲厅、课室、多用途会议室和研讨室等） 李兆基图书馆（藏书约77万册） 体育馆（室外体育馆和室内何善衡体育馆，有多所球场、健身房、游泳馆等等） 宿舍 饭堂 学生会合作社 超级市场 银行（中国银行、恒生银行及东亚银行） 发型屋等 学生会（学院学生会、系会、宿舍学生会、体育联会属会、学社联会属会、文化联会属会） 院系介绍 理学院 工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霍英东研究院 公共政策研究院 城市简介 香港（简称港，雅称香江；英语：Hong Kong，缩写作HK、HKG、HKSAR）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 地理位置 位于南海北岸、珠江口东侧，北接广东省深圳市，西面与邻近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相距63 公里，其余两面与南海邻接。 城市气候 香港位处北半球亚热带、北回归线的南部，背靠欧亚大陆及面向太平洋，形成海洋性副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偏温暖。每年年底，西伯利亚聚积的高气压将干燥而寒冷的空气吹向低气压的太平洋，成了香港冬季的季候风，使得纬度低的香港也感受得到低温。年中时间，太平洋形成高气压，这股夏季季候风则会吹向欧亚大陆，夏季多雨潮湿。每年约3月至5月为春季，气候温和潮湿，多云有雾，能见度低。6月至8月为夏季，气温炎热，潮湿，常有暴雨，降雨量高。9月至11月为秋季，大致温暖凉爽，阳光充沛。夏秋两季亦是台风季节，有时会引发水浸及山泥倾泻；经常受到热带气旋吹袭。12月至翌年2月则是冬季，清凉干燥，高地偶有霜降，降雪机会极微。 香港市区高楼集中而且密布，香港人口稠密，所形成的微气候容易产生热岛效应，导致市区和郊区有明显的气温差别，新界一些地区例如打鼓岭、石岗及北潭涌等地比较接近内陆，早晚温差亦普遍地比较市区大，一般平均日温差约8度。 其他信息：香港科技大学 （英文：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缩写：HKUST），简称科大，是一所坐落於香港清水湾半岛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於1991年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也是香港同时期最年轻的专上院校，由於该校於筹办期间同步进行学术评审及通过立法程序，因此成立时已为一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目前由商学院、工程学院、理学院及人文社会科学院组成，另设一个负责处理跨学科课程的跨学系部门。除此之外，科大在南沙的霍英东研究院则旨在扩大校方於学术研究方面的影响力。学校连续多年获评为香港三所最佳高等学府之一。排名声誉香港科技大学在《QS世界大学排名》（2015/16）中位列第28位（香港区第一），而在独立的地区性《QS亚洲大学排名》（2016）中位列第4位。至於在《QS全球五十强年轻大学排名》（2016）中则位列第2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16-2017）及《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2017）将科大分别列为第49及第6位，而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二百强年轻大学排名》（2017）中则列为第2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公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16）将香港科大评为世界第201 - 300位之间。《中国校友会网》给予此大学六星的评级（2016）。高等教育全球大学就业能力调查及排名（2016）显示，科大毕业生位列全球第13位（大中华第一）。地区认受性按2016年 香港大学 民意研究计划调查结果，科大在「港人眼中的大专院校排名」中名列第1 ，於「本港雇主最愿意聘用的大学毕业生」调查中名列第3。科大亦曾在2004-2014年「港人眼中的大专院校排名」中名列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