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就读高中的学生，应该说是对专业最迷茫的群体，对于专业的选择并没有很明确的概念，本科生比高中生好一点，因为大学已经 分好专业的方向了，学生至少对自己学习的这个领域有一个了解，但是考虑到将来继续深造的专业选择时，有不少学生也是比较盲目或者是拿不定主意。那么出国留 学如何选择专业 出国留学选择专业： 第一步，自己要感兴趣，自己具备学习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因为不管专业的就业前景有多好，学生能把它读下来才有意义;第二步，要考虑到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和就业优势;第三步，要看这个专业是否是移民专业，是否有助于自己毕业后顺利的留下来。 比如学生数学基础很好，学的是理科，那就可以选择会计、金融、精算、工程类、计算机类的课程;学生学的是文科，可以选择会计、金融、酒店管理、 事务管理、翻译、教育等专业;不管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如果学生爱好画画，对设计比较感兴趣就可以选择建筑专业或者设计类专业的课程。计算机类专业，也可 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选择，就业一般都是计算机企业、软件行业，外资企业等。关于医学类的课程，需要申请人有比较好的化学和生物基础，比较推荐的是护理专 业、营养专业、理疗专业、食品科学等专业，就业形势都不错。其它医学类专业如临床医学，不是很推荐，一方面是学习时间比较长，另一方面，选择国内就业的 话，如果没有渠道，就业比较难;另外因为涉及到的专业词汇非常多，毕业难度很大。 针对本科生去国外读研时专业的选择，商科专业除了精算专业需要很强的数学背景，或者统计学、会计专业的背景之外，其它商科专业一般都不要求本科 的专业背景，针对计划更换专业的学生来讲，是很好的再选择的机会。文科类的专业也一般不要求专业背景。工程类、计算机类、设计类、建筑类的专业一般都是要 求相关专业背景的，同时，建筑和设计类的专业还需要相关的作品。医学类，国外的临床医学一般是不接受国内医学专业的学生的。 以上就是的须知，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辜鸿铭生平与著作是。。。爱丁堡大学Established 建校时间: 1583 School type 学校类型:Public University公立大学 Enrollment 学生人数:12,000 undergraduate,4,700 graduate ,12,000本科生，4,700博士硕士生 Location地址: Edinburgh爱丁堡 Campus校园: Ancient City古城 Official Website : wwwedacuk 爱丁堡大学是英国的主要大学之一，400多年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来此就读。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它在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爱丁堡大学是英国一所颇具规模并保持丰富多样性的大学。有大约3800名的国际学生来自120个不同的国家。Edinburgh and China 爱丁堡大学与中国 现在爱大有263名来自中国大陆，72名来自台湾地区的学生。他们的专业集中在商学/MBA，经济学，法学，计算机和信息工程。近年来，爱大杰出的欧洲政治学系也吸引了更多的中国留学生。较少的中国学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融入到国际学生的生活中。比起其它一些“知名”的英国大学一个班可能会有一半中国学生的情形，爱大更能保证一种真正的留学体验，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学生交流思想与感情的体验。Alumni 知名校友修谟（David Hume 1711－1776），英国闻名的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人性论》的作者。今天爱大的校园内有一栋以他命名的建筑修谟楼（David Hume Tower）。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于1825年至1827年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有趣的是，解剖和手术的残忍令这位未来的生物学家感到厌恶，继而转学剑桥的基督学院学习神学。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英国小说家，因塑造了歇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而成为侦察小说历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就出生于爱丁堡，1876年至1881年间他也在爱丁堡大学学医。约翰•维斯普恩（John Witherspoon，1723－1794），《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他曾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后来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他移民美国后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新泽西学院的校长。校长任内他容忍继而支持学生的争取独立运动，并且成为《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今天在普林斯顿礼拜堂前面还有一尊他的塑像。现任英国财政部长布朗（James Gordon Brown，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毕业与爱丁堡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博士学位。布朗是英国工党最重要的，也是最刺眼的政治明星。自1997年上任以来，他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帮助英国实现了7年的经济增长。他被普遍认为是接替布莱尔首相的下一任工党领袖。有趣的是，布朗的搭档布莱尔也和爱丁堡极有渊源。布莱尔生在爱丁堡，有“苏格兰的伊顿”之称的费茨中学接受教育，后来去了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法律。库克（Robin Cook）,前任英国外交部长库克也是爱大的毕业生。 Transportation 交通 飞机：爱丁堡国际机场离市中心仅13公里。搭乘飞机从爱丁堡到伦敦仅需1小时，到巴黎、法兰克福约两小时，到纽约8小时。火车：爱丁堡有两个火车站，中心火车站为 Waverley Station，位于市中心的山谷下，大部分长途列车均来往此站。存包45英镑/天。爱丁堡<—>伦敦 King's Cross 站, 每小时2班，车程45小时，82－89英镑；伦敦->爱丁堡：从伦敦出发夜车：伦敦Euston火车站，23：30，车程7小时，卧铺和座位。座位为航空座椅，一排2 1三座，非常宽敞舒适，60英镑。－格拉斯哥，每小时2班，车程1小时，8－9英镑－圣安德鲁斯/Leuchars，每小时1班，车程2小时，8－9英镑汽车：伦敦有长途巴士从Victoria站前往爱丁堡，早晚各二班车次，车程1O小时，单程28/往返38英镑。可选乘黄昏车次，于次日早晨抵达。National Express (08705 808 080) Urban Population 城市人口: 448,624 （2002年） Weather 气候爱丁堡是英国最漂亮的城市之一，她背靠阿瑟山，面朝北海，风光绮丽，气候温润。平均1月温度： 最高 6 摄氏度，最低 0 摄氏度 （伦敦 最高7度 最低1度；曼彻斯特 最高6度，最低1度，格拉斯哥 最高6度，最低0度）平均7月温度： 最高19 摄氏度，最低10 摄氏度（伦敦 最高22度 最低13度；曼彻斯特 最高19度，最低12度，格拉斯哥 最高19度，最低10度）平均年降雨量： 628 毫米（伦敦610，曼彻斯特806，格拉斯哥 951）日出日落：6月22日 日出4：26，日落22：03；2月22日 日出8：03， 日落15：53。由于英国靠近北极圈，夏天白天很长，晚上11点才真正天黑。而冬天的黑夜却极其漫长，下午刚吃完午餐不久就天黑了。假如你有午睡的习惯，当你的午睡一觉起来就是黑夜了，那还是接着睡吧：）所以，千万不能午睡。 非凡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以为苏格兰的黑夜要比伦敦要来得早很多。其实，比起中国，英国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伦敦和爱丁堡的距离很近，这样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在黑夜最漫长的12月22日，爱丁堡的黑夜只比伦敦早12分钟来临，而天亮只晚40分钟。 Price Index消费水准 消费水准市区公共汽车票： 070英镑一瓶可口可乐： 500毫升的矿泉水： 075英镑麦当劳BigMac: 一瓶33 cl 啤酒： 1英镑有酒或啤酒的三道菜的套餐： 25英镑《金融时报》报纸： 085英镑 36 张的彩色胶卷： 4英镑 推荐专业：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土木工程、电子工程学、化学、计算机科学、法律、地质学、数学和统计学、物理学、金融学和会计学、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学术实力：爱丁堡大学有3所主要学院，包括了医学、兽医学、科学、工程、艺术、教育、法律、神学、音乐以及社会科学，设有120多个不同的专业。本科阶段开设300多科专门课程或复合课程。在研究生层次，有讲授式或研究式学位专业约150个。英国政府科研水平评估结果显示，爱丁堡大学95%的教师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得分为最高的两级，这标志着爱丁堡大学已经成为英国主要的研究性大学之一。杰出课程：电机和电子工程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地质学，数学和统计学，物理学，金融学和会计学，历史学，社会工作，社会学，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有机生物学，兽医学，社会政策。教师人数：1,300左右学生人数：20,000多名 （13,000多本科生，7,000多名研究生）设施：该校图书馆在21个分馆中收藏了约300万册的印刷品（包括教材、参考书及电子期刊、统计资料、政府出版物、善本、外文图书和报纸）。通过其网络系统，学生可以使用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和藏书，更能获得学术资料、阅览其他图书馆书目、以往试卷、电子期刊和众多参考书。该校向所有学生提供电子邮箱。学生们可以使用计算机机房，其中部分机房24小时开放。全部计算机都可以高速上网。体育运动中心开办一系列运动项目的课程。还为学生提供健身评估、咨询服务和运动损伤诊所。体育中心有室内游泳池、壁球场、乒乓球室、步枪和射箭练习场。位于佩佛密尔的运动场有优质的草坪和人工场地、网球场和高尔夫教学练习设施。坐落在珀斯郡泰伊湖畔的学生宿舍区户外运动中心可以开展帆船、独木舟、滑雪和登山等项目。学生生活：国际学生办公室致力于同大学的各系和学会一道欢迎和帮助国际学生并提高他们的各项福利。该处提供如入境手续等问题的咨询，同时还负责联络工作，在留学生和各种服务与帮助之间牵线搭桥。国际学生中心由学生治理，设有来访接待中心，为国际学生组织各种活动，包括在苏格兰地区的旅行，在该中心定期举行的晚间咖啡聚会和晚会等等。爱丁堡大学学生会（EUSA）主管校园内的餐厅、酒吧、游戏室、商店、戏剧和电视室、斯诺克台球和会议室。这些休闲娱乐项目中比较有特色的有辩论赛、固定的俱乐部和现场表演等活动。该校共有170个学生社团，组织范围相当广泛的社交、文化、学术、政治和宗教活动。咨询处为访客免费提供服务，残疾学生服务办公室欢迎残疾学生并提供咨询。评估等级：2006年The Times评估等级：评估总分第5名2005年The Times评估等级：评估总分第13名 2004年The Times评估等级：评估总分第14名2003年The Times评估等级：评估总分第15名2000年The Times评估等级：评估总分第6名2000年Financial Times评估等级：第11名（99年：第10名）1999年The Times评估等级：评估总分第8名，教学质量第9名，科研质量第5名，入学标准第5名，师生比例第16名，图书电脑经费第7名，设备经费第6名，获荣誉学位的学生比例第4名，毕业去向第6名1999年The Times商管等级：第10名1999年Sunday Times评估等级：第11名海外学生所占比例：74%物理学家的具体简介　　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新文化运动***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文化巨擘吴宓亦赞曰：“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而在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领袖陈独秀眼中，却是位“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以“老顽固”、“老古董”、“腐儒”等相称者也不乏其人。如此褒贬相反的头衔，细数下来，竟有二三十个之多，集于一人之身，足见其受重视之程度。由是，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谓：“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　　一、 究竟有怎样的出身和家庭背景　　辜鸿铭的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　　1857年7月18日，当辜鸿铭向着马来亚的酷暑盛夏热烈投奔而来时，这个热带南洋小岛早已被英国殖民者占据，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他的父辈们已同英国殖民者打了多年的交道了。辜鸿铭之曾祖父辜礼欢，作为“当地最可敬之华人”，被初登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委为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脑——首任甲必丹（Captain）。这位地方的头人育有八子三女，儿子中数辜安平、辜国材和辜龙池三人最有出息。辜安平自幼被送回国内读书，后来，在林则徐手下为官，不久后又奉调台湾任职，并从此定居台湾。辜国材和辜龙池则继承了辜礼欢的衣钵，在政治上继续与英国殖民者保持合作关系。辜国材因有外交头脑，受派随英国人、东印度公司要员莱佛士爵士率领的舰队登陆新加坡，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成为来新加坡最早的中国人之一。辜龙池在吉打州政府里任公职，于地方建设卓有功勋，被吉打苏丹赐拿督勋衔。他有个儿子不喜从政，帮助英商布朗经营槟榔屿的牛汝莪橡胶园，颇得老板的信任，成为密友。他就是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辜鸿铭乃辜紫云次子，取名汤生（Tomson）。　　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小汤生深讨布朗的喜爱。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带他返回苏格兰老家，对他的学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十四岁那年，汤生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Hong�Beng kaw（汤生在学校的英文名字，为闽南方言译音）这尾来自东方的小鱼，自由自在地遨游于西方文化的大海，经过彻头彻尾的西方学术武装，最终在爱丁堡大学校长、英国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大家、社会批评家卡莱尔引导下，栖息到浪漫主义的文学海岛之上。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等人抨击资本主义的精辟格言，汤生烂熟于心。什么“现今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一条枪”，在他年轻的心灵造就了七级地震。这些欧洲先贤们对中国儒家文明表示由衷地赞赏。在他们浩瀚的书海里，汤生倾听到了莱布尼茨的心声：“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东方的中国，现在给了我们一大觉醒。”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指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汤生也追寻了伏尔泰诉说“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的思想根源。卡莱尔更是赋予中国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在《过去与现在》中，这位爱被人称作“皇帝”的大师把中国皇帝比作主教，由衷称道中国的政制。这些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等一长溜大人物，成了汤生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充满魅力的精神食粮，寻回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神圣的民族尊严，并由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爱丁堡大学，汤生还坚持学习希腊语、拉丁文等。1877年二十岁那年，他通过拉丁语和希腊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的学习和考试，摘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桂冠。尔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旋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取得德国柏林一所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一说硕士)后，转赴巴黎。数年间穿梭般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汤生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此时父母已先后下世，汤生决心遵从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命。布朗支持他东返，这位善良友好的英国绅士相告带他到欧洲求学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视能力的西洋镜，会通中西，日后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　　1880年，汤生登上了东返马来亚的轮船，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辅政司任职。1881年岁末，汤生偶识清廷派赴南洋诸地宣慰侨胞并与英国殖民当局办理交涉的马建忠（《马氏文通》作者），经三日倾谈，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180度大转变，倾心仰慕祖国文化，决心回国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效力。汤生向殖民当局辞职后不久，即来到华洋杂处的香港，埋头苦读汉学著作和中国经典，对中国学术思想恍有所悟，写就平生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学》，文章概述了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汉学发展情况，严厉批评了西方汉学家们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不足。此文在《字林西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上连载后，他兴冲冲地赶到上海，请教马建忠，未遇，乃随处旁听一些塾师讲授四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里这句本是说洗澡问题的话，给汤生留下至深印象，他进一步悟道：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又何尝不是如此？联想基督教徒的每日忏悔，汤生决意要使自己废旧图新，追求中国精神，并使之完美。他借用“汤之盘铭”之句，给自己取字鸿铭。鸿者，大之意。商汤王在洗澡盆上刻写警语，汤生将之放大，刻在心中，使之成为座右铭。　　1885年前后，辜鸿铭在折回香港的船上，舌战几位肆意诋毁中国的洋鬼子，为同船的广州候补知府杨玉书所奇，乃向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由是，辜鸿铭进入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幕中，被委为洋文案，办理邦交诸务。　　二、究竟如何聪明、善辩、幽默　　著名中国通、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的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辜鸿铭还是个记忆天才。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6100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他尝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这是辜鸿铭喜欢引用的孟子语录。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是直追东方朔的能言善辩之士、一个为中外称道的讽刺天才。　　天才出自勤奋，辜鸿铭的聪明是幼时勤奋好学结出的硕果。除了每日背诵古今中外经典，他还喜欢抄书。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书楼阅书，数年之间，抄书数十种。连西方一些饱学之士，都畏与之谈，因其所读之书，不仅有为彼等未曾寓目者，还有世间无法购得之孤本。　　中国著名医学家、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博士尝言，“从青年时期读书开始，他（指辜鸿铭）就很有出息”，在槟榔屿广为人知。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执辈谈起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西洋佬，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　　十九世纪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名为请教孔孟学说，却语含讥诮：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辜鸿铭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说，难道还会是三三得八不成？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点玩艺儿吧！不待对方发话，辜鸿铭又接着说了下去：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有时连七还得不到，成了个大大的负数。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一席话说得伊藤博文大窘，再无他语，后来见人就说辜鸿铭有金脸罩、铁嘴皮功夫。　　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竞争一番，决出胜败，然后定座，再动筷子。如果这样的话，今天这顿饭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谁也吃不到嘴。众皆称妙。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任职时，曾与几个外国朋友逛十里洋场。洋人见沿途艳旗高张、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卖*妇何其多也。辜鸿铭巧言遮丑，说：rostitude,destitude（卖*者，卖穷也），隐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国妇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　　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辜鸿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级辩护，乃是为纳妾制所作的“壶一杯众”。当一位洋夫人藉此反问为何不能“妻一而夫众”时，他振振有词地答：“夫人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询问后，以温和的语气对该贵妇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车代步，汽车有四只轮胎，敢问府上备有几付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辜鸿铭机智善辩，虽然有时也狡辩，强词夺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圆其说，并以巧言制服论敌的那份能耐，却是中外莫如的。 辜鸿铭不仅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也是幽默的老前辈。一代文豪、翻译大家兼幽默大师林语堂对其推崇备至，尝言：“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许正因为辜鸿铭聪明、幽默、有趣且有见识和深度，因此颇受学生们的喜欢。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等人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　　三、究竟是怎样一个“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当年出西洋读书时，父亲说了许多话，辜鸿铭记得最牢的是“中国人”三个字。到欧洲后，作为大富翁家的养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贵族化的，可他毕竟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是为欧洲人所瞧不起的黄种人的一员，自然成了为数不多的种族歧视的对象。这种社会背景，培植了他极强的自尊心和爱国情结。　　刚走上张之洞总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大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将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这是“中国货”。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其移节武昌，时长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浓于水的民族尊严，使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堂堂正正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向世界作辩护。伦敦《泰晤士报》对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评论登载，怀疑此文的作者出于中国人之手，因为那“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用空谷足音来比喻辜鸿铭的言论，并非溢美。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整个英语世界几乎一直是欧美列强自己充当舆论主角并自说自话，辜鸿铭的出现，使中国终于有了能理直气壮地为祖国权利向世界发言、寻求正义的声音，这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难得一闻的壮魄和虎吼声。　　辜鸿铭归国以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就像开锅的蒸汽一样长久升腾在他的心头。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他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蛋，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情，义愤填膺，公开将带有此种歧视感欺辱中国人的洋人宣判为“夷”。他著文说：　　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如此义正辞严、指名道姓的谴责，在此之前的外交文书或对外檄文中是无法见到的，即使今天读来，也令人感到血脉贲张，心胸里升腾起一股民族正气。　　对那些动辄“叫嚷炮舰镇压”的侵略者，受过西方近代民族意识熏陶的辜鸿铭表示万分的蔑视，他如是抨击：　　我想应当告诉外国公众，从外国炮舰上开火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　　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感情和神圣的国格意识，令人肃然起敬。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　　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　　此类檄文，堪称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除了抨击侵华行为，谴责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那些傲慢无礼、藐视中华已极的轻佻言论，辜鸿铭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为中国辩护，捍卫民族尊严。十九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了消弭这股空穴来风，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一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总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不时梦呓般失态惊呼“黄祸论”。去年“9·11”事件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使那些西方政要，似乎有了某种清醒的认识，善良的西方民众据此更是分清了敌友。重温辜鸿铭一百一十年前的“斥黄祸”文章，唤起我们的难道仅是对中国这位最早“斥黄祸”义士的记忆？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的结果，竟然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最后，辜鸿铭还不忘幽上一默：“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英人濮兰德与白克好司合著的《清室外纪》和《慈禧外纪》等书，在西方颇为畅销，笔下对中国和中国人常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辜鸿铭也少不了要作文反唇相讥一番。凡此种种，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产生了积极效果。日本学者、《时事新闻》驻北京通讯员鹫泽与四二曾说：“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了中国政府和文明的一边。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过分的赞誉都显得多余。”　　在崇洋惧洋成风的年代，辜鸿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爱国，首先要爱其文明。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不遗余力地颂扬中华文明，肯定中华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赞中华的地步。在他看来，中华文明高于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华文明推向全世界，并声称要用中华文明改造世界。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这种民族骨气和不凡的气度，在旧中国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当属凤毛麟角。由是，辜鸿铭的精神颇得时人的钦佩，就连外国人也向他投以赞扬的目光。　　英国文豪毛姆来华拜见辜鸿铭，写了张纸条让人送过去，请他过来坐坐，辜鸿铭坚拒不去，充分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尊严。毛姆不得已亲来造访，辜鸿铭讥议道：“你们以为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来？”他还尽情向毛姆发泄着对于来自西方的民族和文化歧视的愤嫉心情：“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是惟我独尊的实验？……”　　抛弃海外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回归中土以后，辜鸿铭自觉地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神圣尊严的勇敢卫士，以中国人的名义和流畅的英语，向西方人的歧华言行大胆地提出挑战、抗议，并不懈地教训西方人。爱国主义是辜鸿铭思想学说的渊源，爱国，简直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按：指嘲笑他的大学生）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为了更好为祖国效力，我不看荣誉和金钱……”他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著名翻译家、文学家、革命志士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鸿铭的爱国言行，连外国人都为之感动。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就说：“他是热情的爱国者，曾首先高呼‘中国人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欧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样'。”总之，在辜鸿铭那袭破旧肮脏的马褂里边，燃烧着一团永不熄灭的民族自尊之烈火。当然，由于他的褊狭，使得其爱国言行，难逃狭隘愚忠之讥。　　四、究竟如何守旧、落后　　辜鸿铭回国初期虽然脱下西装革履，换上长袍马褂，但思想和行动上并不怎么保守，对洋务运动也颇支持。他订阅上百种世界各国报刊，藉资浏览，遇外国有新发明及有关时事，必向张之洞逐句详解，以作启迪之助，而张之洞每次“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著名文史学家王森然在其《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言：“所有湖北新政策画，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议，梁（鼎芬）从旁赞助，文襄立予施行，故当时湖北气象灿然一新，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先生以一学者，对于民族思想之发展计划，真知灼见如此，究不失为一时之俊杰矣。”　　辜鸿铭与张之洞青萍结缘，沆瀣契合，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华，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经纶满腹，的是杰出之才。”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引进西学，变法图存。面对这勃然而兴的维新思潮，辜鸿铭却生怕因之毁弃中国文化，于是，精于西学西政的他在那不平静的年代里，却“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罗振玉《醇儒辜鸿铭》）。他不仅没有明显激进的思想表现，当张之洞让他筹办一个译介西学西政的报纸时，他竟断然拒绝，声言即使有上谕也不从命。事后，他还专门拟就《上湖广总督张书》，文中大讲儒教尊王之旨、义利之辨、忠恕之道，备陈西学西政之失，认为“好论时事，开报馆，倡立议院”，是西洋乱政之所由来，而且“民气一动，不可复静，驯至辨言乱政，将不可收拾”，总之，既危害君权，又惑乱民心。一些研究者指出，此文可视为辜鸿铭从究心西学到彻底转变为一个地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标志。后来，他还变本加厉地认为：“以欧美的学说，变更中国的政制，这是乱中国有余，救中国不足。”　　辜鸿铭的保守立场自此日趋顽固。当其时，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摆脱西方“食肉民族”纷纷发表救国主张。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提出 “二元论”办法，即作为个体，中国人必须坚持并严格地按照儒家原则办事，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却必须抛弃儒家原则，采取现代欧洲新学的理想。康有为、梁启超们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寻求中国军事上的强大，而且寻求政治上的强大，希冀把中国的专制政体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如果中国拥有日本那样的政体、枪炮和科学，那么拥有的就不是失败。辜鸿铭当然也在为多灾多难的中国设制蓝图，只不过他的办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也不是以科学的残杀互相回敬，更不是通过部分地或全盘地将中国西化，而是使中国更加中国化，用中国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对付西方枪炮。他甚至认为：　　制止一种社会和政治罪恶、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办法，是通过一种自尊和正直诚实的生活，赢得一种道德力量，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我以为，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中华民族惟一可赖的力量，要想将其古老的文明从现代欧洲民族的物质实利主义之破坏力中挽救出来，最好的办法就存在于这种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辜鸿铭的思想既有别于晚清的一般洋务派、顽固派和国粹派，也不同于民初的“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这使他别具特色，也是他令人瞩目的异彩之处。当他晚年入北京大学时，更成为旧派学人中的代表人物。只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并不是那种冥顽不化的保守派。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说：“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也说：“有人把他譬做保守学者之中最顽固不化的一个，但是，这恐怕是这些人还不了解他的缘故。”　　以辜鸿铭自幼留学西方，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欧化，到头来却极力排外，一味反对西方文明，维护中国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如此这般，无论如何是要让人们惊奇而讶异的。在此之前，辜鸿铭虽有一些守旧的行为和怪论，如爱小脚，如狎妓冶游，如纳妾，这些都可视为生活方式的差异，作为彼时士大夫和病体社会的流行病，我认为无须过多诋诟。而其政治、思想如此守旧落后，改朝换代到民国后，其态度竟日益顽固保守，发展到大言不惭地把辫子当护照和标志，并声嘶力竭地为此类国渣陋俗辩护，却是要让人们大跌眼镜，并加耻笑的。其所谓中物理学家介绍——霍金1942年1月8日，霍金出生于英国牛津。这一天正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300年前阖然长逝的日子。伽利略是最先提出了惯性定律原理（一切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都会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的人，后来牛顿系统地归纳了这个定律（因此后人也叫它“牛顿第一定律”），使之成为一切力学定律的基石。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霍金的成就与这几位前辈相比又如何呢？他有资格跻身科学名人堂吗？让我们从他在学术界的第一次亮相看起：1970年，28岁的霍金和彭罗斯（R Penrose）合作，证明了“奇点定理”：在一定条件下，按照广义相对论，宇宙大爆炸必然从一个“奇点”开始。为此，他们共同获得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霍金的贡献——对黑洞性质的研究和提出量子引力论——论重要程度虽赶不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两个相对论，但是足以为他在科学名人堂中留下一席之地。尤其是他的量子引力论，整合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领域，自成体系，使他能与创立分子生物学（生物学与量子力学的成功结合）的科学家平起平坐。在霍金之前，所有的宇宙理论都以广义相对论为基础，但是只有霍金发现并证明了广义相对论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理论，它不能告诉我们宇宙起源的细节。因为根据广义相对论得出的结论，所有的物理理论（包括它自己在内）都将在宇宙的开端处失效。显然，广义相对论只是一个不完全的“部分”理论，所以奇点定理真正所显示的是，在极早期宇宙中有过一个时刻，那时宇宙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考虑用20世纪另一个伟大的“部分”理论——专门描述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来研究它。霍金和他的搭档被迫从对极其巨大范围的理论研究转到对极其微小范围的理论研究。恰好有这样一种可能存在的微型天体可作为研究对象。正如霍金后来回忆的：“研究黑洞的性质，有助于我们同时理解大爆炸奇点，因为他们之间实在是太相似了。”于是他开始潜心研究黑洞问题。名词解释黑洞：一颗内部燃烧尽了的大质量恒星由于自身的重力作用，外壳不断向中心坍塌缩小，最后就会形成致密的黑洞。黑洞是宇宙中的实体微粒，它们的体积趋向于零，而密度（密度＝质量÷体积）几乎是无穷大，由于具有强大的引力，物体只要靠近这个微粒，就会被强大的引力吸住，连每秒传播30万千米的光也不能幸免。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信号能够从黑洞的作用范围内传出，这个作用范围的界限被称为“视界”，人类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对于观测者来说，那就是漆黑一片—— 这也是黑洞名字的由来。1971年，霍金指出，宇宙大爆炸时间可能产生像质子那么小（半径10-13厘米）的重约十亿吨的“太初黑洞”，它们的寿命大约和宇宙年龄相同。1973年霍金、卡特尔（B Carter）等人严格证明了“黑洞无毛定理”：“无论什么样的黑洞，其最终性质仅由几个物理量（质量、角动量、电荷）惟一确定”。即当黑洞形成之后，只剩下这三个不能变为电磁辐射的守恒量，其他一切信息（“毛发”）都丧失了。“黑洞”的命名者惠勒（JA Wheeler）戏称这特性为“黑洞无毛”。华裔著名物理学家介绍吴有训吴有训先生于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受教于留美归来的胡刚复博士。在胡先生的指导下，吴有训在国内即对X射线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1年以优异成绩获得赴美留学机会。该年底吴有训赴美，1922年初进入芝加哥大学。其时，著名物理学家A•H•康普顿正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1923年他正式成为该校教授，该年5月康普顿发表了解释X射线被石墨散射后频率改变现象（后称康普顿效应）的论文。当时也研究这一现象的美国物理界一位重要人物杜安已有所谓“箱子效应”和“三次辐射”的理论，因此他极力反对康普顿的工作。吴有训先后以十几种元素为散射物质进一步做了大量深入研究，通过精心设计实验方案以无法辩驳的事实对康普顿的理论给予了极大支持。这些成果得到了国际物理界的关注和承认。相关数据被一些国际著作引用。吴先生1926年获博士学位。国外有的物理教科书，因尊重吴先生的工作而将康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严济慈严先生1923年赴法国留学，1927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880年著名物理学家比埃尔•居里发现了晶体的压电效应，但压电效应的定量数据的获得，是严先生深入研究并精确测量给出的。严济慈的导师是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他是居里夫妇的好朋友。玛丽•居里夫人对严先生的研究非常支持，并把四十年前居里用过的石英晶体样品借给了严济慈。著名的物理学家朗之万对严济慈也非常赏识，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严先生在大量实验基础上，总结出了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及其反效应具有各向异性、饱和现象以及瞬时性等特性，扩充发展了居里的理论。1927年法布里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就职仪式上他宣读了他的得意弟子---严济慈的博士论文。1931年严先生回国。1935年与著名物理学家F•约里奥—居里及卡皮察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赵忠尧赵忠尧先生1927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受教于1923年诺贝尔奖得主密里根，1930年获博士学位。1979年丁肇中在西德同步幅射中心“佩特拉”加速器落成典礼时，向十多个国家上百名科学家这样介绍赵忠尧：“这位是正负电子产生和湮灭的最早发现者，没有他的发现，就没有现在正负电子对撞机”这是指赵先生在研究密里根给出的第二个课题（第一个课题被赵先生拒绝了）“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时，测量到了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现象。所谓反常就是与当时比较公认的克莱因---仁科公式有很大出入，即只有在轻元素上的散射才符合而在通过重元素时相差很大，如当硬γ射线被铅散射时吸收系数比公式结果大了约40%。由于密里根相信克莱因---仁科公式的结果，而对赵先生的结果不甚相信，以至将论文搁置了2个多月。后来由于鲍文教授十分了解赵先生的工作，向密里根作了保证，文章才于1930年5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发表。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赵忠尧发现γ射线被铅散射时，除康普顿散射外，伴随着反常吸收还有一种特殊的光辐射出现。由于当时所用的方法不能显示详细的机制，只能断定这两种现象不是由于核外壳层电子而是由于原子核所引起的。事实上，反常吸收是由γ射线在原子核周围产生正负电子对而减少的结果，而特殊辐射就是一个正电子和一个负电子碰撞湮没而产生二个（或二个以上）光子的湮没辐射。王淦昌丁肇中先生说过：“中国老一辈物理学家能留名学史上的有赵忠尧和王淦昌先生等。”王先生1930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师从迈特纳，他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有幸听过玻恩、米泽斯、海特勒、诺特海姆、弗兰克、薛定谔以及德拜等人的课。1933年26岁的王先生完成博士论文《ThB+C+C11的β谱》，年底由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玻登斯坦以及迈特纳等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王淦昌的博士论文。1934年1月王淦昌参观了卡文迪许实验室，拜会了卢瑟福、查得威克等物理学家。1934年4 月回国。王先生的科学贡献主要有：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利用宇宙线研究了μ介子衰变特性；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获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王先生参与了我国两弹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钱学森钱学森(1911—)，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1911年12月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来到北京，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59年，加入中国***。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钱学森1935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当时美国唯独加州理工学院有一所空气动力学实验室，主任是匈牙利著名学者冯•卡门（也译为冯•卡曼）。冯•卡门早年也是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是麦克斯•玻恩的好朋友及合作伙伴之一。后来，卡门专门研究流体动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成为在这两方面极富盛名的权威。1936年秋，钱先生慕名到加州访问卡门。卡门对钱学森敏捷而又富于智慧的思维非常欣赏，建议钱学森到他这里来读博士学位。从此钱学森在卡门指导下专攻高速空气动力学。中国学生赢得了卡门的特殊感情，除钱先生外，他还培养出了林家翘、钱伟长及郭永怀等中国著名数学家、科学家。他常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匈牙利，一个是中国”。在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1933－1945年间在《航空科学》、《应用力学》等杂志发表8篇论文，推出了卡门---钱学森公式，提出了跨声速流动相似律等许多开创性工作。1945年卡门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团长，授少将军衔，钱学森任顾问团火箭组组长，上校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空军当局高度评价钱学森的工作，认为他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卡门更是器重他的得意门生，称他为火箭方面最得力的专家。钱学森几经磨难1955年才得以回国，为新中国火箭、导弹以及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1991年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钱三强钱三强(1913—1992)，中国实验物理学家，浙江省吴兴县。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毕业。1937年赴法国留学，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底赴里昂等待乘船回国，由于太平洋航线中断，他滞留里昂大学任教，1944年和1947年起先后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奖金。1948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和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历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计划局副局长、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1956—1978年任副秘书长、1958年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78—1984年任副院长；1955年受聘为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现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特邀顾问。1956— 1978年还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1年起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82年被选为理事长。1978年被遴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92年6月28日0时28分于北京病逝，终年79岁。钱三强1948年回国后培养了一批从事研究原子核科学的人材，建立起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的基地。1955年起参加了原子能事业的建立和组织工作，将近代物理所改建为原子能研究所，领导并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以及有关科技工作的开展，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计划和学术领导都做出了贡献。1937年，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留法公费生。夏到达巴黎，当时正在法国参加会议的严济慈亲自将他介绍给了伊莱娜•居里。伊莱娜•居里和约里奥•居里人称“小居里夫妇”。钱三强进入居里实验室后，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有机会就帮助别人，目的是想多学一点实验本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钱三强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各干各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才行。”就这样东问西问两年多的实验室工作使钱三强增加了丰富的知识和实际技能。1939年希特勒军队占领法国，钱三强随同事想逃难，但未能成功。这时他的公费留学费用中断了，回国不能，留下又没有生计。在钱三强最困难的时候，当时不肯离开法国的约里奥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既然是这样，那还是想法留下吧，只要我们自己能活下去，实验室还开着，就总能设法给你安排”。 1943钱三强回到了巴黎继续在居里实验室做研究工作,直到回国。钱三强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凭他的卓越贡献已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1946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核乳胶研究铀裂变，发现了著名的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荣获法国科学院享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约里奥曾说：“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核物理界一个重要工作。”1947年钱三强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一职。1948年钱三强回国时小居里夫妇给他写的评语中说：“他对科学事业的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最为优秀。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用的各种品德。”彭桓武在《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一书中玻恩提到：“在我的学生中有四个很有才华的中国人；其中之一是黄昆”，另外三人是彭桓武、程开甲和杨立铭。彭桓武1915年生于吉林长春市，1938年秋赴英在爱丁堡大学随玻恩学习，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947年底回国。玻恩在他的著作《我的一生》中回忆说：“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桓武）。他天赋出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个理论问题上出了一个错，错误找出来后，他非常沮丧，以致决定放弃科学研究，代之以为中国人民撰写一部大《科学百科全书》，包括西方所有重要的发现和技术方法。当我说到我以为这对单个人来说是个太大的任务时，他回答道，一个中国人能做10个欧洲人的工作。他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薛定谔高级研究院的教授，作为亥特勒（WHeitler）的继任，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几年以后他决定回中国，在走以前他来看望我们并和我们（指玻恩一家，本文作者注）一路到苏格兰西北高地的尤拉浦尔去，我们在那里度假。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几天。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再没见过他，他也没写信来。”玻恩说：“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外是很单纯的，外表象一个壮实的农民。”从玻恩的字里行间渗透出他对这位倔强的中国北方小伙子的喜爱欣赏与想念。彭先生在英国时与亥特勒合作做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并由于在理论物理方面的贡献1945年与玻恩分享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支杜加尔---布列斯班奖。回国后继续进行核物理研究，对分子结构提出了以电子键波函数为基础的计算方法。1956－1957年在他的领导下邓稼先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合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为中国核物理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彭先生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杨振宁杨振宁(1922—)，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今合肥市)。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吴大猷指导下完成学士论文，1942年毕业后即入研究院深造，在王竹溪指导下研究统计物理学。1945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受E•费米熏陶，在导师E•特勒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教员，1948—1955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5—1966年任该所教授，196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爱因斯坦物理学讲座教授，并任新创办的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美国总统授予他1985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章。1948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授予杨振宁名誉教授授证书。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邓稼先邓稼先(1924—1986)，中国核物理学家，1924年6月25日生于安徽怀宁，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其父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平，16岁随其姐来到四川江津念完高中。1941—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 年抗战胜利后，迁返北平，应聘于北大物理系任教。1948年到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念研究生，被选入“留美科协”总会干事会。新中国的诞生促使他决心尽早回到祖国。1950年8月，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冲破重重险阻登上了回国轮船。1950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后历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56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委员。1985年7月患直肠癌，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6年7月29日卒于北京，终年62岁。李政道李政道(1926—)，理论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是：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γ”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丁肇中丁肇中(1936—)，实验物理学家。祖籍山东日照。1956年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在物理系和数学系学习，1960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63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工作。1964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65年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师。1967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系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高能实验粒子物理学，包括量子电动力学、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的研究。他所领导的马克•杰实验组先后在几个国际实验中心工作。由于丁肇中对物理学的贡献，他在1976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发现J/Ψ粒子)，并被美国政府授予洛仑兹奖，1988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特卡斯佩里科学奖。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前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巴基斯坦科学院院士。他曾被密歇根大学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意大利波洛格那大学(1988年) 和哥伦比亚大学(1990年)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他是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曾获得过许多奖章，如1977年获美国工程科学学会的埃林金奖章，1988年获意大利陶尔米纳市的金豹优秀奖及意大利布雷西亚市的科学金质奖章。他也是《原子核物理B(Nuclear Physics B)》、《核仪器方法(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和《数学模型(Mathem atical Modeling)》等科学期刊的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