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baikebaiducom/view/195266htm现代诗“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唐代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最终有没有回到故土日本？翻开史料，有关杨贵妃东渡日本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二十年代，著名"红学家"俞平泊先生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质疑等文章中指出，杨贵妃可能并没有死在马嵬坡，而是去了日本定居。文章指出，在日本不仅有杨贵妃的坟墓，还有杨贵妃的塑像。而且，现今的日本沿海边有一个叫做"久津"的村子，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这里的人们相信一个久远的传说，当年杨贵妃在马嵬坡兵变的形势逼迫下，一名侍女代替她去死了，杨贵妃在遣唐使的帮助下，乘船离开了大唐，经过漫长的时日漂泊至一个村子，就是今日的日本山口县久津。山口百惠就是山口家族的一员，看来她声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不是空穴来风的。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中，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和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中，都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推断杨贵妃确实没死而逃到了日本。日本世代流传的这些传说实在出乎国人的意料，而且所有传说都有根有据，一个中国的贵妃竟然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她的坟墓和塑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难道杨贵妃真是逃去了日本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严绍焘教授从事研究比较文学二十多年，对日本的文化有很多的了解，对于贵妃在日本受到的推崇，严绍砀教授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采访:严教授:我想这个最早的起源呢，是跟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有关系的，白居易在记述杨贵妃本事的时候呢，他有著名的长恨歌，这样一首长诗，那么在长诗的后半部分呢，他表述了对杨贵妃的一种想像，说杨贵妃虽然是她在事变中间人已经死了，但是她的灵魂还是活着的，她的灵魂飘摇到神仙山上，后来呢她和唐明皇所派去的道士在神仙上相遇了。而众所周知，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历史上描写杨贵妃和唐玄宗爱情的最为著名的传世名作。人们分析长恨歌里写到的诗句，"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其中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人们仔细的分析这段诗文，其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就是描写了马嵬坡上找不到杨贵妃的遗体了。而此后唐玄宗派一个道士去找寻杨贵妃，结果"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没有找到，最后道士在仙山上找到了贵妃，而太真恰恰是贵妃出家时的法号。这一系列相似之处让人们充满了想像，由于是浪漫风格的诗文，倘若道士真的在仙山上找到了贵妃，这里的仙山究竟指的是哪里，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地方吗人们陷入了沉思之中。长恨歌里写到的称蓬莱的仙山又在哪里呢采访:严教授:关于蓬莱山呢，在中日文化史上，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因为呢，在日本的，文学的创作的概念中，他们常常把蓬莱山本身就指为日本本所，因为我们都知道，蓬莱山是中国道教所构思的神仙生活的在大海中的一种神山，但是在日本的文学中呢，常常把蓬莱山作为日本本身，加以演化的，所以这个能剧呢，他多少暗示了杨贵妃在安禄山事变之后，她其实没有死，她可能到达了日本。但是在和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蓬莱山就是日本"的说法，人们还是陷入了迷惑之中。采访:严教授:大约在14世纪的后期和15世纪的初期，日本的能开始逐渐的发达起来，能是日本的一种古典戏剧，那么能是以许许多多的生活作为它的题材，其中有一部能是专门以中国的题材作为它的题材来进行创作，那么在文学史上，它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唐氏能，以唐来代替中国，以唐氏能创作的剧本呢，大概有十几种，其中呢有一个剧本，就叫做杨贵妃，那么这个能氏剧的杨贵妃，它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讲了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之后，她到了蓬莱山上，那么那跟白居易的长恨歌有所不同，白居易的长恨歌说杨贵妃，人是死了灵魂到了神仙山上，但是这个能氏剧的杨贵妃呢，它说杨贵妃没有死，杨贵妃到了蓬莱山，在蓬莱山上，她又和唐明皇派来的道士互相见面了，那么基本的情节，还是演绎了长恨歌的构思，但是其中它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就是杨贵妃并没有死，就在这个蓬莱山。随着白居易文学在日本的流传，杨贵妃在11世纪的日本就已经家喻户晓，杨贵妃逃亡日本的说法也是那时才传入中国的。11世纪时，日本的著名作家紫式部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写了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小说《源氏物语》。紫式部是日本的宫廷女官，主要为宫廷内的贵夫人们讲述汉学，《源氏物语》就是描述了宫廷内女人的明争暗斗，而源氏的命运与中国的杨贵妃有很相似之处。采访:严教授:那么这部小说作家在构思的时候呢，她在开宗名义的第一卷，叫做腾壶，腾壶的这一卷呢，现在研究源氏物语的中国的日本的，大部分学者，都已经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腾壶这一卷，是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作为基本的构思来展开她的小说的脉络的。传说杨贵妃到达日本后，受到日本孝谦皇后的重用，杨贵妃居住的日本宫廷就像是唐朝的建筑模式，最终她由于思念唐玄宗郁郁寡欢，死在日本。这些传说和前面的逃亡联系起来似乎都是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些传说仅仅是传说，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实。更为传奇是，根据长恨歌中描述，唐玄宗因为思念杨贵妃，命一名道士招魂，结果道士在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并且带回了杨贵妃给唐玄宗的信物--发簪。以近弥留之日的唐玄宗时常拿着道士带回的信物，哎情嘘叹，让人看了不免心生悲哀。倘若道士真是在日本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按当时的原始条件，杨贵妃有可能逃到日本去吗采访:而到了2004年，中国歌剧舞学院和日本的这个演员合作，在北京天坛剧场，演出了一幕一个大型的歌舞剧，就叫做杨贵妃，那么在这个杨贵妃的戏中呢，它明确的表示在安史之乱马嵬事变中，杨贵妃并没有死，杨贵妃当年呢由一个日本的留学生，帮助她从事变中脱逃，而有一个日本女留学生顶替杨贵妃在马嵬坡被杀了，杨贵妃又度过东海到了日本。在南宫博的《杨贵妃外传》和渡边龙策的《杨贵妃复活秘史》中，都是这样的描述，说杨贵妃是被人代替而死，或是她上吊后又恢复了元气，最后在遣唐使的帮助下，才到达了日本。倘若杨贵妃是被别人代替而死，那下葬的人又究竟是谁，史料明确记载，贵妃死后用紫色被褥将其草草埋葬，难道埋葬的是一个顶替她而死的人。这些推断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就算有人代替贵妃去死，在唐朝海上交通好不发达的情况下，杨贵妃如何能顺利的逃到日本呢现今的人对当时的条件下如何漂洋过海是丝毫都不能想象的。而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史料中最翔实的航海记载就是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他前后历经11年，经历了5次的失败，屡遭磨难，才终于到达日本。可想而知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杨贵妃想要逃到日本究竟有多大可能性呢采访:刘教授(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唐朝时候，中日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据记载，包括非正式的有十六七次甚至十八九次的遣唐使，至少能够落实的也有十五次，在唐朝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那么经常有日本人来，来得规模最大的盛唐时候的使团达到五百多人，将近六百人，最多一次五百九十多人，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一般它来的船，一般是三艘四艘船，所以一般的船里载的能达到一百多人的规模，所以那个时候是日本的造船在唐朝也比较发达，当然，唐朝的官船可能比他们还要发达，因为在广州有驶舶使，就是对阿拉伯世界整个贸易，大量的中国瓷器出去，那个船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航海技术，从造船技术，从船的本身的交往的规模应该(杨贵妃出逃日本)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唐朝时日本遣唐使船图，唐朝有记载的十多次遣唐都是乘坐这样的船来往于大唐和日本之间。日本古称倭国。在唐代时才改称"日本"，据史料记载，这样的遣唐船可载一百多人。日本遣唐使人员会在日本博多集中起来出发，到达唐朝的明洲扬州和苏州就可以到达大唐的首都长安。日本有十几次的遣唐经历，最多的遣唐人员有五百多人，分三四艘船。就算这样的遣唐使船能到达日本，在兵荒马乱的大唐杨贵妃可以在哪个港口登船呢。据中国古代交通史记载，当时唐玄宗逃到了四川，随后还有逃走的留学生，遣唐使等，杨贵妃一定会选择相反的方向，可能到了武汉，经长江下流，有三条路线，一个是扬州，一个苏洲和明洲，可能在此三个地方登船，最后经历数日到达日本的"山口久津"。杨贵妃到达日本的村子就是日本的山口久津县，后来以杨贵妃之乡而闻名。这样的推理似乎是可行的，但这也是后人的猜测，在当时危急的情况下，杨贵妃就算能幸存下来，她能怎样脱离大唐吗当时要将她置于死地的四军，都是受太子李亨也是后来唐肃宗的指派，已经成为皇上的肃宗怎么可能容忍杨贵妃逃离大唐呢据史料记载，杨贵妃死后，唐肃宗拒绝将贵妃纳入后宫名列之内，如此看来他们之间有极深的仇恨。就在逃亡日本的传闻在民间炒得沸沸扬扬时，有关贵妃得下落，又传出了一种新得说法。刘教授:很多的因素，促使人们愿意相信杨贵妃是可以不死的，就是她要不死的话，这些理由也是可以从逻辑上从推理来说是成立的，尽管没有依据，那么这样的话，人们就相信她是没有死，她应该是逃走了，那么逃到哪里去了呢，在唐朝的国土上，她不可能生存，以为后来肃宗控制局面以后，他不能允许杨贵妃还在唐朝生活，自然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去处，而从当时的交通条件，中日交往来说那个又是很现实的。严教授:至今为止，关于杨贵妃生死之事，中国学者就提出疑问，但是没有描述她生存的潜逃的路线，那么日本作品描写杨贵妃到达日本的这样一个想像的事实，那么他们都认为杨贵妃是通过东海交通到达日本的，那么这种东海交通的线路，它是基于当时唐朝逐渐发达起来的遣唐使是有关系的，在此之前，中日之间的交通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来实行的，那是一个艰难的时间很长的一个通道，那么隋朝后期通过东海，到了唐朝以后，日本就连续向中国政府派出遣唐使。这样东海之间就开始了政府之间的交通，所以关于杨贵妃遣往日本的线路现在只有是通过东海的遣唐使，她才能够到达日本本土，那么这个线路呢，实际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事实上估计杨贵妃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遣唐使，他间隔的时间非常的长，在整个遣唐使到达中国的现在说法不一，有说是十二次的，有说是十八次的，那么总而言之是不会超过十几次的，那么每一次的时间都非常的长，所以杨贵妃即使是从关中有可能存活被营救到东海，她迎接上日本的遣唐使，这中间要经过一系列的极为复杂的转移手续，那么在当时的技术条件的之下，以及在当时的总体的文化氛围中，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而根据日本遣唐使回国以后的报告来看，没有一次的日本遣唐使回国的正式报告中提到有杨贵妃到达日本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如果说不是通过遣唐使到达日本的，那么她就不可能到达日本，因为中日之间当时没有海上的自由往来，海上的贸易开始于宋代，还不是一种一般的交通，所以我想，杨贵妃即使生存而能够脱逃，她到达日本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位于四川省营山县营山乡境内的太蓬山，地貌独特，山势险峻，早在晋朝初期，已经是道教圣地之一，隋唐之后香火鼎盛。传说太蓬山诸峰成莲蓬状，所以后人取荷花的莲蓬之意称其为"太蓬山"，蓬山上仙雾缭绕，素有"蓬莱仙迹"之称。当地人传说，马嵬事变后，杨贵妃乔装打扮，翻秦岭，过巴中，跨州越县，终于来到太蓬山避难，立即得到道士们的同情和保护。而杨贵妃早年与道教关系密切，对太蓬山早就心向往。四川文史研究馆史学专家冯汉镛教授曾经率队来到太蓬山考察。采访:冯教授(四川文史研究馆专家):天上地下都找不到，结果在蓬山把她找到，而蓬山呢，登莱扬洲的这个蓬莱，在唐人的诗里面都是说它蓬赢，蓬岛很少说它是蓬山的，大蓬山实际上指的是蓬山(蓬莱)，这样子就可以证明杨贵妃是到了蓬山，她之所以晓得蓬山是因为荔枝的路线，经常给杨贵妃运荔枝，她就晓得大蓬山这个地方，所以她才会走到大蓬山去，不然的话她就不会去了。白居易长恨歌里的"蓬莱"会是指太蓬山吗当年复活的杨贵妃怎么会逃到太蓬山呢传说大唐时杨贵妃酷爱吃荔枝，唐玄宗专门开辟了一条荔枝路，快马加鞭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杨贵妃面前，而这条路就路过太蓬山。后人称杨贵妃是知道这条路的，尤其太蓬山此地地势偏僻，适合躲藏，山上有一道观，杨贵妃早期信奉道教，自然得到道观内道士的收留。倘若唐玄宗派去的道士是在此山找到的杨贵妃，并且带回了杨贵妃的发簪，但是为什么道士能够找的地方，其他人就发现不了呢传说杨贵妃就是在这里避难，度过她的凄苦晚年，死后葬在山下的村子里。来到山下我们看到了这个构造简单已经生了青苔的坟墓，奇怪的是这个墓上只刻了"杨氏之墓"四个字。采访:当地村民:因为我在这个山上住了好多年，我都是六十多了，我就是在这里干活，看个那个坟上面(记载)是个姓杨的，那个时候姓杨的人呢，我们这一方看起来没有姓杨的，(后来我们)走到这儿来，我就听说，上一代的人说，有三个女的出来逃难，那时有两个陪同一路，她就在上头第二坡那里，还搭了一个蓬蓬。据村民说这个墓也是杨贵妃死后悄悄埋葬在这里，这个墓和对面的双乳峰有了奇特的联系。两者结合起来被当地的村民称作"仙女坟"，意思是墓中埋葬的是美人，杨贵妃死后，山下的村子称作"杨家村"，当时的村里人隐瞒了贵妃的消息。太蓬山下的杨氏之墓会是贵妃的墓吗，杨贵妃真的终老太蓬山吗为何史料里没有任何的记载，按照常理就算杨贵妃被葬在这里也会有记载的，难道是因为这座山地势偏僻造成的隔绝吗现今的人也无法去考证这些，只能是一些猜测吧。采访:王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杨玉环这些种种传闻，最后我来说这种种传闻归根到底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反映了天下人心对当年唐朝这个历史变故和有关当事人的态度，而天下人心的这个态度，在批评和同情并存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以同情的感情为主。杨贵妃是生是死的传闻相持不下，一方面是史料的粗略记载，一方面是文人墨客的浪漫描述，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与幻想。杨贵妃三个字已经成为形象化大唐盛世的代名词，她的生死之谜值得我们永远去探索。(如果中国几千年道教文化中所尊崇的仙山蓬莱是日本的话，估计要晕死不少中国人)参考资料:CCTV-发现之旅有。殷桃主演的杨贵妃秘史就演杨贵妃东渡日本老死日本。扩展资料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据民间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曾派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乘由50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没有找到，徐福想打道回府，有手下提醒他，你没有完成皇上交办的差事，回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干脆留下来，徐福一行就留下了。这时的日本仍处在石器时代，大多数日本人蓄着长发，用绳结扎在头顶，并用一条白布系在额头上。直到今天，日本人还很喜欢在节日里将白布条系在额前。他们大多为黥面纹身的渔民，渔民们认为下海捕鱼时纹身是诱惑鱼的一种好办法。女人们穿的衣服不过是一块在颈部挖了个洞的布，就像墨西哥人的披风。人们性格平和，不会嫉妒。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一般一个男人可娶四五个妻子。日本人喜欢喝酒，像马来人，印度人那样用手抓取食物。那时他们没有肉吃，通常吃鱼，蔬菜和大米。据说当时徐福便发现日本人长寿，可以活到80到90岁，有的甚至活到100岁。他还发现他们在种稻和捕鱼之外，还特别擅长巫术，预言，占星和用泥土占卜。现代韩国人(朝鲜人)的祖先是半岛南边的三韩部落。三韩部落发展的国家有百济和新罗，领土只占据半岛南部。百济和新罗同时代的高句丽是大陆民族高句丽族建立的国家，高句丽国名来源于大汉朝辖下的高句丽县;那时的半岛北部是汉朝的领土，高句丽国是汉的属国。高句丽国的国土是在西晋后才接收了西晋在半岛北部的领土，从此成了半岛北部的主人;此时高句丽已进入王朝的后期。最后高句丽被大唐所灭，半岛北部领土被唐接收。当然隋朝曾三次征高句丽，不过没成功。半岛北边从来都是大陆民族的领土。不管是商朝人，燕国人，秦朝人，汉朝人，西晋人，高句丽人，唐朝人，渤海人，契丹人都是大陆民族，并都曾拥有过半岛北部领土，上下有2000多年。韩国人(朝鲜人)真正拥有半岛北部领土是在契丹之后，也就是王建建立的高丽王国后才占有半岛北部领土。然而现代韩国人(朝鲜人)只把高句丽人看成他们祖先，为什么其他的拥有过半岛北部领土的商朝人，燕国人，秦朝人，汉朝人，西晋人，唐朝人，渤海人，契丹人，他们却不认祖因为高句丽人已经消失在其他民族中，他们说高句丽人是他们祖先，更好赖帐!!另外，韩国人(朝鲜人)的祖先新罗人王建在高句丽灭亡200多年后建立了高丽王朝，取代新罗。而灭亡的高句丽在唐书上被称为高丽。但是王建本人不是高句丽人后代，韩国史书说他用高丽的国号是想把他的王国建成高句丽那样的强国。就是这个王氏高丽使韩国人(朝鲜人)自认为高丽民族。这就是三韩人成了高丽人的经过。但是这个高丽民族和高句丽民族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韩国人(朝鲜人)有意把他们的高丽和高句丽扯在一起，这种历史观才使他们如此顽固!真正的高句丽王国是由大陆民族构成，贵族阶层是高句丽族，而高句丽族在唐灭高句丽后绝大部份被移民到大唐的中原。中国史书的朝鲜是指商朝人萁子建的朝鲜国，后来燕国人卫满取代了萁子后人，建卫满朝鲜国。而韩国人(朝鲜人)在14世纪李氏朝鲜之前从没建立过国号朝鲜的国家。但中国史书在14世纪李氏朝鲜之前就记录过大陆民族建的朝鲜国。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这就是三韩人成了朝鲜的来历!三韩人在20世纪以前，因为国家的弱小，大陆王朝文化先进历史悠久。而且三韩人精英都受中华文化的教育，所以把中国史书中的萁子朝鲜国看成他们的祖先，从而把自己的夷的出身抹掉。中国皇帝对于这样的“亲戚”当然也乐于接受。这种历史观误导了两国。三韩人脱离日本人统治后，民族主义兴起，他们为了摆脱历史文化与中国王朝的联系，竟编造了5000年的文明，并把萁子朝鲜国看成他们的历史和国家。为什么鉴真的坐像首先在扬州展出？1 阿倍仲麻吕自抵达长安后，便再也没有返回过他的故乡日本。2 关于他的归途，以下是详细解释供您参考： 在开元十二年（753年），日本的第九次遣唐使团准备返回本国时，阿倍仲麻吕请求一同归国，并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他被任命为使臣，负责护送日本使团回国，这无疑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当时他已56岁。也是在这一次，他们在扬州延光寺与鉴真大师相遇，鉴真大师第六次东渡的计划得以实现。为了避免重要人员一同遭遇不测，他们分别乘坐不同的船只。鉴真大师及其随从与副使宿祢胡磨同船，大使藤在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同船，普照与吉备真备同船。当船队航行至阿尔奈波（冲绳岛）时，不幸遭遇了大风暴，其他三船最终都回到了日本，而阿倍仲麻吕的船只却失去了音信。关于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遭遇不幸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唐朝。然而，实际上阿倍仲麻吕并未遇难，他的船只漂流到了今天的越南海岸。 在755年6月，阿倍仲麻吕历经艰险，最终回到了长安。 755年冬，唐朝爆发了安禄山之乱，阿倍仲麻吕也随玄宗一同流离失所，直到757年12月，安禄山被平定后，他再度回到了长安。后来，阿倍仲麻吕还担任了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职位。 766年，阿倍仲麻吕被唐代宗李豫任命为安南节度使，但上任不久，他就因病卧床。 770年1月，阿倍仲麻吕在长安去世，并被安葬在那里。唐代宗追赠他为“璐州大都督”的荣誉称号。关于诗歌的知识有那些鉴真东渡到日本 及时从扬州出发的唐天宝12年即公元753年12月20日，66岁高龄并且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的陪同下，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在5次东渡失败后，第6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鉴真，俗姓淳于，江苏扬州江阴县人，出身佛徒家庭，708年21岁时在长安实际寺受戒，正式取得僧籍。5年以后，一直到他东渡为止的40年中，他讲经、建寺、造像，由他授戒的僧侣先后达4万多人，其中有不少是以后成名的高僧。733年，他被誉为江淮一带的授戒大师，在佛徒中的地位很高，成为一方的宗首。 七、八世纪时的中国，即盛唐时代，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和技术各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因此周围国家都派遣使节、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日本当时处于奴隶社会，封建制的萌芽已逐渐增长。7世纪以后随着和中国交往的增加，他们直接向中国派遣使团和留学生，学习中国的经验。743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到扬州请鉴真东渡弘法。荣睿、普照是733年由日本派遣，来中国邀高僧去日本传法授戒的。他们经过10年的访察，才找到了鉴真。鉴真当时已55岁，为了弘扬佛法，传播唐代文化，欣然接受了荣睿、普照的邀请，决定东渡日本。 第一次东渡日本，鉴真和弟子祥彦等21人从扬州出发，因受到官厅干涉而失败。第二次东渡他买了军船，采办了不少佛像、佛具、经疏、药品、香料等，随行的弟子和技术人员达85人之多。可是船出长江口，就受风击破损，不得不返航修理。 第三次出海，航行到舟山海面又因触礁而告失败。 公元744年，鉴真准备由福州出海，可是在前往温州途中被官厅追及，强制回扬州，第四次东渡又没有成功。 748年6月27日，鉴真进行第五次东渡，他从扬州出发，在舟山群岛停泊三个月后横渡东海时又遇到台风，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在辗转返回扬州途中，弟子祥彦和日本学僧荣睿相继去世，鉴真本人也因长途跋涉，暑热染病，双目失明。 鉴真未因失明而灰心丧志，又过了5年，66岁高龄的失明老人，毅然决定再度出航。753年10月19日，他离开扬州龙兴寺，11月16日乘第二艘遣唐使船从沙洲的黄泗浦出发，直驶日本。12月20日中午，这位夙志不变、决心东渡弘法的盲僧，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在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的秋目浦上陆，随行的有普照、法进和思托等人。 40多天后，鉴真一行到达当时的京都奈良，受到天皇为首的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轰动日本全国。他在日本生活了10年，于763年5月初6日在日本圆寂，终年76岁。中国诗歌发展史概述 :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