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当时大多数人口都在农村。2 苏俄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经历了一百多年，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强大一些。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前，二月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城市中反动统治的力量。这些都为十月革命在城市中取得的胜利奠定了阶级基础。3 再来看中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无产阶级力量非常弱小。而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本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却异常强大，尤其是城市中的反动势力异常强大。4 但是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村中作为无产阶级天然同盟军的农民阶级却占据着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这为中国革命在农村取得胜利创造了绝好的条件。俄国农奴怎么形成的背景：（1）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一定发展，但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市场狭小，自由劳动力缺乏，社会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 （2）19世纪50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更加剧了国内的社会经济危机内容：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地主不能买卖农奴和干涉农奴的生活；农奴可以得到一块份地，但必须出钱赎买评价及影响：（1）1861年改革，是沙皇实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2）废除农奴制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其发展的步伐 （3）这次改革很不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农奴制残余 这次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农奴成为自由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巨额的份地赎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积累了大量资金。这些都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俄国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861年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同时，1861年改革也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对俄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1861年改革又是对农民的一次掠夺。因为农民赎买份地的赎金，比当时的地价还高，农民取得的份地，按当时的市价，总值约6．5亿卢布，而需付出的赎金却高达9亿卢布，他们后来实际付出的总共不下20亿卢布。正如列宁所说的“当农民获得‘自由’的时候，已经被剥夺的一干二净”。农奴制的危机 19世纪上半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俄国地主为了增加谷物产量，广开财富来源，不断加重对农奴的剥削。农民的生活因而日趋恶化，生产积极性更为降低。这不仅影响农民份地的收入，也降低了地主土地的产量，从而造成农业生产的停滞不前。在农奴制危机的情况下，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便涌现出来。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些地主从追求产量出发，便采用雇佣劳动制，以轮种代替三圃制，购置农业机器，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此同时，农民也发生分化，出现了富农阶层。他们雇工耕种，经营商业。所以农奴制度便处于逐渐瓦解的状态。除了以上诸因素外，农民的斗争还冲击着农奴制。他们除了消极怠工，破坏地主财产外，还揭竿而起，浴血战斗。19世纪上半期，曾经发生过上千次的农民起义，使农奴制处于土崩瓦解的境地。农奴制度下的工业 在农奴制度之下，俄国的手工工场有农奴制的和资本主义的两种。前者依靠农奴劳动，或由政府设立，或为业主开办，或是贵族地主经营；后者使用雇佣劳动，是由商人或富农建立的。19世纪上半期，使用农奴的企业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往往用鞭笞，带枷锁，坐监牢等强制手段，强迫农奴增加劳动强度。而农奴所采用的逃跑、放火、起义等手段和场主进行的激烈斗争，使农奴工场无法维持下去，于是纷纷倒闭，到1860年，能够幸存的已寥寥无几。在农奴工场衰落的同时，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场相对地发达起来。在加工工业中，1804年的自由雇佣工人占全体工人的48%，1825年升为54%，1860年达到82%。但是，资本主义的工场仍然受到农奴制的束缚，不易充分发展。例如，这时所谓的雇佣工人主要是缴纳代役租的农奴。他们所交的代役租实际上是场主所攫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降低了他们的利润率。为何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农奴制度是俄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也是俄国历史上最复杂的间题之一。农奴制度为俄国集中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成为俄国统一和对外扩张的经济基础。在工业化以前的俄国, 没有农奴制这样的方式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 就没有彼得大帝强力实行的西化改革, 也不会有俄国长期的对外扩张, 更不会在世纪初打败拿破仑帝国。但是, 也正是由于保存了农奴制这样野蛮和没有效率的社会经济制度, 才使俄国在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惨败,从而也就决定了农奴制在俄国最终被废除的命运。一、认识俄国农奴制形成问题的切入点一般认为, 西欧的农奴制是建立在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 东欧如普鲁士、波兰、乌克兰的农奴制建立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 这是西欧国际市场对东欧封建经济影响的结果, 此被恩格斯称为“ 再版农奴制” 。至于俄国农奴制度如何形成, 至今尚未达到统一认识。俄国史学家· · 克柳切夫斯基曾说, “ 农奴” 这一形态的起源是俄国社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也许最含混不清的问题之一。俄国革命前的史学界对俄国农奴制的产生与确立有两种理论, 即法律的和非法律的。以契切林为代表的“ 国家学派”认为农奴制是由国家法律所确立的克柳切夫斯基则从农奴制的起源人手, 认为农奴制是农民对地主的债务关系即私法关系的结果。从· 川格列科夫开始, 在苏联史学界形成了一种农奴制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观念它从《罗斯法典》时代开始, 经过一世纪的一系列法典, 到年的《法律大全》确立。格列科夫认为俄国农奴制建立在国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 特别是同劳役制的发展有关。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前者为抽象名词, 它来源于具体名词“ 矿农奴, 将其译为“ 农奴制” 是很自然的而后者则应译为“ 农奴法” 。实际上, 中国学者所说的农奴制在俄国学者那里一般指的是“ 农奴法” , 例如“ 废除农奴制” , 俄语是“ , ,’废除农奴法。笔者认为, 农奴制二是封建制度下封建主对农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超经济强制现象, 是一种私法或私人契约关系的结果, 它存在着一个农民逐渐被农奴化的过程农奴法则是从世纪末开始的俄罗斯国家以立法形式把农民固定在封建主土地上的法律制度, 它也存在着一个逐渐强化的过程。在俄国, 先出现封建主个人对农民实施的“ 农奴制” , 然后才形成国家制定的“ 农奴法” 。地主使农民逐渐农奴化的过程与国家农奴法逐渐强化的过程相结合, 应该是我们认识俄国农奴制形成问题的切人点。二、基辅罗斯与东北罗斯的自由农民在基辅罗斯时期一世纪, 已经产生了某些类型的依附农民, 如因债务关系而出现的典身农、契约农, 但在法律上他们仍被认为是自由人。这可以看做是俄国农奴制度的一个起源。俄国农奴制度的另一个起源是基辅罗斯时期的家奴。二。。家奴不向国家纳税, 与国家当局不发生直接关系, 当局只与其主人打交道。家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战俘、罪犯、家奴的后代、卖身为奴者等, 故家奴具有奴隶性质。家奴通常并不从事农业劳动, 而是充当家仆、自己主人的代理人和战时的步兵随从, 家奴用于田间劳动成为大规模的惯例一般要到一世纪。〔不过, 这一时期虽出现一些依附农民和不少家奴, 但“ 大多数农村居民还是在农村公社保护下继续自由生活” 。基辅罗斯瓦解以后, 一部分人口向西转移到加利奇、波兰方向, 另一部分则转向东北, 深人到伏尔加河上游地区。转向东北的这一支以后形成俄罗斯民族, 他们在俄罗斯中部的森林里安顿下来, 开始了更艰苦的伐林农业。一世纪, 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由于分割继承形成许多封邑公国。王公封邑的土地分为宫廷土地、官家国家土地和大贵族土地三类。宫廷土地主要由王公的家奴耕作, 为王公劳动生产, 但也有交给自由农民使用的, 由其缴纳实物地租。官地是农民公社“ 黑乡”或称“ 乡社”使用的土地, 他们向王公缴纳赋税。大贵族土地包括私人世袭领地和教会寺院土地, 一般也多是出租给自由农民。东北罗斯的农民同各类封建主的相互关系建立在封建契约的基础之上。一般来说, 居住在贵族领主土地上的农民在经营农业时, 大部分都要从领主那里借贷房屋、耕畜和种子等。为此农民除了承担土地租税外, 还要承担另外的劳役。不过这时这些农民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他们仍拥有“ 出走”权, 只要向地主偿还债务即可。同服役贵族一样, 如果农民觉得当地土地的使用条件不适宜的时候, 可以移居他国。在王公给贵族地主的特权书中, 王公给予每一地主从别国招募纳税民的权利, 并认为这种应募迁徙不属于非法迁徙。年在尚未被吞并的梁赞诸王公的契约中就规定, 农民从一国直接迁徙到另一国的权利与最高阶层的人员相等, “ 会盟诸公之子兄弟称, 大贵族、小贵族、自由职役和农民均可自由来往于我兄弟之间” 。事实上在分裂的条件下也很难真正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 因为不满意自己领主的农民很容易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到达相邻王公的领地, 在那里取得份地和农具。这是否就是西欧的封建制度学者们对此意见不一。与西欧相比, 东北罗斯封建主之间的权利义务缺乏严格规定, 服役关系与土地关系不太紧密。服役贵族更换服役的公国并不影响他在原公国取得的世袭领地, 他仍须向他的领地所在的公国缴纳赋税。出征时他站在现为之服役的王公的旗帜下, 但当他的领地所在的城市遭到敌人进攻时, 他又必须回去保卫。因此, 东北罗斯的服役贵族不是西欧那样的附庸。更重要的是, 西欧封建制度以把农民固定在封建主的采邑上为基础, 而一世纪东北罗斯的农民, 除过少量家奴外, 却拥有自由迁徙权。三、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世纪下半期至世纪上半期是俄国农民地位的转折时期。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尤其是封地制和劳役地租的发展, 随着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及其经常进行的兼并战争, 都需要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和剥削, 封建主和国家这时都转而开始对农民的自由权利展开进攻。从世纪下半期起, 大贵族的世袭领地制特别是服役贵族的封地制开始迅猛发展。这些服役贵族得到了大量无人居住的土地, 于是用一切手段召寡农业劳动力。这样, 大批贫苦的无业流民便通过地主的借贷而安顿下来。问题是很少有农民能偿还地主的贷款, 在地主的土地上干得越久, 欠的债就越多。由于这种债务关系, 这些农民也就成为地主的“ 老住户” , 他们享有的“ 出走”权利实际上已不起作用。结果使农民要么不顾一切地从地主那里逃走, 要么以合法方式离开地主, 找到另一愿为其出钱还债的地主, 而到后者的田庄上。在第一种情况下, 逃跑的农民若被地主找到, 要偿还债务并交纳罚金在第二种情况下, 农民把对甲地主的债务依附关系转为对乙地主更深的债务依附关系。与此同时, 正在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也开始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伊凡三世年的法典规定, 农民离开原先地主的权利只能在秋天的两周以内。地主允许或拒绝农民出走伴随着与该农民的结算。这种结算在月日尤利节前的一周内开始, 在尤利节以后的一周内结束。年法典实际上在农民中已经区别出了由于债务依附关系而被农奴化了的“ 老住户” 。农民的迁徙权形式上保存到年法典以后的半个多世纪, 但实施起来变得越来越困难。到伊凡四世年法典又规定了新的易主赎金的条款, 即出走的农民必须向原主支付一笔款项。易主赎金的数额取决于农民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年代的长短。如果使用的份地是继承下来的或已有很长的年代, 那么这笔赎金之大使农民出走简直就不可能。由于农民自由迁徙权利的实际消失, 到世纪末在地主中间已形成了一种共识这些欠债的农民都无力偿还债务, 因此他们已不能废止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个外国人叫希尔, 他在描述鲍里斯· 戈杜诺夫一年在位时期农民的状况时指出, 早在前几朝君主当政时期, 地主已习惯于把他们的农民看成农奴了。〕这样, 债务就成为农奴依附关系的根据。国家之所以也积极干预农民问题, 是因为在俄国统一的过程中, 莫斯科大公依靠的阶级力量是服役贵族, 他们不仅组成国家的武装力量, 而且是国家的政治支柱。因此, 国家把大批官地连同土地上的农民一齐赏赐给服役贵族, 因为俄国当时唯一经常、稳定的收人来源于土地和农民劳动, 大公把土地及其农民给服役贵族作为酬劳最为容易, 也最为现实。这就是封地制,这些服役贵族也被称为封地贵族。封地不同于世袭领地, 它属于国家财产。封地上的农民除了为封地贵族耕作服役外, 还要向国家纳税。从世纪下半期开始封地制迅速发展, 到世纪上半期, 封地制在俄国已占主导地位。俄国的自然条件是气候寒冷, 地广人稀, 劳动力眨乏。剩余产品的获得不仅濡要掌握土地等生产资料, 尤其还播要控制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因此, 俄国大小封建主都竞相争夺劳动力。而在这种争夺的过程中, 封地贵族处于不利地位。原因是封地贵族多是些小贵族, 封地不大, 依附农民也不多。而一些最富裕的世袭领主和地主就利用劳动人手旺乏的情势吸引贫困的邻人的农民归附于自己。显然, 几百户农民供应一位波雅尔贵族及其奴仆, 要比几户、十几户农民供养一个封地贵族及其战马以及两个步兵随从的负担要轻松。世纪下半期农民的大量迁徙和逃亡给国家也带来了明显的损害第一, 封地制被破坏,许多封地贵族破产, 他们已不能为国家服役第二, 封地上的农民是纳税人, 他们应该向国家缴税履行一定的国家义务。农民逃亡于边远地区不用说有损于国家的财政收人, 而一些收容迁徙农民的波雅尔贵族也往往藏匿这些农民而不缴国家赋税, 并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家奴。世纪下半期封建主给家奴分配土地的作法已越来越普遍, 这部分家奴被称为耕奴。问题是许多农民还很乐意与领主签订契约而转人耕奴阶层, 以逃避国家斌税。莫斯科公国地域的急剧扩大, 哥萨克的出现, 灾难性的特辖制改革和长达多年的立沃尼亚战争, 都迫使国家要更加严厉地限制农民的“ 出走”权。这既出于对自己的政治支柱封地贵族的关心, 也出于对国家财政收人的考虑, 世纪末政府在国家经济几乎崩溃的情况下被迫出台一些措施, 以制止农民逃亡和不合法的迁徙。年政府开始进行人口土地调查登记, 以重新确定各地税额, 并首次实行“ 禁年” , 禁止农民迁徙, 还废除了尤利节。年代连续实行的“ 禁年” , 为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一年在人口土地调查登记工作基本完成之时, 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农民迁徙换主, 凡是登记在某个地主名下的农民, 就是该地主的农奴。年国家还严令禁止纳税农民转人家奴阶层。四、俄国农奴制度的确立俄国农奴制的确立与世纪初的“ 大动乱”时期和随后一年代的恢复时期相联系。由于世袭领主经常收容逃亡农民, 为满足封地贵族的一再请求, 沙皇政府于年采取措施, 把城乡纳税居民全部编造成册。派往各地的编册人员奉命把纳税居民及非纳税的子女亲属逐个登记造册, 把他们的居住地和所依附的地主、公社以登记之时为准使之固定下来。而对逃亡农民则以当时的有效期为基础, 从逃亡之日到登记之日时间不超过年的, 登记在出逃地点超过年者, 则按登记时所在地点登记。此后, 废除追索逃亡农民的期限, 地主和公社有权无限期追索登记册上属于他们的逃亡者。这样, 在经历了对农民不断加强控制的长期过程之后, 世纪上半期在地主农民中终于确立了一个新的农奴阶层, 依附性的农奴成为法律上的事实, 并为年的法律大全》所确定。这一《法律大全》对国有农民、宫廷农民、地主农奴以及这些人与地主家奴之间的区别规定得十分清楚。它规定国有农民、宫廷农民归农村公社管理地主的农奴和家奴分奴仆和耕奴属地主管理。农奴与家奴的区别在于农奴是纳税民, 而家奴则不纳税。农民公社负责监督国有农民和宫廷农民纳税, 地主则负责监督自己的农奴纳税。年的法律大全使地主农民的依附关系在性质上起了重大变化, 使凡登记在某地主名下的农民, 即使不订立租约, 也将永远依附于地主而且, 使原来仅限于个人终身的农奴依附关系, 成为连同子女亲属在内的、世世代代继承的农奴依附关系, 成为一种完全不可废止的关系。年的法律大全》实际上是地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一种妥协, 双方都作了让步,不过在这种交易中受害的只有农民。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 由地主控制, 从而保证了地主的劳动人手, 这对地主有利地主在征收了自己农奴的租赋后, 有义务保证农奴向国家纳税服役, 政府实际上得到了不花钱的税收人员, 这符合国家利益。简言之, 就是国家要求纳税农民在成为农奴后既不能终止其纳税民的身份, 也不能丧失缴纳赋税的能力。所以, 法律规定地主必须向农奴提供土地和耕作手段, 不许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 也不许剥夺农奴个人的财物, 因为这违背国家的利益。此外, 地主也不能审判所属农奴的重大违法行为。正是由于国家对地主的这些限制条件, 由负债依附关系发展而来的农奴制才没有成为家奴制。据年统计, 在全国的纳税户中, 工商户和国有农户占, 宫廷农户占, 教会、高级僧倡、修道院农户占, 世袭大贵族的农户占, 属封地贵族的农户最多, 占。综上所述, 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是封建地主私人施行的“ 农奴制”与国家制定的“ 农奴法”相结合的结果。在基辅罗斯时期和东北罗斯时期, 存在着家奴和依附性农民, 如典身农和债务农, 但大部分农民还享有迁徙权, 农奴制并不占主导地位到世纪末, 随着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封地制的迅猛发展, 在一系列国家法律的主导下, 由负债依附关系发展而来的农奴制度实际上已经形成年法典规定地主农民不但终身而且此后世世代代都成为地主的农奴, 这标志着俄国农奴制的法律形式最终确立。这样, 俄国走上了发达的、农奴制的道路, 中央集权制的俄国与农奴制俄国溶为一体。五、俄国农奴制度形成的特点俄国农奴制度定形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沙皇专制政体的确立时期, 这是俄国社会发展与西欧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别。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过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其一, 它是由俄国贵族地主依靠中央集权制的沙皇政权来完成的, 并且最后是由国家以立法形式确立下来的, 国家的斌税制度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它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连带产物。这与中世纪西欧农奴制形成的过程不同。西欧农奴制主要是由复杂的封建等级制下的贵族地主来完成的, 是在集权制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前进行的, 它在西欧社会的封建分裂时期才更具特点。例如, 法国集权制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市场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此时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奴制度已经瓦解。其二, 俄国农奴制下的农民既是贵族地主个人的农奴, 同时也是国家的纳税阶层。农奴可以连带土地或不连带土地被地主转让、出卖, 但其向国家的纳税服役义务却依然如故。这点又与西欧不同。中世纪西欧的农民一经成为封建主的农奴, 即丧失了向国家纳税服役的身份。俄国农奴制的这一特点自然也是国家政权干预的结果。其三, 俄国农奴制度特别稳固。俄国地主农奴对国家的赋税由封建主负责缴纳, 如果农奴欠交税款, 国家则向地主本人征收。这样, 国家对农民的赋税不放松, 地主对农民的控制也就不会放松, 由于专制国家、地主的共同作用, 俄国的农奴制度就特别稳固。俄国农奴制度之所以显示出上述特点, 是因为俄国具有与西欧不同的前提条件。首先, 俄国气候寒冷, 地广人稀, 劳动力匡乏。剩余产品的获得不仅需要掌握土地等生产资料, 尤其还需要控制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这样, 在自然气候条件恶劣而剩余产品不多的俄国, 封建主为得到大量的剩余产品, 不仅需要对土地的私有制集中, 还藉要对劳动力的集中, 即需要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成为农奴。其次, 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强大的农村公社。农村公社在俄国农业生产中起到了较之西欧更大的作用。它在俄国是必须的, 不是可有可无的, 否则正常的农业生产就不可能进行。如果说, 西欧的日耳曼人是带着农村公社制度的残余登上历史舞台, 东欧的俄罗斯人则是带着完整的农村公社制度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样, 农村公社就成为捍卫俄国农民利益而防止贵族地主侵犯的堡垒, 从而制约和延缓了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过程。最后, 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的特点是形成俄国农奴制度的重要前提。欧俄是四散开阔的平原地带, 极易遭受外敌人侵。因此, 俄罗斯必须高度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 才能保证击退外敌的人侵, 而俄国农奴制度的形成,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种地缘政治地位的需要。地缘政治地位的特点既是形成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重要前提, 也是形成俄国农奴制度的重要前提。这样, 在俄国, 由于存在地广人稀、劳动力匿乏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地缘政治地位的特点, 加上农村公社的巨大障碍, 贵族地主阶级必须集中全阶级的力量, 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 才能完成俄国农民的农奴化过程。这几种前提条件的结合, 方导致了俄国农奴制度形成的特点。俄国农奴制改革俄国能够成功的原因是：1。在这以前俄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城市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和中心。而在中国城市化程度不高，所以走了另外一种GM方式。2俄国属于欧洲国家，传统上城市内的贵族和上层阶级对农民形成了相对强大的统治，让农民长期习惯于服从城市下达的各项政策指令。这也是城市的GM成功后能够快速安定全国的原因。而在中国农村是以宗族和乡绅为核心。所以即使在城市成功也很难快速影响到农村。3俄国的农奴贵族占有了大片土地，他们所占人口比例并不高。社会结构也相对简单。肃清这些人后，国内就能够迅速的稳定。与之相比，我国当时的社会成分就要复杂的多。地主，富农数量和比例太高，要想GM的全面成功，就不能用俄国的那种手段。俄国的GM是传统的欧洲方式，跟法国和西欧诸国的GM相类似。只有中国开创了另外一种相反方式的GM。俄国到底有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时期1861年俄国沙皇亚力山大二世推行的改革。这次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农奴成为自由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巨额的份地赎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积累了大量资金。俄国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861年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同时，1861年改革也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对俄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编辑本段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条件　　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业革命进行中），工厂手工业已达到相当规模，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扩大。大商人、富农和一部分经营商品化农业和工厂手工业的地主贵族，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 它的实质是，封建地主主持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编辑本段背景　　(1 )前提：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在俄国有了一定的发展。编辑本段原因　　(2）直接原因：克里米亚(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加剧了国内经济社会危机，暴露了农奴制的弊端，加剧社会矛盾，推动农奴制改革。　(3）根本原因：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的农奴制国家，农奴生活极其贫困，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购买力，造成国内市场狭小，自由劳动力缺乏，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4）外部原因：工业革命推动，工业资产阶级发展壮大　(5）政治：沙皇俄国强化农奴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农奴起义不断 。　(6）思想：1825年12月，“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冲击了俄国社会。 19世纪中期，进步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宣传了启蒙思想，动摇了封建思想的基础。　(7）目的：挽救统治危机，被迫的、被动的维护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防止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缓和矛盾，维护沙皇专制统治。编辑本段农奴制的危害　　1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满足工业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　2农奴的贫困化严重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　3农民与统治者的阶级矛盾尖锐。编辑本段目的　　化解矛盾，巩固皇室贵族的统治和利益。编辑本段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局限性　　1 不彻底性：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　2剥夺性：农民可以购买土地，但是要交大量赎金。　3欺骗性：当改革后，农民的剥削加重。　4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编辑本段阶级意义　　1维护贵族和地主的利益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全身雕塑像2防止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发生　3维护和巩固动摇的沙皇专制统治　4促进资产阶级壮大、发展 5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编辑本段民族意义　　1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　2缓解社会矛盾　3增强抵御西欧国家扩张的能力编辑本段改革的主要内容　　政治：建立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局）。1864年颁布的《省，县，地方机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俄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治会议及其行政机关。　司法：废除旧的等级审判制度，建立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实行公开审判。　教育：鼓励办学，扩大大学自主权，允许引进西方书籍。　思想：客观上使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传入俄国，越多的俄国人看到了差距，纷纷要求改革。　经济：(1861年改革增加了自由劳动力，扩大国内市场，提供资金；借鉴西方技术；政府制定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　特别提示：俄国属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因为它保留了大量沙皇专制）编辑本段内容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有权拥有动产和不动产、担任公职和工商业，地主不能买卖农奴和干涉农奴的生活；规定土地仍然归属地主所有，农奴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出钱向地主赎买；农民仍旧归村社管理。编辑本段性质　　1861年的改革是农奴主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封建地主主持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评价　　俄国的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本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司法体系，加快了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此，俄国开始从农奴制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在改革后逐渐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但这次改革很不彻底，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农奴生活仍没有本质提高，民主革命依然是俄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历史使命。　1、 俄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2、改革不彻底，保留大量封建残余，阻碍资本主义发展。　3、 掠夺性，欺骗性，加剧矛盾，导致革命爆发。编辑本段改革迅速的原因　　1856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贵族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现行的农奴领有制不能一成不变，与其等待农奴自下而上的废除农奴制度，到不如从上面来废除农奴制度为好。”1857年1—2月，沙皇俄国国务会议就农奴制改革草案进行讨论和审议。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务会议上强调：“继续拖延只会引起更大的灾祸，对整个国家，特别是对地主会造成有害的、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宜尽快通过改革方案。”2月17日，国务会议批准通过了改革方案。　1861年改革是国内外形势挑战的结果，当时的俄国，危险与机遇并存，沙皇政府的当权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通过改革来实行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分配。但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亚历山大二世之所以能不顾部分保守贵族廷臣的反对，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是因为“若不弃小利，则大利难保。”编辑本段改革的背景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进行的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因素在俄 国农奴制社会内部逐步发展起来。大工厂逐渐代替手工工场，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操作，自由雇佣劳动逐渐代替农奴劳动。在农业中,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打破农 奴制的束缚。　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性，加深了农奴制的危机。战争导致农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编辑本段改革前期　　1858～ 1860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和起义总 计近290次。在农民反抗运动的推动下，以аи赫尔岑、 вг别林斯基、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革命 民主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在解决农民问题上展开了论争。 自由主义者кд卡韦林等人提出在保存沙皇政权、不触 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废除农奴制度。革命民主 主义者主张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推翻沙皇统治。由于当时 俄国没有形成足以推翻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 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由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1860 年10月拟出解放农奴法令草案,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 19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 “宣言”。《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一般法令》 规定；农民有人身自由和一般公民权，地主不能买卖和 交换农民，农民有权拥有财产、担任公职进行诉讼和从 事工商业。在全部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可以 使用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向地主缴纳赎金（这种赎 金大大超过了土地的实际价格）。农民在签订赎买契约 之前还要为地主服劳役或缴纳代役租。《地方法令》规 定，当农民使用的份地超过“法令”规定的数额时，或 者分给农民份地以后，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 1/3时，地主有权向农民割地，即剥夺农民原种地的1/5 ～2/5。为管理改革后的农民,设置了地方贵族控制的村 社和乡组织，并建立了监督农民的连环保制度。编辑本段农民的要求　　农民要求的是无偿获得全部土地，并从地主的权力 下完全解放出来,1861年改革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宣 言”和“法令”公布后，农民暴动和起义仅1861～1863 年就发生了2000次，ви列宁指出，农奴制改革是由农 奴主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改革后，俄国仍保存了大量 的农奴制残余，作为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的地主土地所 有制没有被消灭,少数地主贵族仍然霸占着大量土地,而 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却只占有很少土地。1861年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农民摆脱了对 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了大批自由雇佣劳动力，资本主义工业获得迅速发展。地主的徭役经济逐步向资本 主义经济过渡。继农奴制改革之后，沙皇政府还先后进行了地方机构、市政、司法、军事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性 质的改革。1861年以后，俄国从农奴制社会逐步过渡到 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无产阶级逐步形成，作为一支独立 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编辑本段农奴制的衰落　　十八世纪末，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衰落；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和中叶，更日益走向瓦解。封建农奴制解体的过程也是新的资本主义要素在农奴制内部形成的过程。　俄国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厂逐渐代替手工工场，机器生产开始代替手工劳动。1840年俄国从国外输入的机器，价值为101万卢布，到1850年已达268万5千卢布。在采用外国机器的同时，俄国也开始制造和采用本国的纺织机、织布机和缫丝机。至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纺织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其他工业部门如冶金、采矿和造船业也开始使用机器。三十年代以后，蒸汽动力的使用较为普遍。　1815年俄国的工厂为4189个，到1858年增至12,256个。工人人数由1804年的224882人增至1860年的859950人，其中雇佣工人占614%。在纺织工业和丝织工业中，农奴劳动已完全被雇佣劳动所代替。尽管这些雇佣工人主要是向地主和国家缴纳代役租的农民，但是，在对于企业主的关系上，他们毕竟还是“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是在封建农奴制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编辑本段资本主义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普遍增加，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俄国粮食的平均产量为2亿5千万俄担，其中在国外销售的商品粮食为5千万俄担，占产量的20%。这就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粮的生产。列宁指出：“地主为出卖而生产粮食（这种生产在农奴制后期特别发达），这是旧制度崩溃的先声。”但是，俄国粮食的生产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越来越多的地主开始采用机器，改良耕作制度和使用雇佣劳动。不过，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部分地主是采用增加劳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办法，扩大自己的经济收入。　在土壤肥沃、工业不甚发达的黑土各省和白俄罗斯，地主主要是靠缩减农民份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经济收入。在这里，十九世纪上半叶，地主的土地扩大了2～3倍，而农民的份地平均缩减了1/3和2/3，由每人7俄亩减至32俄亩。随着地主耕地面积的扩大，劳役租加强了，劳役日也由每星期3天增加到4天、5天，甚至6天。　在俄国工业较发达的非黑土地带省份，地主主要是把农民的劳役租转变为代役租，并且日益提高代役租的数目。到五十年代末，在工业区每人一年所缴纳的代役租更是大幅度提高。承受着如此重压的农民，为了交付代役租便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城市或遥远的地区受雇于手工工场或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这些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脱离了土地，成为自由劳动者。这就有力地破坏了自然经济。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剧，而农奴制危机的加剧破坏了地主经济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然经济占据优势、农民的份地制度、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等。特别是农业中雇佣劳动和机器的使用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已经开始出现。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农业危机，而且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　在农民阶级中，除了大批日益贫困和破产的贫农以外，还分化出了富裕的农民阶层。他们有的租种地主和国有土地，成为土地经营者；有的开办企业、酒店和旅馆，成为企业主；有的收购和转卖农产品和放高利贷，成为商人、高利贷者。而更富裕者成了拥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卢布的大工厂主。他们构成了为农奴关系所掩盖的农村资产阶级，奠定了农村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编辑本段阶级分化　　贵族地主阶级发生了分化，中、小地主陷于破产。从1835至1851年间，拥有不足20个农民的地主庄园，减少了9千多个，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无地产的地主已达数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地主中分化出一批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造和经营自己庄园的资产阶级化贵族地主。他们为数不多，但是，它是农村中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危机的加深和农村阶级的分化，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据统计，1826—1834年间，农民暴动为145次，1845～1854年为为348次。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以后，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了。1858年农民暴动86次，1859年90次，1860年108次。 农奴制危机使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希望迅速改变农奴制度。代表他们利益的自由派公开揭露政府的种种弊病，批评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谈论农奴制改革的必要性。他们甚至致函政府，上书沙皇，制订改革方案，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莫斯科政论家麦列贡诺夫在其评论中写道：“我们需要自由，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我们所祈求的。”法学家契切林主张逐渐消灭农奴制度，实行信仰、言论和出版自由，改革司法机关。个别高级官吏也对沙皇政府表示不满。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库尔兰省长卢瓦耶夫公开斥责政府的欺骗行为和官僚主义。他向自由派高呼：“智慧需要自由！”编辑本段战争的助推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使俄国内外交困、民怨沸腾，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农奴制的危机，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加速了农奴制的废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欧洲一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压力下或由于战争的关系才能废止农奴制。”但1861年改革的基本原因，是已把俄国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经济发展的力量。 农奴制改革的准备 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采取什么方式，革命还是改革，是当时斗争的焦点。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坚持用革命方式废除农奴制，而贵族地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自由派则力图用改良的办法废除农奴制。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有演成以革命方式废除农奴制的趋势，但是，农民运动的风暴却没有掀起革命的狂飙。　俄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农民长期受着农奴制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有关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尽管他们经常掀起反抗贵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斗争，但是，他们不反对沙皇，甚至拥护和崇拜“好沙皇”，“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因此他们的斗争始终未能发展到自觉斗争阶段，农民运动带有明显的自发性与分散性。各个地区的农民运动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对沙皇政府具有强大威胁的力量。结果，农民运动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俄国，给地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人民，在1861年还没有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而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　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专制制度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沙皇政府不仅给予他们种种特权，而且以高额关税保护他们同外国商人的竞争能力，以其侵略政策保证他们的国外市场，以大量的政府定货为其广开财源。同时，俄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大多出身于商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旧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剩余产品，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农奴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需要这个农奴制国家。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暴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更使俄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惧怕革命。　由此可见，虽然俄国革命形势日益成熟，但是，摧毁农奴制的力量还不具备。结果，代表贵族地主利益的沙皇政府为保存摇摇欲坠的封建农奴制度和贵族地主的政权，被迫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编辑本段改革的过程　　1856年3月30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召见莫斯科贵族时已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承认“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些。”　1857年1月3日，沙皇政府成立了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大多为大贵族地主，他们并不热心改革，委员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1月20日，沙皇向维尔纳省总督纳齐莫夫发布诏书，允许立陶宛3省成立省贵族委员会，要求依照以下原则调整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保留地主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地主享有世袭领地治安权；保证妥善地、全部地缴纳国税、地方税和货币税。事实上，这个诏书就是政府初步的改革纲领。这个纲领除使农民得到人身自由外，没有触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该诏书发给各省长，并在报纸上公布。　诏书公布后，各省根据诏书先后成立了省贵族委员会。至1858年底，在欧俄各省，除阿尔汉格尔斯克外，已普遍建立起了贵族委员会。1858年2月，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改组成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负责领导改革的准备工作。它仍由大贵族地主组成，所以，改革的工作仍然没有什么进展。不过，省贵族委员会的成立和诏书的公布使农奴制问题的讨论公开化了，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各社会阶层、各政治集团所处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不同，它们对诏书、对改革的态度以及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各异。　大贵族地主占贵族阶级的10%，却拥有30%的农奴。他们享有高官厚禄和种种特权，是封建农奴制的坚决拥护者和有力支柱，反对任何改革。沙皇诏书的公布，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在苏沃洛夫伯爵领导下，彼得堡委员会拟定的方案是最保守的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全部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民在完全服役的条件下可无限期地使用份地；保证地主对农民的支配权。可见，他们是农奴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和他们的代言人自由派，虽然也对封建农奴制进行批评，可是自由派和农奴主同属于一个阵营，他们并不愿意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农奴制，只希望用和平手段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改革。他们的纲领是“只要改良，不要革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说，借着改良道路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似乎就可以在500年内使俄国国内一直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地繁荣下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对沙皇诏书表示热烈欢迎，称赞它“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是贵族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产物”。只有少数人认为，“诏书既不利于地主，也不利于农民。”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特维尔省委员会主席翁科夫斯基。　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所在地区的条件不同，对改革的意见也就不完全一致。结果提出的方案和奏折形形色色，数以百计。现已发现和研究的为370份。在这些方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特维尔省翁科夫斯基提出的改革方案。它代表非黑土地带那些希望把自己的经济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地主的利益。方案要求：完全废除农奴制；通过赎买方式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由农民本人赎买，封建地租的赎金则应由国家负担。翁科夫斯基的观点是当时地主中最进步的观点。另一个方案是波尔塔瓦省波津提出的方案，它代表黑土各省地主的利益。方案规定只将宅园地分给农民，而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仍归地主。显然，这种观点要比前一种观点落后多了。　尽管他们的方案各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完全由于让步的程度和形式而引起的斗争。　农民和代表他们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沙皇诏书，对于改革完全持另一种态度。农民以暴动回答了沙皇诏书和改革的准备工作。　革命民主派是农民利益和自由的坚决捍卫者。他们以《钟声》和《现代人》为阵地，不断揭露沙皇政府改革的欺骗性和地主方案的掠夺性，猛烈抨击自由主义者的妥协、软弱、动摇，对人民的背叛和对沙皇政府的卑躬屈膝，鲜明地表达了对改革的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　沙皇诏书公布后，赫尔岑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由主义的倾向，摇摆于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间。他在1858年5月第9期《钟声》上发表的文章中，一方面向沙皇表示祝贺，一方面又表示，只愿意与那些坚决解放农民，并且正在解放农民的人共同前进。在改革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沙皇的真面目和农奴制改革的实质，从而坚定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奥加廖夫拟定的“全俄新机构”纲领，要求立即废除地主和国家对人身和土地所享有的一切农奴制特权，将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这个纲领与沙皇诏书和地主方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比他们更坚决。1858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刊登了自己的文章《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为了避开书报检查，他在形式上对诏书作了善意的批评，而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与沙皇诏书对立的纲领。列宁高度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杜勃罗留波夫也在《现代人》上揭露了沙皇政府改革的狭隘性和改革内容的贫乏性，指责自由派的卑怯和叛卖，认为他们不能担负重大的社会事业。　农民运动的高涨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改革准备工作的揭露与抨击，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亚历山大二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再作让步。1858年10月18日，他在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上作了新的指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于12月4日根据新的指示，通过了新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农民取得人身自由，列入农村自由等级；农民组成村社，村社的管理机构由村社选举产生；地主同村社联系，不同农民个人联系；除保证农民长期使用份地外，应使之能够购买该份地为私产，政府可采用组织信贷办法帮助农民。虽然这个纲领仍保留了浓厚的农奴制残余，并以剥夺农民为前提，但是与沙皇诏书相比，它还是前进了一步。　为审查省贵族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和拟定总的改革方案，1859年3月成立了受农民事务总委员会领导的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于8月底完成了制订方案的工作。编纂委员会提出的份地代役租和数额与地主提出的不一致，方案引起了贵族地主的不满。此后，经过旷日持久的征询意见、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直至1860年10月10日才将修改案交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讨论。委员会讨论修改后，于1861年1月14日提交国务会议审批。1月28日，国务会议批准改革方案。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名后生效。同时，沙皇又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这就是著名的2月19日法令。编辑本段2月19日法令（219法令）　　2月19日法令共17个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赎买其宅园地、及政府协助这些农民把耕地购为私有的法令》、《关于省和县处理农民事务的机构的法令》、《关于安顿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家奴的法令》。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解决不同地区土地关系的《地方法令》、关于各种农奴工人的《补充法令》等。　《1861年2月19日宣言》是宣布农奴制改革的第一号文件。《宣言》承认了改革的必要性，它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但它的作者是莫斯科大主教菲拉列特·德罗兹多夫，此人也是一个大农奴主。宣言的目的是想表明这次农奴制改革的“正义性”，说“在对农奴们揭示出新的未来的时候，农奴们将会了解和感激地接受高贵的贵族们为了改善农奴的生活所做的重大的牺牲。”这显然是美化贵族地主。　这个宣言还力图向农民解释，说农民由于使用土地，因而对地主履行义务，是完全必要的。宣言写道：“如果没有相当多的赔偿或者自愿的让步，地主就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取得法律上规定让他们得到的权利。如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不因此履行相应的义务，则是违反任何一种正义性的。”因此，宣言要求农民继续对地主履行自己的义务，毫无怨言地忍受地主的剥削。　《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是一系列法令中根本的法令。它涉及到农民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随着资本主义在工农业中的发展，国内市场的扩大，铁路的修建也迅速增长。1865～1895年，俄国的铁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俄国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 走上了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道路，成为了继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业强国。　但此时，俄国的专制制度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广大劳动群众仍然缺乏基本的民主权利。沙皇俄国的近代化步伐依然沉重而缓慢。俄罗斯历史根据大家普遍接受的现代化定义，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方面。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它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它从英国的工业化开始，然后向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和北美扩散。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工业化继续向波兰、俄国等中东欧国家和日本扩散。第三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起，工业化在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展开。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1861～1917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1917～1991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现在俄罗斯正面临着艰难的第三次现代化转型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总值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世界第五位，但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39%。1985年，苏联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0%。[1](p249～250)俄国和苏联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旧俄国在1917年被革命推翻，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了。两阶段不同的现代化模式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本文主要就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1861～1917年)的障碍机制谈些浅薄的看法。 二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般是由内部自下而上自发的渐变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相结合的结果，资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俄国的现代化则是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打败后通过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启动的，沙皇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角。由于市场发育不足，俄国的现代化带有国家行为和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但是，沙皇专制政权是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改革不得不照顾贵族地主的利益，所以俄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处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在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农奴制始终是主要的障碍机制。当14～15世纪农奴制在西欧各国消失时，农奴制却悄悄地在中东欧国家兴起。俄国是农奴制延续时间最长、表现形式最为野蛮的国家。1807年，拿破仑在华沙公国(1815年后称波兰王国)颁布宪法，废除农奴制，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同年，普鲁士政府废除农奴制。1848年，奥地利政府废除农奴制。唯独俄国的农奴制延续到1861年。在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时，农民却被迫交纳远远高于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的高额赎金。对于农民来说，支付赎金是一场掠夺，它夺走了农民多年积累的资金，阻碍了农业经济按市场原则改组的过程，使俄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掠夺农民的暴行在易北河以东的农奴制国家和地区的确是罕见的。1861年改革不仅没有废除中世纪的村社组织，反而加强了村社的经济职能。农民赎买份地，地主不是同农民而是同村社签订契约。村社限制农民离开农村，遏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获得的份地通常低于改革前拥有土地的数量，地主占去了一部分农民的好地。俄国农民的不自由和任人宰割的状况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在改革后的40年里，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农民的份地不断减少，从1861年的48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减少到1905年的26俄亩。农民缺乏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限制了他们与市场的结合，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1861年改革保留了大量农奴制残余。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农奴制残余的主要表现。根据1900年的资料，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中，贵族占有798%，而农民只占有55%，商人和市民占有128%；20世纪初，拥有500俄亩以上大地产的地主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形成了拥有5万俄亩的土地寡头集团。155个大地主的土地面积达1620万俄亩，几乎占全国私有土地的20%。[2](p494)由于农民缺乏土地，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地主可以通过工役制继续奴役农民，他们让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为其耕种土地。工役制妨碍了地主用先进农具和雇佣劳动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根据列宁的统计，在欧俄43个省中，有19个省的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已占优势，这主要是波罗的海和西部各省；有17个省的地主经济工役制度占优势，这主要是黑土省；还有7个省是混合经济占优势。 俄国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它涵盖了19世纪50～90年代。改革后的20年是工业革命进程的扩展或粗放阶段。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然后扩散到食品业和机器制造业、五金加工业。莫斯科是纺织工业的中心，彼得堡是机器制造工业和五金加工业的中心。国家全力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而由市场推动轻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不得不大量吸收外国资本，进口外国机器。与此同时，俄国大量出口谷物。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融于一体。从19世纪80年代起，工业革命进入集约和结束阶段。90年代，俄国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冶金、燃料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在顿涅茨和巴库建立。工业生产年均增长9%。从1893年至1900年，共修筑了22万俄里铁路，比前20年修筑的总和还多。到1901年，全国铁路增至56万俄里，形成了完整的铁路交通网。在国民经济总额中，工业生产总额和农业生产总额持平。城市化程度达到15%。俄国艰难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农业国转变。但是，俄国远未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高涨为1900～1903年的工业危机所打断。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农业落后和国内市场狭窄。在危机之后，俄国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经济长期萧条。从1910年起，又进入经济高涨时期。1910～1913年，工业生产增长45%，年均增长11%。[3](p22)其中轻工业增长32%，重工业增长67%。[4](p7)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力和内燃机，俄国工业的生产技术现代化达到新的高度。这次工业高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 俄国工业化的设计师是谢尔盖·维特(1849～1915年)。他在1893年制定了《工商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加速工业发展战略，即以国家干预为主导，以财政稳定为杠杆，以保护关税、出口粮食、引进外资、征收重税为手段，以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与技术差距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的一种牺牲农业来换取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和铁路的建筑是在与农业市场几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农业的落后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工业化和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与农奴制残余和中世纪村社的矛盾。随着1900～1903年经济危机的到来，维持的工业化政策受到批评，1903年他被免去财政大臣职务。 为了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实现农业现代化，1906年升任大臣会议主席的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年)着手实行土地改革。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消灭村社，扶植富农经济，扩大土地私有制，保卫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此，他拟订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和1906年3月4日土地规划条例，该法令和条例经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尼古拉二世批准后成为1910年6月14日法律和1911年5月29日法律。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实施情况如下：截止1916年1月1日，共有2 478 224户(占村社农户的22%)和15 919 208俄亩的耕地(占村社耕地的14%)脱离了村社。一共建立了154万个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占全体农户的125%)，拥有耕地1 510万俄亩(占全部份地的11%)。[5](p199,p250～251)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谷物的收获量从1909年起(除1911年外)呈上升趋势。1913年达54亿普特。1909～1913年，全俄谷物年均总产量为50亿普特，人均谷物产量500千克。地主和富农的谷物产量占一半，其余一半由中农和贫农生产。谷物的商品率为26%。[5](p440)所以，革命前的俄国农业，自然经济还占优势。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目的没有达到，还有近90%的农民仍在村社生活。改革没有触动半农奴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继续为土地而斗争。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仍然是俄国农村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俄国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在展开。 三 专制制度是俄国现代化的第二个障碍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由专制国家来推动的。维特的工业化方针也是借助专制国家的作用来强制推行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以及资本主义企业自主精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的发育，又使专制制度面临挑战。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不可避免。 俄国专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接受拜占廷帝国的政治传统。众所周知，拜占廷帝国是君主专制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力于一身。13～15世纪，东北罗斯遭受鞑靼蒙古统治达240年。15世纪末建立的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深深打上了亚洲专制主义的烙印。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1533～1584年)自称沙皇，享有拜占廷皇帝的权威。沙皇专制制度代表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属性在300多年的历史中不曾有任何改变。沙皇俄国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专制集权国家。彼得大帝(1682～1725年)实行改革，把俄国引向西方，开始了俄国的西化进程。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的“开明专制”，大量引入法国启蒙文化。但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实行全盘西化政策，而是把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标志着俄国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比经济的现代化更为滞后。“大改革”竟没有把建立俄国式的代议机构即国家杜马提上议事日程。在各地建立的地方自治会议、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却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培育了一批立宪主义者。1905年革命才迫使沙皇政府真正走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轨道。《10月17日宣言》赋予人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及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职能，使它同国务会议一起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被拖延100年的国家杜马终于召开。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的新版《国家根本法》是俄国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制化的转折点。但是，沙皇仍有任命官吏、解散杜马的权力。沙皇专制制度仍是旧生产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机制。 四 东正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其对皇权的依附性和保守性，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个障碍机制。 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988年从拜占廷接受基督教时，罗斯被纳入统一的欧洲文明之中。1054年，基督教发生东西教会分裂，欧洲文明分为以使用拉丁字母为主的西方罗马天主教文明和以使用希腊文字为主的拜占廷东正教文明两部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兴起，新教从天主教脱颖而出。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莫斯科逐渐取代君士坦丁堡的位置，成为东正教的中心。1510年由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成为东正教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天主教—新教文明同东正教文明从此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天主教—新教国家实行二元领导，教会和国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东正教国家则实行政教合一，皇权凌驾于教权。教会靠国家和地主赐予的地产维持生活。俄国东正教会适应国家的需要，向广大教徒灌输虔信上帝、忠于沙皇、服从地主的思想，成为沙皇政府统治人民的驯服工具。东正教会还因其墨守陈规而成为沙皇政府反对改革、镇压革命的重要力量。东正教会的依附性和保守性逐渐削弱了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反官方教会的旧礼仪派和各种教派纷纷崛起，无神论思想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东正教官方教会随着沙皇政权的衰落而衰落。 当然，东正教在历史上也发挥过积极作用。每当国难临头、外敌入侵，东正教会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14～15世纪摆脱鞑靼蒙古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在17世纪初的“混乱年代”反对波兰和瑞典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中，在1941～1945年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中都发挥了宣传、动员和组织作用。 收稿日期：2002-10-11 参考文献 [1]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萨哈罗夫俄国通史：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Сахаров А．Н．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начала ⅩⅤⅢ до конца ⅩⅠⅩвека)[M]莫斯科，1997 [3]舍佩列夫1904～1914年的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政策问题(Шепелев Л．Е．Царизм и буржуазия в 1904～1914 гг．：Проблемы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M]列宁格勒，1987 [4]祖国历史(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9，(2) [5]杜勃罗夫斯基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Дубровский С．М．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земе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M]莫斯科，1963一、留里克王朝 西元六世纪时,居住在第聂伯河流域的原始部落以波利安人为中心形成部落联盟，因其居住在德聂伯支流罗斯河两岸，被称为罗斯人。蒙古人将罗斯转音称为「俄罗斯」。 九世纪时，来自北欧的瓦良基人首领留里克征服了罗斯人，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882年，留里克王朝定都基辅，称为基辅罗斯。此时阶级与贫富虽已出现，但农村公社制依旧根深蒂固存在了近八百年，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个显著特色。 王朝初期，对内实行索贡制。每年春夏两季，俄罗斯大公率领亲兵向平民商人征收手工业品、蜂蜜、蜂蜡等物品。到十一世纪，罗斯人才从原始生产力转变为封建制度。 随著经济文化发展，基辅罗斯不断通过战争扩张。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让全体罗斯人受洗，改信东正教，抛弃多神教信仰。 改信东正教的罗斯加强了与西欧、拜占庭的文化融合。基辅成为连接东方西欧之间的交通要道，随著商业的发展，手工业开始在罗斯发展进来，基辅城内开设了锻造刀剑的作坊。 基辅罗斯成为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国家，城内建筑了辉煌的皇宫、威严的教堂、牢固的城墙，著名的苏菲亚教堂。 蒙古人统治时期 十一世纪后半期，由於王位之争和各地原始农奴制生产力的发展不平衡，波兰、北欧、西欧民族的入侵，基辅罗斯造成分裂。 十二世纪时，在蒙古草原上崛起的蒙古人，凭藉他们骠悍的骑兵，灵活多变的包抄、围堵战术、铁血纪律、纵横欧亚大陆。他们每个骑兵拥有两匹马，饥食马肉，渴饮马血，日夜行程二、三百公里。蒙古人所到之处，城市化为灰烬,人民血流成河。他们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中国本部（含蒙古）是大汗直辖之地，是为元朝。伊儿汗国包括伊朗、阿富汗、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察哈台汗国包含中亚大部分地区，金帐汗国统领北亚、东欧。印度汗国涵盖南亚。蒙古帝国势力一度达到亚平宁半岛、希腊半岛、波罗的海、德意志、波兰、印尼群岛。除了日本、英国、西欧和一些偏远岛屿，整个欧亚大陆都在蒙古人的铁蹄之下。1240年起，罗斯王公和教会成了金帐汗国的奴仆。罗斯各城最豪华的房子里住著大汗的代表，他们催取税收，发布命令，王公和神甫各个低声下气，唯恐侍奉不周，每年各个王公定期朝拜大汗，领取浩命，作为自己统治的凭证。 蒙古人二百四十年的统治，使俄罗斯经济、文化、发展停滞不前。十三、四世纪时，被毁的城市开始重建，手工业、农业开始恢复，商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罗斯各地的联系。 蒙古人的统治越来越不能为罗斯人民忍受，随著各地王公势力的兴起，他们迫切需要取得独立地位。教会势力和商人、农奴主想从大汗手中获取收税权力，平民百姓也把自己的苦难原因归结为蒙古人。 十四世纪蒙古人从中国退出后，又在中亚、印度等地遭到重大失败，加上各王公之间内哄，导致金帐汗国开始衰落。 十四世纪时，莫斯科公国兴起。莫斯科地处欧洲，远离金帐汗国统治中心，又有森林沼泽掩护，大批罗斯人在那里找到避难之所，莫斯大公运用权谋从金帐汗国大汗那里取得了淩驾其他大公之上的权利，以大汗之名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望。 1480年，伊凡三世打败蒙古人。罗斯脱离蒙古统治。 罗斯受蒙古统治，学到了优良的军事技术，继承了金帐汗国广大领土以及残酷的专制制度。从此罗斯人几百年都无法明白，什麼是"自由"、"平等"、"民主"。西欧重现个体价值的启蒙思想无法被罗斯人了解，他们将"自由"当做无法无天，"平等"当做"均贫富"，而民主不过是"人民当家作主"。罗斯走向了既非西欧又非东方三大文明（中国、伊斯兰、印度）的方向，他们自称是"欧亚人"。 长期的战争形成了俄国人的流动性格。贵族打仗、农民种地， "民族的流动性格"、"专制"、"农村公社"成了俄罗斯的三大痼疾。军役贵族阶层的相对扩大，使农村劳动力缺乏，罗斯走向了"农奴制"的道路。 伊凡雷帝（1533-1544）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制度，打击、削弱贵族势力，连年征战，扩大版图。 1598年，留里克王朝绝嗣，波兰人大规模入侵。俄罗斯人纷纷起义，打击波兰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1605年，戈都诺夫突然死亡，罗斯，进入“混乱时代”。下诺夫哥罗德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率领民兵把波兰侵略军赶出莫斯科以后，这一动荡才终告结束。1613年贵族们推举伊凡四世的亲戚，即16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新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 二、罗曼诺夫王朝 罗曼诺夫王朝始於1613年，第一位沙皇为米哈伊尔，他的皇位不是传来的，不是抢来的，也不是偷来的，可以说是捡来的或请来的。米哈伊尔的姑婆是沙皇伊凡的皇后，米哈伊尔的父亲虽然曾得过沙皇重用，但早已遭恶运，双亲被强迫分开，皆被贬入寺院为僧为尼，米哈伊尔因此在寺院中长大。父亲重去投军又被德军俘虏。沙皇伊凡之子无后，死后俄国陷入混乱15年。从伊凡苛政到乱世，罗斯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但罗曼诺夫家族最后却终於时来运转，一些东正教会和俗世人士请尼姑母子出庙，立米哈伊尔为沙皇。16岁的米哈伊尔的皇位据说是众权贵感念他的姑婆－伊凡皇后－的德行而来。米哈伊尔掌政之后，於1619年将父亲从德国俘虏营赎回，把治国实权交给父亲。当时俄国皇室想与欧洲其他王族攀亲，却到处碰壁，有些王室连米哈伊尔的父亲派来的求亲者都不接见。欧洲王室看不起的不只是新沙皇。当时欧洲国家以自我为中心，鄙视俄国，将之排斥在欧洲之外，视俄国为亚细亚国家。罗曼诺夫家族成员虽然为皇权有过不人道的争斗，可是在富国强兵，和“欧洲化”（彼时俄国“现代化”的代名词）的过程中却是一致的。其中以彼得大帝和凯萨琳二世影响最大。 虽是米哈伊尔的孙子，彼得大帝的皇位却得来不易。他的父亲阿列克赛，1645年米哈伊尔去世后也在16岁时即位为沙皇。阿列克赛与第一任皇后生的多个子女中只有两子一女存活，两个儿子体弱多病，小儿子先天痴呆。彼得的母亲与沙皇所生的子女中只有彼得活到成年，且身体强壮。彼得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异母长兄继位。6年后去世，无子嗣。权贵们决定立10岁的彼得为沙皇。但是，彼得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靠宠臣和宫庭卫队逼权贵们增立比彼得年长的痴呆为共同沙皇，以年龄为排序标准，其目的是为了要立索菲娅为摄政王。索菲娅也推行过一些欧化措施，也让自己的宠臣带兵打仗，但成效不大。少年彼得喜好西方文化。常到莫斯科的外国使馆区，耳闻目睹了西欧文化。他身材高大，脾气暴燥，喜玩军事游戏，自组两个团，从使馆区招来外国“军事顾问”，从国库中领取枪炮。1689年，17岁的彼得靠著已有一千官兵的这两个团逼索菲娅退位，进尼姑庵。 彼得掌权后，於1697年派一使团一起出访西欧，（刚开始假装为一小军官），一年半中亲眼目睹西欧各方面实情，医院，博物馆，天文台和各式工厂，包括制币厂、军工厂，彼得最爱看的是造船厂，包括荷兰和英国的，在当时最好的一个英国造船厂待了六个星期。彼得回国后，推行“全盘西化”。衣服款式改穿西欧式的，臣民须剃须（这在当时为势力强大的教会所反对的），设立第一个俄国解剖博物馆。 彼得推行政治改革、鼓励工业化、安内攘外，陆军越战越勇，海军也从无到有，先在陆地上，后以第一个波罗的海舰队在海上，打败当时的强国瑞典，也战胜过奥斯曼帝国。俄国从瑞典这个以前大不在意自己的国家手中夺得一片靠波罗的海的土地，成了俄国西部。在这片土地上，彼得大帝下令设计建造圣彼得堡。其后多半时间，俄国首都也被移到圣彼得堡，而不是莫斯科。 彼得大帝在位期间，以严刑治贪官污吏，但是腐败问题还是愈演愈烈。他遇到了皇位继承的问题。他与第一任皇后的关系在婚后几周内就生变，虽有一子，但彼得从西欧回来不久就将她赶进尼姑庵。后来他从亲信大将门切尼可夫那里转来一位出身低微的立陶宛女子，对她大加宠爱，以至她成为有子女参加婚礼的人的榜样，即是先生育子女而后结婚。第二任皇后生的四子和六女多半早逝，最后剩下两女。第一任皇后所生之子后来以企图谋反父皇之罪，被判决死刑。直到彼得大帝於1725年驾崩，第一任皇后所生之子留给彼得的一个孙子只有9岁。最后，在彼得大帝没有明确遗嘱的情况下，有权贵翻到了一纸彼得大帝赞扬其皇后辅帝有方的信件，作为皇位传给彼得的第二任皇后的理论依据。第二任皇后继位后就是凯萨琳一世。她靠门切尼可夫的辅佐在位2年。因无子嗣，死后传给彼得大帝第一任皇后所生之子留下的这时已11岁的孙子（彼得二世）。但他在位不到3年即去世。此后皇位继承陷入一片混乱。 凯萨琳一世与彼得大帝所生的次女伊莉莎白想继位，未果。因为彼得大帝痴呆的哥哥（伊凡五世）的后代女儿中有一位嫁到中欧小公国因为守寡而回俄国的安娜，最上层的权贵立她为女皇，附带要她在一个秘密协议上签字，即所有的大事都要经这几个人的同意。安娜女皇先是答应，但很快就撕毁了协议。可惜她揽权有术，治国无方，她请了许多她所嫁去的德国小公国的外国人出任多个要职。她有的是外观的欧化而缺乏对国力的推进。 安娜在位十年（1730-1740），死后传位给亲姐姐的三个月的孙子（伊凡六世）。刚满一年，凯萨琳一世与彼得大帝的女儿伊莉莎白在宠幸和宫庭卫队支持下推翻了摄政王，废小沙皇并将他终生囚禁，伊莉莎白遂自任为女皇。 伊莉莎白女皇在位二十年（1741-1761），重新推动其父彼得大帝政策。在“七年战争”中打败了普鲁士，在文化上发展了俄国文化新时期。罗曼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都是出身於伊莉莎白女皇时代。出身渔夫的罗曼诺索夫被公认为俄国第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化学物理各领域中都有杰出表现，他多才多艺，普希金称之为历史学家、力学家、化学家、矿物学家、艺术家和诗人。出身贵族的苏马罗科夫在文学和戏剧方面为俄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伊莉莎白女皇接受罗曼诺索夫建议，在1755年设立了俄国第一所大学，这就是久负盛名的莫斯科大学。经过伊莉莎白时代，彼得大帝开创的文化上的西化在俄国贵族阶层被普遍接受，甚至是造成“崇洋媚外”，也加大了贵族阶层与平民之间的差异。在传宗接代上，伊莉莎白把自己的亲姐姐的儿子彼得从外国接回，帮他娶了中欧另一小公国的妻子凯萨琳。伊莉莎白死后，彼得三世继位不到半年，凯萨琳在宠幸和宫庭卫队支持下逼自己的丈夫放弃皇位，自立为女皇，是为凯萨琳二世。她的宠臣们找藉口挑衅已经被关的彼得三世，将他杀害。正式宣布他的死因是“急性肠痉挛尽力医治无效”。 凯萨琳二世与罗曼诺夫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为一德国人，不放心已被关了近二十一年的十五个月起就被伊莉莎白废了皇位的伊凡六世。他从小就为亲姨婆和母亲背罪，被表姨婆关起来的青年，最后被表姨指使的人杀了，做了生於皇族之家而歹命的例子。 凯萨琳二世也称为凯萨琳大帝，在位三十四年(1762-1796)，虽是德国人，却使俄国人长了民族气慨。继位初期先整顿军队和国家，宠臣波登金建造新城市，协力建造黑海舰队。稍后镇压了农民起义，以后战过奥图曼帝国，瓜分了波兰，扩大了俄国版图。在“西化路线”上，熟悉西欧文化的她更新法律，送贵族青年留学，引进西欧文学、哲学。凯萨琳大帝以金钱和权力来支持外国和本国的“知识份子”，让他们出版图书。她喜欢法国的伏尔泰，西欧的艺术品。此时西化风气在俄国盛行的程度也更家普遍，而不再局限於大城市了。 在以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情况下，凯萨琳二世给了贵族庄园主较多优待，想巩固他们对外国来的女皇的忠诚或支持。她也利用自己的众多宠幸中的一些人来辅政。其中以波登金最有成效，而最后一位小她近四十岁的朱波夫，大误她的国事却不为察觉。凯萨琳二世后期在面临自己起初大力提倡的西化思想带来“持不同政见”的情况时，却不能容忍。拉基谢夫、诺威科夫等一些出身贵族但却不满现实的作家，因为在作品中敢於描绘俄国农村现状、讨论不同意见，或被流放西伯利亚，或关监狱。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凯萨琳二世更是下令停止翻译包括一些以前她自己提出要翻译成俄文的西方著作，禁止出版包括以前她提倡引进的书。从此，一场最初由沙皇开始的自上而下的西化过程，在政治和思想方面民间开始超前，而且开始了与沙皇政权有了利益冲突。在沙皇政权最得意之时，埋下了最终被推翻的种子，虽然这个过程又经历了一百多年。十九世纪的俄国沙皇，最令人难忘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的战争(“第一次卫国战争”，1812年先失莫斯科，1814年攻下巴黎)。十九世纪的俄国在民间也活跃起来。大批才子，包括：诗人普希金，作家卡拉姆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评论家别林斯基，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等。 虽然保罗一世解决了罗曼诺夫家族内部传位的问题，但是沙皇家族“小团体”与觉醒中的广大民众的关系却一直没有解决。亚历山大一世曾试图创立宪法，行政改革，却放不下绝对权力。有些参与协助谋划的知识份子后来遭到流放。亚历山大一世后期因对宗教狂热，神秘死於外地。尼古拉一世继位，“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的青年军官最后被沙皇以武力镇压。尼古拉一世在军事和政治上精治俄国，建立一套刊物审查制度，亲自招来普希金给他的作品“提建议”。他一面“平反”和起用被流放的人士，一面建立专门机构来监视全国的可能政见异议者。他也让自己的“精英”（包括一个前流放分子）提改革建议。虽然这些措施在西欧都没有阻止皇权倒台，沙皇总是相信俄国有俄国的国情，这个国情当然也是沙皇自己的版本。尼古拉一世对儿子亚历山大二世聘请老师教导，让他年青时游历俄国许多地方，到欧洲各个国家，并直接参政。 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后，推行重大改革。他在米留丁协助之下推出解放农奴法，收买庄园主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他也由米留丁兄弟等协助连续推出行政、法律和兵役等方面的重大改革法案。亚历山大二世是唯一在位时被革命党人杀害的沙皇。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在经济发展上萧规曹随，而在政治上却全面倒退，革命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学生，职员，农民一概严厉打压，得到了表面上的稳定。亚历山大三世最后死於肾炎。 亚历山大三世高压下得到的稳定，至儿子尼古拉二世终於维持不了。1905年俄国暴发大罢工、罢市、罢课，尼古拉二世靠武力镇压后竟然认为俄国民众应该觉得对不起他们的沙皇。一些上层人士建议的改革，他不采纳或改革太慢、太少，沙皇听信皇后。在国家形势巨变的时代却感觉迟钝，热衷於皇后形成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包括庸才和怪人（如“农民圣人”拉斯普丁）。等到1917年二月革命暴发时，下层上层一齐造反，尼古拉二世在外地连家都回不去，在火车上被逼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