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自恃天朝上国的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前来请求通商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继续执行闭关锁国。直到鸦片战争，英国人的舰炮轰开了清帝国大门，腐朽的清王朝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一次次割地赔款，从天朝上国坠落为列强持刀待宰的猎物。即使是弱国，也要与列强进行正常的交往来维护国家利益，清王朝遂决定向国外派出外交使节。不料，听闻这个消息的清朝官员们大都纷纷逃避，唯恐避之不及而被抓了壮丁。究其原因还是天朝上国的老观念，认为除了大清国，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地”。尤其是西方列强，中国历史上，在此之前还没有外交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路途遥远，跋山涉水，万一客死他乡岂不哀哉！但大势所趋，总得有人去做。于是在乾隆皇帝拒绝英国通商83年后，1876年郭嵩焘率随员三十人出使英国，出任首任驻英公使。英国的教育和先进的科学给郭嵩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郭嵩焘以清廉著称，在任驻英公使期间不卑不亢，分寸适度，给所在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通过与国外的往来，清朝的这些官员们发现，原来国外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蛮夷之地，反而比大清朝活得还要滋润，在海外生活的待遇和福利也是国内所不能比的，而且出洋归来的官员，按照惯例会得到擢升。于是在1890年左右，出洋之风日盛。李鸿章曾写信给外交家洪钧，直言“荐条仍多至不可收拾”。每向国外派遣一使节，就有数百人请求追随，真是趋之若鹜。这些出洋的官员，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后，思想大变，其开放程度就算放到现在也令人瞠目结舌。王承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王承传（1874-？），字钦尧，安徽桐城人。1891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幼童班，捐监生，任天津骑兵学堂德文教习。1901年~1907年以随员身份留任国外，曾以一等秘书身份代办德国、荷兰、丹麦使馆事务，精通德语，活跃在国外20多年。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国外的所见所闻，除了记录日常公务，其海外生活用放浪形骸来形容都不为过。武侠小说里有个楚留香，风流倜傥，迷倒女人一片。但他如果碰到王承传，就会乖乖把香帅的头衔让给王承传。在国外期间，王承传好风月，迷恋邂逅搭讪。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与之交往的西方女性竟然有30多位，而且交往频率高，尺度大，约这些女性聚会往往少则三五天一聚，多则一两天一聚，可谓情场高手。也许有人会说人家是外交官嘛，正常的外交工作而已。但其实他在外交工作中认识的女性极少，日记中这30多个西方女性多数时候是在酒馆、舞厅里认识的女郎。他和这些女郎一般是单独聚会，很少有男性友人陪同，喝酒、晚餐、看戏、聊天玩得不亦乐乎，经常会持续到次日凌晨还流连忘返。他在日记中还将这些风花雪月的事记录下来：十二钟起跳舞，余亦请同席女郎跳舞一周，寒暄刻许。乃不辞而别，因已深夜矣。（七月二十二日，1903年9月13日）复邀二女郎往卖登茶楼小饮，送观察归寓。余与一女郎复谈良久。（正月二十日，1906年2月13日）余约柏提女郎来陪，散后往鸽子厅大酒馆晚宴。又至阿克底哑园观跳舞时许。三钟返署。（正月廿一日，1906年2月14日）今午，奥京梅斋女郎寄赠伊之小照一纸，玉容如昨，令人相思难已。（正月廿二日，1906年2月15日）在晚清积贫积弱，被洋人欺辱的年代，王承传另辟蹊径，踏上了一条“曲线救国，征服洋人”的道路。在公务活动间隙，王承传在车厢里偶遇一美丽女郎，站着谈了许久，直到这一妙龄女郎下车，两人才依依不舍摇巾告别。公务期间尚且如此，在独自旅行时，王承传更是挖空心思猎艳。靠着流利的德语、以及交际无障碍的英语、法语，王承传频频与妙龄女郎搭讪，求得她们****，然后写信、赠相片、送礼物，约其聊天跳舞，直到水到渠成、双宿双飞。有意思的是，王承传都将这些情事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而且毫不避讳。如这一段更是直描无顾及：“后同燕平偕二女郎夜游柏林，遂宿客寓，未归”（七月廿五日，1905年8月25日）。说是日记，其实是公文与自传的双重性质，王承传不仅记录了其外交公务，更多的是记录了自己的海外生活的方方面面。王承传这一代外交官，跟晚清第一批外交官员的行事风格迥然不同。第一批外交使节，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赴国外履职，往往小心翼翼、生怕辱没国格和道德。甚至自己带的女眷也只能和西方女人见面，不允许与外国男人相见，即使不得不见，也绝不允许握手这样的礼节。而王承传们的海外生活要丰富多彩的多。享受猎艳的过程是他们生活的主轴，外交工作仿佛成了副业，清朝官僚制度的腐败和无能也延伸到了海外。海外使馆的公使和使节们，偏安海外，干得最多只是传递信息这样的例行公事。公务不多，王承传的日常生活却安排得紧凑有趣。喝茶、聚餐、闲步、游园、看戏、跳舞占据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如果每天是这样的生活那也不算为过，谁让人家是清闲衙门呢，可他们的奢靡生活偏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清朝官员，到了国外思想变化超出了国人的想象，令我们咂舌。王承传独自在奥地利旅行期间，竟然约使馆随员夜晚同赴妓院。还有一次回国途中，经今斯里兰卡、日本和香港时，利用邮轮短暂停靠时间，王承传等人不甘寂寞竟然又到当地妓院寻欢作乐，以至于得了花柳病。王在日记中自言下体不适，慌忙“买止痒药数瓶”解忧。古时文人往往以吃花酒为雅事，这大概也是王承传能毫不讳言，将自己的这些光荣情史记录在日记上的原因。晚清国力日益衰败的同时，这些海外官员们却醉生梦死般地沉迷于舞场和夜店。1906年1月，李鸿章的侄子李经叙，从英国伦敦抵柏林考察，王承传负责接待。除了屈指可数的公务考察，主要的工作安排就是逛街购物、喝酒、跳舞和看戏。仅王在日记中就记录两人去舞场10次，柏林的“红磨”舞场，是夜总会性质的娱乐场所，也是二人最喜欢去的地方。酒楼夜店，夜夜歌舞不休，数妓围聚好不欢畅，二人有时折腾到凌晨5点方才罢休。有这样的驻外官员，清朝何愁不亡？对国家尚且如此，家庭也好不到哪里去。1917年9月，王的妻子刘婉卿生二胎时，因难产去世，这时王承传偏偏没在妻子身边，竟然泡在酒店未归。当然除了记录自己的海外艳事，王承传也不是一点正事不干，他的《钦尧手记》，也比较客观地保留了当时德国政治、外交、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还提到了替清朝廷代购汽车，其中有慈禧太后乘车数辆，提到这些车辆制作精细，呈紫红色，两旁各有双龙，内设椅数位等。王承传也没有完全醉倒在风花雪月里，其编译了《大清会典》离婚篇和《聊斋志异》的德文版，也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点贡献！作为赢弱清朝的外交官员，王承传的《日记》自然也提到了清朝当时的内忧外困和无奈。如日俄战争，两个强盗在中国土地上放肆争斗。其中一段这他这样写道“阅报载：俄黑海欧德萨海口及俄东海黎堡海口均有兵舰作乱犯上。舰官被戕，民房被焚，商民惊愕异常，援兵尚未至成乱党矣。近来，地球东西安靖土甚寥寥。俄日之役，关涉中国、朝鲜，又摩罗克之事，德、法、英、日（司巴尼亚）皆与，而瑞典、那威解盟之事，尚难安然了结，马加国已影尤而效之。由是以观，环球从兹无相安之日矣，可奈何！总之，首恨中、朝不能自强自立耳！ ”清朝备受列强欺凌，却无力改变，对于国家命运，王承传是痛苦和无奈的。但他身上缺少郭嵩焘等第一代清末外交官的家国情怀，公务人员贪恋沉迷于海外奢靡的生活，也是清朝气数已尽，必然灭亡的缩影。钱学森的生平 朝鲜战争打响后，刚成立的新中国对出兵朝鲜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此次美军陈兵鸭绿江边，针对谁显而易见。在会议上，大多数人都坚决反对出兵，理由很简单，“国内刚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可谓是一穷二白。更何况是跟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打，”谁也不敢冒这个险，就连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也反对出兵。毛主席对出兵朝鲜下了莫大的决心，他本来很看好用兵如神的林彪，怎奈林彪提出的意见却和毛主席“背道而驰。” 别人反对也要打啊，于是敏锐的毛主席又把目光转移到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粟裕”身上。作为解放战争时期战功赫赫的大将，又是唯二一个指挥过百万大军的统帅，让粟裕挂帅出征，再合适不过。奈何此时的粟裕由于常年在外指挥作战，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就连起个床都费力，让他去指挥作战，中央实在不放心他的身体。 就在中央正为谁担任志愿军的统帅而发愁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突然来电，主动请求挂帅朝鲜。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出兵，陈毅是少数支持国家出兵的人。此番他主动请缨，毛主席对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多次公开说陈老总是国家和人民的大功臣。 但对于他请求挂帅出征这件事，毛主席却并没有给予答复，为此陈毅还三次来电，毛主席这才对他说，“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那毛主席为何拒绝陈毅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呢？这当然是有他的顾虑和想法的。 作为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陈毅元帅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从法国留学归来之后，他就加入了 社会 主义青年团，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 蒋介石反革命后，时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又积极配合朱德、周恩来等***参加南昌起义，随后又率部参加湘南起义。在当时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会议上，陈毅多次指出了正确的意见，就连毛主席也对他敬佩有加。 红军长征时期，陈老总又主动留下来坚持在苏区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我们都知道红军长征的艰难，但留在苏区更难，毛主席经常对大家说: “陈老总的担子，比我们还重啊！” 就是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陈毅带领着剩下的红军伤员和敌人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多次打败了敌军的围剿，为南方革命保留了火种。“新四军就是他一手创建的。” 抗日战争期间，陈粟所领导的新四军一边和日军作战，一边又要时刻提防国民党的小动作。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新四军竟能发展到十几万人的规模，在南方战线上歼灭了十几万日伪军。新中国成立后，252名开国将军来自于新四军，他们都对陈毅这位老首长充满了敬佩。 解放战争时期，陈粟所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连战连捷，孟良崮战役更是打出了解放军的威风。 但在新四军的发展历程中，陈粟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存在，陈毅坐镇全军，粟裕负责指挥战斗，两人一政一战，将帅不可分。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陈毅指挥打赢了无数战斗，但相比较指挥战斗，陈毅则更擅长于政治。新四军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发展到十几万人的规模，华东野战军能两年扩充近百万，作为司令员的陈毅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南方还有近百万国民党残军尚未扫除，解放区刚解放不久，投机取巧的份子遍布全国。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境内各方势力数不胜数，要治理好全国，欲先治理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 谁是搞这方面的高手呢，毛主席已经有了非常中意的人选，那就是搞了几十年政战的陈毅。对此，陈毅也是乐此不彼，上海在他的治理下，很多毒瘤被拔除殆尽，动乱的 社会 渐渐平定了下来。听闻上海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毛主席高兴地对众人说，“当初让陈老总去治理上海，真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啊。” 抗美援朝爆发后，听闻国家要出兵朝鲜，陈毅非常支持中央的决定，在了解到没有合适的人选时，他主动站出来请缨挂帅。但当时毛主席已经有了心仪的人选，那就是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 作为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彭德怀曾在抗战时期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他的指挥能力，没人会去质疑。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元帅又以少数兵力保卫延安，将胡宗南的几十万虾兵蟹将耍得团团转，他卓越的指挥能力，让无数人心悦诚服。 陈毅虽然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但他擅长的并不是指挥战斗，而是坐镇全军。此次和美军交战，非同小可，彭德怀既能掌控全军，也能指挥战斗，没有人比他更适合。 更何况此次入朝的主力是东北野战军，他们最希望的是林彪指挥他们，陈毅作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去指挥东北野战军难免不习惯，用不顺手。而彭老总则不同，东北野战军的很多将领，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让他担任司令员，解放军上下都没有意见。 毛主席的顾虑可谓长远，他知道陈毅更擅长搞后勤和外交，于是给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志愿军的后勤总负责人。 当初志愿军能连战连捷，除了彭德怀元帅指挥有方，手下的将士勇猛善战以外，陈毅元帅在后方筹集物资更是功不可没。在他的坐镇下，国内的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送入朝鲜，给志愿军将士送去了宝贵的物资，这才得以取胜。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毛主席的选择是一点没错，彭德怀元帅在朝鲜战场打得联合国军狼狈不堪，陈毅元帅在后方募集物资，严厉打击那些试图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最终确保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后来陈毅元帅还担任了新中国的外交部长，他雷厉风行的外交手段让那些试图染指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无计可施。不论是彭德怀元帅还是陈毅元帅，都是为国为民的好将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劳。日本是如何向中国学习的？1。早年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交通大学读书。1934年暑假，他从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他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是匈牙利人。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在受监控期间，除教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钱学森成为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三名成员之一。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看书，半天时间讨论，晚上继续苦战。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空气动力学的根本知识，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科学的最前沿。1939年，他研究航空结构，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钱学森认识了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马林纳。经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在小组里，钱学森同大家一起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经常讨论时事。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组解散。 鉴于钱学森研究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44年，美国军方委托冯·卡门教授为首，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担任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1945年初，他还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员。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6年暑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同年夏季，钱学森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婚。蒋英是中国早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儿，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 2。回国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1955年10月8日从美国回到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到来了。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过了5天就是我国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一天，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欢度这一佳节，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正当此时，朝鲜大地燃起了战争的烽火。作为挑起这场战争的美帝国主义，在它的国内，正在掀起一股疯狂反共的政治逆流，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的人员进行审查和威胁性审查的事件。这股逆流毫无例外，也波及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党员，非法入境。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已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准备一去不返。他会见主管他的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准备立即动身回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叫嚷什么：“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 不知情的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1950年8月23日午夜，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 钱学森被迫回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事情远非如此，9月6日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30磅。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出来。 从此，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 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反而更加炽热。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离开美国回国的要求。 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那5年间他没有停止钻研他所热爱和献身的科学事业。当时，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祖国的国防建设有关，想通过滞留他来阻拦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当钱学森知道这点后，感到万分气愤。于是，他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新专业进行研究，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经过努力，于1954年用英文写出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与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与国防建设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就是了。 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斗争，也得到祖国的关怀和支持。1954年4月26日，印度支那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在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科学家钱学森。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摆脱特务监视，在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信中，夹带了一封书写在香烟纸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王炳南大使按照周总理的授意，以钱学森要求回国的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交涉，迫使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1955年，钱学森被允许可以回国了。他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冯·卡门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他激动极了。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他的夫人和两个幼儿终于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了洛杉矶，驶向地处东方的祖国。 3。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钱学森回到祖国后，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高度的重视。一种盼望新中国早日强大起来的愿望，促使他上书周总理，提出了发展中国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 1956年4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大楼里，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中央军委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由钱学森介绍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望着那么多共和国最高军事***的亲切目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宣告成立，钱学森任研究院院长。从此，在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的直接领导下，钱学森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的生涯。这一天，秋日明丽，秋风怡人。精神抖擞的钱学森面对156名大学毕业生首次主讲《导弹概论》课。能够亲自培养我国搞导弹的专门技术人才，这是钱学森多年的梦想。今天，梦想成真，他怎么能不激动、不自豪呢？若干年后，这批受训的大学生，将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骨干。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科学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一种中近程导弹起飞不久就掉在发射阵地前300米处，把地面炸了一个大坑。 钱学森深入到控制系统第一钱，与同志们一起寻找失败原因，改进方案。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7日，遵照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钱学森协助聂帅，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美国用了13年，我国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一成功震惊了世界。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1965年4月29日，国防科委在邀请钱学森等专家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向中央专门委员会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规划设想。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方案。在实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中钱学森在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上贡献了智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征一号”试车无法进行。钱学森协助周总理，为***造卫星研制计划的正常进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长征一号”在1969年8月22日试车成功。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等一批专家在卫星发射基地组织实施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1970年4月24日，重量为173千克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全球。 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截至目前，已发表专着7部、论文300余篇。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79年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在国内，他更是受到中央嘉奖和人民敬重的杰出科学家，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参考资料：/baikebaiducom/view/4213htm才没呢~~`新中国成立了,钱学森和其他留学生的观点有什么不同汉代以前，日本向中国学习主要采取“请进来”的方式，通过从赴日中国人那里得到先进的技术文明。汉代以后，日本开始派人到中国主动学习先进文化。中国后汉时期，日本进入奴隶社会，并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邪马台”为日语“大和”的音译）。根据《魏志·倭人传》记载，邪马台国“本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我国打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后汉末年，中国在魏蜀吴三国鼎立之时，卑弥呼多次派使节前往魏国风险“生口”（奴隶）、倭锦等供品。对此，魏明帝下诏书予以嘉勉称“汝所在逾远，乃前世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还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予金印紫绶。以卑弥呼为起点，中日两国从此开始出现官方往来。到了唐朝日本学习中国的热潮逐渐高涨，当时的中国拥有辽阔的疆土，国力鼎盛，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古代国际关系的中心，呈现出万邦来朝的局面。出于对中国大唐先进文化的仰慕和渴求，为了求的推动本民族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治国经验，日本曾在唐朝时期一次次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及僧人被通称为遣唐使。其实，早在隋朝时日本就开始派遣遣隋使，但是次数和人员不多。到了唐朝，日本来华使节和留学生急剧增加，其数量和频繁程度可谓空前绝后，达到历史顶峰。究其原因不仅是唐超开过之后国力空前鼎盛，威名远播，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历史发展恰处于奴隶社会区趋于解体的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急需学习引入中国当时还很先进的封建社会体制，以加速本国的建设，建立和强化中央集权。公元623年即唐超建立后不久，访华归来的日本药师惠日等上奏天皇说：“大唐国者，法事备定，珍国也，长须达”。惠日的上奏促使日本天皇下定决心派出遣唐使，并把派遣唐使一事视为事关国家兴衰的战略举措予以高度重视。派遣的使团成员一般都是上层贵族和有学问造诣的人，使团经费以及乘坐的船只都由朝廷拨付经费、专门督造。经过几年精心准备，公元630年日本第一个遣唐使团出访中国。此后绵绵不绝先后达18次之多。到唐朝后期，日本已尽得唐文化的精髓，逐渐失去了越海求学的热情，同时出示中国所需要的巨额费用也使日本朝廷财政吃紧，这样遣唐使的派出便无疾而终。遣唐使的经历如一首万行史诗，反映了大和民族强烈的求知欲和不畏艰险的冒险精神。中日两国素有一衣带水之说，以现代眼光来看不过四、五百海里的距离，一两天的路程，算不得遥远，等谈不上艰险。但是，当时的日本虽为海洋国家，造船航海技术却非常简陋。据史料记载，日本的使唐船舶不过是把大树锯成方木之后，用铁片连在一起，木缝之间塞上一种细草。整个船舶既无铁钉固定，更无桶油等物密封，而且船底也不像是现代海船那样成V字形。这种船舶防漏性能很差，不能劈波斩浪，一遇大风大浪很容易解体或倾覆。不仅如此，由于不了解海洋潮流和信风的规律还常常遭遇顶峰逆流，导致迷航、翻船，而且长期在海上漂泊，还要忍受严酷的生存条件，许多人由于饮食失调、酷热冷雨而换上疾病不治身亡。所以，每一次处世唐朝都是生死难料，一入大海，就像走向战场，要于惊涛骇浪搏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18次使者中，有6次遣唐使全军覆没葬身于大海，有2次遭遇船难，只有部分人侥幸回国。航程之艰险，可举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关于第10次遣唐使遇难经过为证：公元777年，日本第10次遣唐使团在完成出使任务后，从中国长江口入海踏上回国的旅程，搭乘使船的还有唐超派出的使节。惹人注目的是船上还有一位名叫喜娘的少女——客死中国的第9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和唐女所生。在船航行到东海将近日本时，突然遇到疾风大浪，使团的三艘船舶沉没两艘。包括中国使节在内的20多人葬身鱼腹，喜娘及其余人员只得将船上物资全部抛入海中，在海上漂流6天6夜，粒米未进，侥幸回到日本。作为中日友好的结晶喜娘九死一生方回到亡父的故土，收到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隆重欢迎，写就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遣唐使旅途之艰辛由此可见一斑。绝大多数遣唐使都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往往能前赴后继不绝于途。因此，当时日本人往往把遣唐使出行视为英雄所为、悲壮之旅。每当任命遣唐使时，天皇都要率文武大臣举行召见、赐节刀等仪式，然后赐宴赋诗践行。例如日本孝谦女天皇时期给遣唐使践行时，上至女皇下至大臣都赋诗话别，其中一首写到“此行唐国去，事毕自归来。威武英雄业，平安奉酒杯”，遣唐事业之伟溢于言表。这些遣唐使回国之后，带回大量唐朝的文化典籍、科学技术，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遣唐使还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进入权利中枢，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封建改革。其中遣唐使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中的翘楚，回国后不久被孝谦女皇所赏识，受命教育皇族《礼记》、《汉书》，成为女皇的宠臣，对儒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不避艰险到中国的日本使者和留学生，唐帝国基本上持欢迎态度，对日本使节和留学生都赏赐甚厚。个别日本人来华后还长期旅居，甚至归化了中国。比如名载史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叫晁衡）学成后就不愿回国，留在大唐。因才华卓著，身为唐玄宗所器重，得以随侍唐太子左右，最后竟官至二品。由于唐帝国对待异族能想太宗所言“爱之如一”，由于日本遣唐使的艰苦努力，使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一度达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驰禁”的境界。但是，客观地说，日本派遣遣唐使并非完全是为了学习，还抱有重要的外交目的，想通过使唐，为处于中国的良好关系，提高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的国际地位。因此，在出使过程中日本对其外交地位非常重视。公元753年唐玄宗在大明宫接见各个藩国使臣时，司礼官在安排座次时一度把新罗使节排在日本之上。结果，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提出严重抗议，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已久。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直到司礼官接受日本的要求与新罗对调座次之后，方才罢休。不仅如此，日本还企图通过出使唐帝国，采用外交手段，扩大其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和影响。比如日本在派遣第四次遣唐使时，正积极支持朝鲜半岛的百济和高句丽侵略与唐结好的新罗，并企图通过使唐离间唐帝国与新罗的关系，实现其控制朝鲜半岛的企图，不料被唐朝政府看清了底细。这次遣唐使团不仅例外地没得到款待，反而收到警告：“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结果被羁留在长安两年。知道唐超出兵消灭百济，控制了朝鲜半岛局势以后，才被释放回国。中国在唐朝之后，国家出现“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先朝建立的册封体制逐渐趋于松散，日本在对华交往方面态度比较消极，很少再向中国派出官方使节。公元960年大宋王朝建立，中国逐渐实现统一稳定，开始积极整饬修复与周边小国的册封体制。1072年宋神宗接见日本民间访华僧人赖缘，并托其向日本天皇捎去书信表达欲与日本通好之意。对于宋神宗的亲笔书信，日本朝野颇为震动，争论犹豫一番之后才回应中国方面的善意，重开两国的正式交往。但是，这种交往的规模已不能和盛唐时期相提并论，不仅人数少（整个宋朝期间只有20多人），而且来华的都是僧人，所以才有“入宋僧”直说。和唐朝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国采取主动。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出航日本的冒险性，缩短了航行时间（仅需一个星期就可到达日本）。因此，虽然两国官方往来较少，但中国民间商人为利所驱，不断漂洋过海来往中日之间开展贸易。宋朝达官贵人在使用欣赏日货之余，对日本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宋代诗人梅尧臣、欧阳修等都有关于日本的诗词传世。比如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曾咏到：“百工五种与之居住，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不仅夸奖了日本的产品精美，而且赞叹其人民文化水平高，还保存了不少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公元983年，宋太宗赵光义在召见日本入宋僧时，听说日本天皇乃“万世一系”，便大为赞叹，觉得日本真好不像中国隔不了几代就不知皇权又落谁家。从这一时期以遣宋使为渠道的中日官方交往可以看出，两国关系已发生微妙变化，作为文明宗师的中国以基本完成“传道、授业”的任务；日本对华夏虽然仍抱有敬慕之心，但学习热情大减。在民间交往中，对于来日经商的中国商人，日本官方起初还给予接待，到后来就不再过问；更有甚者这些商人有时还要受到日方的欺诈，以至于有人因日本政府长期拖欠货款竟饿死在异国。纵观中日之间的古代交流，具有明显的师徒关系特征。日本学习中国、了解中国甚多，而中国却一直扮演老师的角色，很少向日本学习什么，对这个东瀛邻国的了解长期限于“海上三仙山”。甚至到了清代中期，中国有的学者竟然还以为日本只是位于台湾以南附近的几个岛屿，其认识之荒谬令人慨叹。因此，在漫长的中日古代交流史中，日本文化反哺中华的例子是在少得可怜。为弥补某种缺憾，作者特举出折扇的来历以慰读者。折扇直到今天还是中国人盛夏纳凉的工具，其优点不仅在于可以开合、方便携带，扇面上还可以随人所好饰以字画，使人在纳凉的同时添以儒雅之风。因此，在古代只有文人、士绅有闲阶层才使用折扇以与市井相区别。我国古代很多文人画家都曾吸收日本的画扇技巧，在扇面作画方面下过工夫，使得题扇成为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详察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使用折扇确实宋代以后的事情。此前，中国只有蒲扇、羽扇、团扇，这些扇子都不能开合。到了宋朝，日本入宋僧出使中国时层作为礼物送给宋太宗，时称蝙蝠扇又叫聚头扇、倭扇。但是，折扇并没有在中国很快传开，偶尔有人在手还会因使用倭人之物遭到耻笑。到了明代，中日官方交流渠道开通后，日本使节出使中国时再度以供品向明朝仿制。这样上行下效，折扇终于在中国流行起来。明朝一位大臣还曾赋诗夸奖折扇的好处，称赞其“随时舒卷足称意，一寸机关哪可量”,“香山写入画图中，金鳌腾空怒涛卷”，“无穷变化不可量，俯仰神仙知是谁”。从现代眼光来看，诗人的用辞虽然似乎有些夸张，但是我们从中不难体会，当时世人初次接触这一新事物时的兴奋心情——其高兴劲儿足可以和80年代中国人刚刚买了一台日本空调时的心情相比。折扇的精巧虽然一度引起文人骚客的吟咏，但在中国士人看来毕竟属于*巧之列。所以，直到清末甲午战争以前，许多中国人仍以“老师”的眼光小视这个“东瀛小国”，认为甲午之战不过是“狮搏兔”。在甲午之败尝到切肤之痛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们才对这个“教”了近两千年的“学生”刮目相看，把日本视为学习西方文化的窗口，不少人放下架子纷纷到日本留学、考察，中日之间的“师徒”关系由此逆转。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人对中国由尊敬一变为蔑视，曾经被日本奉为“国学”的儒学几乎销声匿迹，对中国的称呼由“唐”、“中华”一变而为极富侮辱性的“支那”。而那些为寻求国家自强之道，赴日求学的中国学子们，在日本总是备受歧视。总之，面对东渡求学的中华学子，日本人心胸狭窄的民族性格被发挥到了极至，和两千年来中国接纳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入宋僧时的那种宽容和热情形成鲜明对比。去韩国需要办哪些手续？[编辑本段]个人履历 钱学森同志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并以《工程控制论》的出版为标志在学术成就上实质性地超越了科学巨匠冯·卡门，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同志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钱学森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一九二三年九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一九二九年九月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一九三四年六月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次年九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九三六年九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五五年八月，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领域研究，并与导师共同完成高速空气动力学问题研究课题和建立“卡门-钱近似”公式，从而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1950年，钱学森同志开始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释放15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高级将领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956年初，钱学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任命他为委员。 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 在控制科学领域，1954年，钱学森发表《工程控制论》的学术著作，引起了控制领域的轰动，并形成了控制科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研究高潮。1957年，《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年9月，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成立大会推举钱学森为第一届IFAC理事会常务理事。他也成为该组织第一届理事会中唯一的中国人。 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在应用力学领域，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及固体力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揭示了可压缩边界层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并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53年，钱学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 胡锦涛探望钱学森在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领域，钱学森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在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领域，钱学森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1949年，他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1962年，他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在思维科学领域，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推动思维科学研究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他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并将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此外，在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等方面，钱学森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同志于1959年加入中国***，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唐代的外国人来华留学规模空前，朝廷是怎么对待这些留学生的呢？总距离:43693公里从起点向西，沿傅佥路行驶110米，然后右转进入北京东路。2沿北京东路行驶60米，左转。行驶90米，左转进入北京东路。4沿北京东路行驶330米，过(珍珠桥)，直行进入兰家庄。5沿兰家庄行驶180米，在(珍珠桥)左转。6继续沿兰家庄行驶150米，右转进入北京东路。7沿北京东路行驶790米，直行进入龙蟠路。8沿龙蟠路行驶430米，左转。9继续沿龙蟠路行驶970米，然后左转。10沿龙蟠路继续走920米，往玄武大道/环路/二桥/仙林方向，直行。1行驶60米，过右边的(大众金卡大厦)约160米，然后往玄武大道/环路/长江二桥方向，右转进入龙蟠路。12沿龙蟠路行驶360米，在(莘庄立交桥)朝玄武大道/环路方向行驶，从环岛第一出口进入玄武大道。13沿玄武大道行驶930米，往仙林/二桥/栖霞大道/宁杞路方向，靠左行驶。14继续沿玄武大道行驶14公里，往仙林/二桥/环路/环陵路方向，靠左行驶。15继续沿玄武大道行驶920米，往仙林/二桥/环路/环陵路方向，靠左行驶。16继续沿宣武大道行驶18公里，向耀华门方向行驶，靠左行驶。17继续沿玄武大道行驶13公里，往仙林/仙荫北路/二桥方向，直行进入宁镇公路。18沿宁镇公路行驶360米，在(东洋房立交桥)处朝G36/二桥/蚌埠/南靖开发区方向行驶，右转进入罗宁高速公路。19沿罗宁高速行驶198公里，在(新华东路分离立交)转蚌埠/合肥/淮安/宿迁，右转(部分路段收费)。20继续沿罗宁高速行驶13公里，靠左行驶(全路段收费)21继续沿罗宁高速行驶31km，到三号桥/合阜/淮安/连云港at(官塘河中桥)，右转进入六合南枢纽(全路段收费)。22沿六合南枢纽行驶350米，在(六合南枢纽)右转往淮安/连云港/盐城/宿迁方向，进入南京绕城高速(全路段收费)。23沿南绕城高速行驶165公里，往朱桢/淮安/G25方向，左转进入沈畅高速(全路段收费)。24沿沈畅高速行驶278公里，靠左行驶(全路段收费)25继续沿沈畅高速行驶222公里，往沭阳/淮安/连云港/G25方向，靠左行驶(全路段收费)26继续沿沈畅高速行驶97公里，往马坝/淮安/G25方向，靠左行驶(全路段收费)27继续沿沈畅高速行驶27公里，靠左行驶(全路段收费)28继续沿沈畅高速行驶657公里，往连云港/徐州/盐城/G25方向，靠右行驶(全路段收费)29继续沿沈畅高速行驶380米，往连云港/宿迁/徐州/北京方向，左转进入淮徐高速(全路段收费)。30沿淮徐高速行驶134公里，在(淮连三干渠桥)处转淮安机场/连云港/G25，左转进入沈畅高速(全路段收费)。31沿沈畅高速行驶103公里，在(淮安北大桥)靠左行驶(全路段收费)。32继续沿沈畅高速行驶129公里，在(王兴枢纽)往机场/连云港/G25方向，靠左行驶(全路段收费)。3继续沿沈畅高速行驶853公里，往青岛/南通/G15方向，右转进入灌云北枢纽(全路段收费)。34沿灌云北枢纽行驶14公里，在(灌云北枢纽)左转往青岛/东海方向，进入沈海高速(全路段收费)。35沿沈海高速行驶127公里，转连云港(西)/青岛/G15at(金平枢纽)，靠左行驶(全路段收费)。36继续沿沈海高速行驶286公里，往赣榆/青岛/G15方向，靠左行驶(全路段收费)37继续沿沈海高速行驶776公里，在(富团河大桥)往青岛/烟台方向，靠左行驶(全路段收费)。38继续沿沈海高速行驶20公里，在(日照南立交)向日照市区方向右转，进入日兰高速(全路段收费)。39沿日兰高速行驶640米，过(日照立交)约1860米，直行进入迎宾路(全路段收费)。40沿迎宾路行驶78公里，右侧过(大孙家村)约300米，直行进入海曲东路。41沿曲东路行驶420米，左转进入北京北路。4沿北京北路行驶860米，然后右转。43行驶380米，到达终点(在道路左侧)据史载，中国的科举考试取士制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延续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长近1300年。所谓科举，即“开科取士”,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以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由于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不可替代的先进性，来华求学的外国人趋之若鹜，至唐代达到了空前规模。为了切实抓好外国人来华留学考试工作，在世界范围内振国威揽人才，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下诏为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专门设置了一项考试制度——“宾贡进士”。因考生来源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宾贡进士”在考试难度和录取方式、录取比例上与本土的“国子进士”、“乡贡进士”有所区别，说白了就是有一定优惠政策。“宾贡进士”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华夏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唐玄宗）史料载，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是派留学生来中国次数和人数最多的国家，据统计，正式派出过13批。仅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一次就选派了五百名进入长安太学学习。这些人学成归国后，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也成为了传播华夏文化的中坚力量。唐代接受的新罗留学生的确切人数无以稽考，据史料载，仅开成二年（837年）在华新罗留学生达216人。开成五年（840年），同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就有105人。此外，高丽、安南（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缅甸、尼泊尔等国也派有不少留学生来。（阿倍仲麻吕与杨贵妃）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的阿倍仲麻吕。阿部仲麻吕全名阿信朝臣仲麻吕，亦名朝臣仲满，19岁时被推荐为遣唐留学生，次年3月乘坐日本第九次遣唐船来华。仲麻吕颇有中国文化功底，不久就获准进入国子监太学学习，毕业后考中进士。他的才华很快得到朝廷的赏识，唐玄宗赐其中国姓名晁衡。开元十九年(731年), 仲麻吕擢任门下省左补阙(从七品上),职掌供俸、讽谏、扈从、乘舆等事。以后不断升官晋爵。仲麻吕在唐当官五十四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备受厚遇，荣达公爵。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仲麻吕以双亲年迈请求归国。唐玄宗执意挽留未能如愿。天宝十一年(752年), 仲麻吕入唐已三十七年，时年五十六岁，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唐玄宗终于同意他随日本遣唐使的船队回国。仲麻吕多才多艺，性情豪爽，和同时代的不少著名诗人结为铁哥挚友，获准回国的消息传出以后，他们纷纷挥笔作诗赠别。尚书右丞王维，书赠《送秘书晁监还日该国》：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李白）摩诘还专为此诗写了很长的序文，歌颂中日友好的历史和仲麻吕的过人才华。仲麻吕也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衔命还国作》诗赠答友人：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仲麻吕的《衔命还国作》诗，后来被收录在宋代编辑的优秀诗文集《文苑英华》里，是该书中唯一的外国人作品。千百年来为中日两国人民传诵，仲麻吕的船队未能按期到达日本，长安城里风传仲麻吕在海上遇难了。那时大诗人李白早已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他在外地听到了仲麻吕遇难的消息十分悲痛, 立刻挥泪写下著名的《哭晁卿衡》一诗：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仲麻吕一行数人，大难不死，历尽艰险，后来辗转回到长安。仲麻吕在长安看到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当即写下了著名诗篇《望乡》：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此时的李白，正在安徽宣城一带游历（大概是他写《赠汪伦》一诗的时期）。从此没能再见面，两人皆引以为憾吧？大历五年(770年)，七十三岁的仲麻吕逝于长安。唐代宗追赠其从二品潞州大都督。崔致远也是唐代知名度最高的留学生之一。崔致远（857年-？），字孤云，号海云，谥号文昌。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人。唐咸通九年（868年），12岁时崔致远辞别亲人，只身一人来到中国求学。崔致远牢记父亲教导，勤学苦读，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后，留在中国做官多年，在本国享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他一生文学创作不断，他创作的《桂苑笔耕》文集收录在《四库全书》中。大食人（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的专称）李彦升，长期定居中国。时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偶然发现李彦升讲的中国话标准流利，通过与之交谈后，卢钧了解到李彦升是随经商船队来的，出身名门望族，较为熟悉中国文化。大中元年（847年），卢钧特意向唐宣宗举荐李彦升。唐宣宗派员核实后，恩准李彦升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李彦升一举及第。当年全国总及第人数仅有22人。颍川人陈黯便以此事撰写成《华心说》一文，对李彦升给予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