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　　根据国家对人才培养的不同要求，面对性格各异，智商高低不同的初中毕业生现状，必须慎重选择自己子女究竟是读普高还是职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下面有四个方面的数据与事实分析，可供家长参考。　　第一，从普高高考升学率来看其子女是否适合读普高还是读职高。近年来虽然国家大力发展普通高等教育，但一本和二本的升学率一般还是控制在15%-20%，而热衷于科举的学子们都希望自己至少能够考上一本或二本，至于三本或者高职专科和高职本科是坚决不读的，于是高考复读生应运而生，而徘徊在大学门外的倍考生却前赴后继，痴心不改。有这样几组数据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1、某一县直普通高中，去年高考上线人数为108人（创历史新高），其中复读生上线为68人，应届生上线仅40人，而三年前高一新生数为1120人，直升率不到4%。陪读陪考者达95%以上。　　2、某一省属重点高中，高一新生在全县择优录取1200人，去年一次上线597人（含三小专业生上线），上线率不到50%，从全县各乡镇中学前十名择优的学生中竟然有50%考不上一般本科（且是历史上上线人数之最），只好第二年甚至第三第四年再复读再考。　　3、某市一中（国家重点高中），去年在晚报上报道：某市一中向全市人民报喜，高考升学率为33%（其中理科上线率35%,文科上线率28%），创历史办学之最。可该校却是向全市八县市区场招收最优秀的学生进行应考教学的，还有67%的学生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归宿呢？除了复读还是复读罢子。　　4、高考后大面积的复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那么复读生的升学率到底有多高呢？某县复读学校，前年在全县乃至周连地区招收高考上线边缘甚至已经上了二本三本线但想复读后考得更好的学生386人，去年一次性上线118人，上线率仅30%。　　从以上数据看，如果学生本身没有势力或者说没有能力考普通大学，而又一味地去挤这高考独木桥，那无疑是一个悲剧，古代范进式的人物在今天实在太多了。前天在某一初三毕业生家里，遇到了这位学生的姐姐蔡XX，她刚高考完在家休息，听她妹妹的班主任说要她妹妹读职高，她十分气愤，并理直气壮地反对说：我坚决不让我妹妹读职高。老师说她成绩不太好，在班上只能排在后十名左右，读普高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她却说，反正不能读职高，只有读普高才能学到知识，读职高什么也学到，就是她考不上大学，也比读职高强，一个人不经过高考就不懂得艰难辛苦。理由似乎还蛮充足的，我真是哭笑不得，现在的高中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就没有学会理智地审视自己，正确地认识自己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还非得要把她自己“陪读”、“陪考”的悲剧让她的妹妹重演呢？　　第二、从学习时间上看，学习成绩平庸的初中毕业生，到底是读普高好还是读职高好。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1、某学生家有兄妹二人读书，哥哥读三年高中后没有考上大学，复读了两年仍然只考了345分，最后只好上了湖南某高职专科学校学计算机应用专业，三年后自己先在长沙某电脑公司上班，后又找到东莞一企业上班，每月1200元左右。其妹妹因父母“重男轻女”（主要是家庭经济无法再承受她读普通高中），就让她读某职业中专计算机应用专业，结果妹妹两年后中专毕业，由学校直接推荐到东莞某企业作电脑文员，实习期月工资1200元。哥哥读了六年书，妹妹读了两年书，经济效益是一样的。现在妹妹边工作边参加成人高考的专科函授学习，很快学历文凭也是一样的了。何况现在人才市场在文凭等同的前提下，只讲能力，不讲毕业学校，将来真不知是哥强还是妹强了。　　2、某墟场有两邻居，初中毕业时成绩都是班上中等，且数学都不很好，一个读普高三年只考上了高职专科电子专业，另一个读某职高，且同时参加全国成人高考，在四年时间里完成了中职延伸教育，获取了成人高考外贸英语大专文凭。前者在深圳某电子厂当技术员，月工资1400左右，后者在深圳某企业当外贸跟单文员，月工资在3000以上。一个读了六年，结果工资比读四年的还低。　　3、某农民的儿子，家庭经济困难，读高中三年没有考上大学，再也无力复读，就连读高职专科也不可能了，可高中三年全部学习的是如何做ABCD，连计算机应用等之类的任何技术都没有学，最后只好到浙江某皮革厂当油漆工人。而与他同样困难读不起高中的王某则在某职高读酒店旅游管理专业，两年中专毕业后就被学校直接推荐到深圳一家五星级国际大酒店当前台文员。　　这三个例子说明一个道理：如果初中毕业时成绩不是中上等成绩，就不要去挤高考独木桥，如果那样，既浪费时间，又不一定能找到比读职高更好的工作。　　第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看读普高省钱还是读职高既省钱又赚钱。我们不妨先算一笔帐：以考上二本或三本论，若读完三年高中参加高考，一般需要近四万元，再读四年大学，每年一万五千元，计六万元，大学毕业后，国家不包分配，还必须自己找工作，如若想找一份好点的工作或者对口就业，也许还要找关系花费不下如三至五万。因此一般读高中再读完大学到参加工作，至少要花费十万至十五万左右。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学生是难以支付的（尽管国家有贫困生贷款）。但如果读职高，每年六千元即可，而国家还给以一千五百元学习费用补助，两年学习所需经费不到一万元，或者读中职延伸类的专修学校，只需三至四年完成专科学业，整个费用只在两万元左右。还提前三至四年参加工作，且学校确保推荐满意的工作，每年只说赚回一万元，那么四年至少可以有四万元左右的收入。两相对比，读中职延伸的专修学院，除了有保障的工作外，至少为家庭节省了十万多元。你还可以用工作收入继续读本科考研究生。如北洞庭之滨的王某某，四年制中职延伸专科英语文秘专业毕业后，在深圳从事两年外贸跟单工作，后利用这个资源办工厂，只四年时间，就创造了近十个亿的资产，而她的邻居张某某，复读一年考上某师范院校，现分配在某县城一所中学教书，八年后，月工资才为1080元。前者只花费了不到三万元读完专科，后者花费了近十二万元完成了本科学业，显然前者读中职延伸比读普高考大学要好。其实你如果读中职学校，照样可以考研究生，出国留学。而且还可以利用提前参加工作赚取的钱去读研留学。如湘鄂交界处有一陈某某，中职毕业后读短线自考班，考取了英语六级，获得了专科文凭，在深圳某企业做总经理助理兼外贸文员，仅三年就赚取了三百多万。之后她就利用自己赚得的钱，除完成本科学业后，还考取研究生，现在已经到英国留学去了。　　第四、从学历文凭来看，看是读普高容易获取高学历文凭还是读职高容易获取高学历文凭。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凡读职高的学生，一定是指参加普通高中择优录取以外的或者说一般情况下是处于普通高中中等或中下等成绩的学生。因此我不谈那些成绩优秀从国家重点本科尤其是十大名牌院校毕业且专业相当好的学生。目前国家中职教育有四种方式可以获取高学历文凭。一是直接参加对口升学考试，这远比普通高考要简单得多，二是走延伸学历之路，由全国成人高考来完成专科和本科学习，在日本称之为“中职延伸专修学校”，第三种是走全国自学考试之路（长线自考或者短线自考都可），当然也可以边工作边参加中央电大专科或者本科学习。由于中职学生专业技术和技能性较强，所以凡职校毕业的学生就业前景一般比普通高校的一般专科或者本科要好得多。原湖南袁隆平学院毕业的一名计算机应用专业毕业的高职专科学生，在广州某IP公司任业务经理，一年之内，居然把全国高等学院重点本科毕业的“高才生”炒了二十五名鱿鱼。真还牛得可以。　　从以上四个方面就可以看出，读普高好还是读职高好，要量力而行，更要量体裁衣，切不可死挤普高高考独木桥，如果那样，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实在不合算。在当今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的时代，国家更需要的是能文能武的懂技术会技能的专业型适应人才，而这一点，是我国目前普通高中应试教育根本无法做到的。作为经济还不太发达地区，更要从自身家庭承受能力和快速脱贫致富甚至发家致富的角度来慎重考虑，更不要以为不读普高脸上无光，这是一种永远被时代所淘汰的陈旧观念。也许从大多数家庭来看，初中毕业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下成绩的学生，读职高才是真正明智的选择。科举制度是在哪次历史事件中被废除的 这一事件在文化领域还有哪些措施在科举制兴起之前，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为“察举制”。所谓“察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察、举荐。“察”是从上至下，是领导考察；“举”是从下到上，是群众推荐。这一制度形成的准确时间不太清楚，至少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就曾下诏求贤，要求各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之先河。至汉文帝，察举制度体制化，成为汉王朝选拔官员的一项正式制度，不断由各郡国向中央荐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此为统治阶级提供新鲜力量。　　　　稍后，在汉武帝的主持下，察举制度进一步规范：一是规定以儒术作为取士的标准；二是规定察举的内容应该包括德行、学问、法令和谋略4个方面；三是将察举分为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进行。科目有孝廉、秀才。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上6百石以下的官员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他们提名之后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荐，其出路一般是到中央政府任郎官。孝廉的名额有限制，东汉和帝时规定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每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郡国3年举一人。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所谓诏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特科，人数不限、时间不定。　　　　无论岁举还是诏举，这些被选中的贤良文学到了中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才能获得任命。考试的办法主要有对策和射策两种。对策就是命题作文，射策就是抽签考试。凡属诏举上来的人士，一般由天子直接面试，大多问些皇上当时最关心的事情。　　　　应该承认，领导考察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察举制，在实行的几百年中也为两汉王朝选拔了大量有用人才，只是随着政治腐败日趋严重，察举不实的现象时有发生，至东汉晚期，察举制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的工具，这一制度才逐步失去其创设之初的功能。　　　　为纠正两汉察举制度的缺陷，曹魏政权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按照这一制度，中央政府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评定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划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推荐出仕人选，士人德才有变，“中正”有权升降其品级。　　　　“九品中正制”的意义是将士人评议品级的权力由豪门名士之手收归中央，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汉以来豪门名士操纵察举的局面，从而使人才的选拔相对来说更加公平和公正。　　　　但是到了南北朝，由于门阀大族势力重新抬头，“九品中正制”遭到严重破坏，负责人才选拔的官吏利用其掌控的考核权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任意品评，败坏吏治，天下汹汹，但争品位，不闻推让，最后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晋书·刘毅传》）。九品中正成了九品不中不正，所有上品皆为世家大族，而寒门弟子即便怀抱真才实学，也只能屈居下品。　　　　鉴于“九品中正制”既压抑了大批寒士的进取之途，又妨碍了皇权专制的强化，因而当隋朝建国不久，即废除中正，另设“州都”负责举荐人才，但不再给士人划分品级，只需参照“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进行考察，分别荐进。炀帝即位后，又于大业三年（607）令各级文武举荐人才，共分10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又二年，诏诸州荐人分为4科：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显然，隋朝的选官办法是两汉察举制的沿袭与改良，依然无法解决人才选拔中的客观标准问题。　　　　继隋而立的唐朝在开国后便调整官吏选拔制度，正式建立科举考试制度。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令诸州进行人才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是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资格认定后由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其合格者，由各州每年10月向中央推荐，谓之举进士，经考试合格者，皆称进士。这就将进士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目规定下来，并第一次明确每年10月到中央考试，明确州县地方考试只是预试，相当于后来的乡试，只有到中央的正式考试，才是国家大考。第二年，唐中央政府明确士人自愿报名，投牒自应，而不必再经过任何官府或官吏的举荐，这样便使下层寒士真正获得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在唐朝，这种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种，这就叫作“分别科目”进行考试和选拔。又由于这些参加考试的士子由各地政府举送而来，所以科举两字的准确含义就是“分别科目，举送人才”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在唐朝最初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这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儒家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儒家经典和唐朝的官方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死记硬背比较容易，文学才能毕竟需要某种天赋，所以重诗赋的进士科比较难，而以儒家义理为主的明经科则相对容易。　　　　科举制虽然在唐朝建立了，但这个制度的完善与定型并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是到了北宋时期。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科举制度的改革首当其冲。其内容主要有：1．合并唐朝科举制中复杂的科目，只设进士一科。2．废除考试中的诗赋、帖经、墨义等形式，专以经义、论、策取士。3．殿试仅试策一道，且不得少于一千字。4．取士必须由学校逐次升等，最后参加中央组织的统一考试。这种办法也在明清确定下来，形成童生、生员（即秀才）、举人、进士4个固定的等级，重要的3个考试分别是州试、省试和殿试。州试由各地方举行，通过的举人进京参加由礼部在贡院举行的3天省试。殿试则由皇上亲自主持，在宫内举行。凡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再需要经吏部选试。　　　　宋朝确立的科举制度在金元时期受到破坏，到了明朝全面恢复北宋比较严格的科举取士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与调整。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都必须通过科举途径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科举考试成了官僚体制的重要构成。　　　　1644年清兵入关，两年后，清政府举行首次科举考试，大体照搬明朝成例，在清一代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其形式与内容差不多完全承袭明王朝。　　　　后来人总是说科举制度抑制人才的成长，殊不知，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拔方式的历史条件下，严格的考试制度可能是最好的选拔制度。而科举大概就属于这样的制度。　　　　按照科举制的一般原则，它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点或意义：　　　　一是投牒自应，读书人不论出身、地位、财产状况，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再经过官吏的举荐。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大概是绝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下一切读书人的追求。这个制度之所以被日本、越南、韩国长期采纳，被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看重，其实就是它的“三公”原则。英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法以及由此而确定的文官制度，显然是对科举制的“制度移植”。　　　　二是科举考试定期进行，不必再等候专门下诏才能举行。这有利于考试制度规范化、程序化，命题官总在琢磨着命题，考生们总在潜心准备，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一切结果都是可预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三是考试格外严格，录取与否完全取决于考场文章的优劣，这便有效排除了世袭贵族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从而促成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保证了统治阶层的新鲜、活力与动力。严格的考场纪律和严厉的作弊惩处机制，保证了这项制度的公平公正与公开。据统计，明清两朝的进士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读过书但并没有做过官的人，是典型的“寒门”出身。　　　　四是作为一个稳定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在其存在的1300多年中，为中国社会选拔了大量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历代进士接近10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这些人当然并不都是精英和杰出人士，但他们在一层又一层的选拔中能够过五关、斩六将，破门而出，也并非等闲之辈。宋明以来的名臣能相、国之栋梁，除极个别特例，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是：不是进士入不了翰林，不是翰林入不了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吏的必由之路。　　　　五是科举制对知识普及和民间读书风气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推进和示范作用。功名利禄的引诱，光宗耀祖的期待，有时或许可以说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鞭策、一种动力。因此从客观效果上说，科举入仕的风尚提升了民间社会的境界，净化了民间社会的风气，基层读书人虽然难免有着浑身的酸腐味，但正是这种酸腐味加大了民间社会的书香气。　　　　当然，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在最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王安石废除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等科目，改以经义取士，原本是认为唐代诗赋取士，华而不实，于是并多科为一科，一律改试经义。王安石的改革有其进步意义，更没有使之教条化的企图。然而法久必弊，王安石以经义策士的做法到了元代逐步僵化。至明初，或许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的要求，总之，洪武年间诏开科举时，又对制度、文体提出明确要求。　　　　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文体虽然有要求，但并不明确，到了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科举考试日趋教条化，成为“八股”。所谓“八股”，通俗的说法类似于今日中学作文教育中的分段，即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8个部分组成：　　　　破题规定用两句话点明题义，即将题目之义破开。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点题。也就是说，在开篇就必须用简略的文字点明题意，让读者知道你这篇文章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且规定点明题意只能用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概括题意、解释题意，但不能直说题意，要留有悬念。破题是八股文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后面的表达。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其破题的两句话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一句破“子”字，后一句破“曰”字。这是比较标准的破题。　　　　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紧要之点，是对主题的进一步补充，具有“导语”的功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三句、五句皆可。　　　　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多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常思”为开端引出下文，以圣贤口气开始议论，比较深入说明文章的用意所在，但最多不能超过10句。　　　　入手为起讲后入手处。这些是八股的前半部分。　　　　接着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大部分才是八股文的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所以又称起二比、中二比、后二大比、末二小比。有的研究者说或称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比者，对也，是全篇正式的议论。这样，四股当中，每股都有两段比偶文字，句子的长短、字词的繁简，都要相对，合计共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换句话说，在这四段文字中，要求尽量使用排比句，要讲究词性相对、平仄相对。由此不难想象，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似乎并不太难，难的是这长篇大论都要讲究排比，讲究词性，讲究平仄，讲究韵律，这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股文是融经义、策论、诗赋为一体的考试格式，所讲究的就是文辞。　　　　明朝规定科举考试中的四书义不得少于200字，多则不限。到了清乾隆年间，规定每篇文章不得超过700字。批评者总是以为八股文不仅体制僵硬，而且要代圣贤立言，于是八股文大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文字，毫无文采和气势可言。清初学者徐大椿的《道情》在描写八股文的害处时说：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便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个批评对于八股末流可谓切中时弊。因为随着科举制度日趋规范，命题自然越来越有规律可寻，于是一些不良补习老师不是要求士子认真读书，结合实际充分理解儒家经典微言大义，而是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聪明猜题、押题，结果正如顾炎武所批评的那样：士子连儒家经典都不要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几十篇范文而已。（《日知录·拟题》）这与现在高考中语文复习特别是作文复习的弊病有很大相似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八股取士束缚了人们的灵性和创造性。　　　　八股文后来的弊病当然不是制度创设者的原初本意，这个制度的设立主要的还是出于考试规范化、客观化等一系列公平公正性问题的考虑，因为只有在规定的字数内、时间单位内，才能考察各位考生的差异。这就像体育竞赛一样，所有竞赛者必须遵循同一规则，没有例外。而且作文的评估从来都是阅读者主观色彩最浓的一科，如果不对文章结构进行细密解析，阅卷者势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这个制度的创设犹如苏轼所说的那样，“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即要求所有试子在一定规则限制下，从事创新，一决胜负，衡量优劣。而这个“一定规则”，就是设定文章的特定章法、规则、结构、引证、论据、材料以及理论深度、文采等要素。如果作者不能紧扣题目，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当然也不能得分，所以那些补习老师就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归纳出能够紧扣题目、讲究文章气势、结构，而又能进行个性表达、张扬个性的办法。　　　　在八股取士的几百年中，当然是鱼龙混杂，即便是那些所谓状元，也不是个个都是优秀人才，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我们不能因为高考选出来的并不都是优秀人才而将高考废弃，因为这种相对说来最为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制度，所选出来的毕竟优秀者居多。翻看明清进士题名录，就可以深切理解这个制度的利弊得失。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逐渐感到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于是他们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旅程。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强调应将中国传统学问从文史经义扩大到科学技术。此后不久，冯桂芬更明确提出改变科举取士的方法与内容，严厉指责八股取士使“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帖、楷法无用之事”。这便将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对科举制的讥讽更加理论化、理性化，终于敲响了科举制的丧钟。　　　　伴随着此后一连串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尤其是甲午战争后，许多有识之士更感到单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改变中国的处境，他们特别指责科举制度贻害人才，试图以改革乃至废除科举制作为中国进步的首要或先决条件。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救亡决论》中强调，甲午后天下之理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就是中国不变法则必亡。但是中国变法将从何处入手？严复的答复很简单，就一句话，曰莫亟于废八股。他指出，不是说八股损害了中国，而是说八股取士的结果是中国无有用之才。他根据个人体验，归纳八股取士的弊病有三：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有了这三大害中的一害，不亡国灭种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现在是三害兼有。　　　　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经过几十年的议论，这一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再明显不过了，但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是否可能一下子废除，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似乎很难下决心，因为这毕竟牵涉到无数青年才俊的出路，必须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所以，光绪帝在1898年6月11日宣布明定国是诏时，一是明确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的基地以及将来青年知识分子获取功名的培养基地，似乎期待以新学堂的创办去取代旧的教育体制；二是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的弊端大体指出，但对是否废除科举、怎样改革科举考试，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似乎依然期待能够寻求一个最佳的妥善方案。　　　　清政府在涉及到无数青年才俊前途的考试制度方面的改革取谨慎态度无疑是对的，以先立后破的方式着手创建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以便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过渡期的缓冲地，无疑也是政府应该采取的审慎态度。然而，清政府对科举考试制度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终于激起了主张变法维新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极端不满。6月16日，康有为利用面见光绪帝的机会，当面指陈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　　　　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湾、辽东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这就将中国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归罪于八股取士制度，这当然符合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般认识。　　　　康有为的建议获得了光绪帝的认同，光绪帝也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教育制度，西方人所学为有用的实学，而中国人所学则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东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是指以八股取士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　　　　6月23日，光绪帝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不要再使用《四书》进行命题，而一律改试策论。同时又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今年开始，而是三年之后正式施行，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还可以再讨论，然后由相关主管机关制定公布。　　　　在光绪帝指示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稍后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之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识分子的权益提供了全面的方案，比较务实地解决了废八股、改科举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矛盾。这个方案依然坚持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精义不可废除的原则，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坚守住儒家伦理，坚守住历代帝王经天纬地之大政，至于八股的弊病，已为天下所共知，自当改革。但由于科举体制为天下学术之所系，国家治本之所关，所以任何改革都当慎之又慎，妥议方案。他们认为，八股科举考试的弊病可以从5个方面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所谓改革也只是局限于这样5个方面：一是正名。将多年来沿袭的所谓八股考试正名为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其格式大略如讲义、经论、经说；二是定题。四书义出四书原文，五经义出五经原文，或全章，或数章，或全节，或数节，或一句，或数句均可，不得删改增减一字，亦不得用其义而改其词；三是正体。所有考试文章，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四是徵实。所有考试的作文准其征引历史事实进行陈说，博采群书，详加论证，应当鼓励，但不得违背经旨，更不得以无所顾忌的时文混入其中；五是闲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子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章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论，都必须严加屏黜，不准阑入。　　　　果能做到这样5个方面，张之洞、陈宝箴相信，所谓八股考试的格式虽然有所改变，但考试衡文的宗旨与要求，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这样自然也不会引起考生们的反对，因为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废弃他们赖以发展的道路。如此看来，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只是稍微改变了八股取士的面目，并没有如康有为等人所要求的那样，从根本废弃八股取士的制度而改策论。但是，张、陈方案的好处是逐渐变革，是在保留旧的考试形式的前提下逐步变化其内容，这样自然比较容易被那些生员们所接受，因而引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就小很多。　　　　至于考试的形式，张之洞、陈宝箴的方案仍主张三场定案，但对三场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略有调整。根据他们的设计，大抵第一场的宗旨在于选出那些博学之士，第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第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这样所选拔的人才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颇狂妄之弊。三场考试各有重点，前两场以中西经济时务之学为主，后一场侧重于考察这些生员对儒家伦理精义的认识与理解，范围限定在四书义、五经义。至于录取的顺序，他们建议不必等待三场考试全部结束，而是从第一场开始就进行淘汰，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这样三场下来，考生越来越少，“寒士无候榜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错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　　　　至于三场考试之后的殿试，张之洞、陈宝箴认为不仅不应废除，而且应该加强，应该加以改进。殿试的宗旨是由皇帝亲自考察人才，登进贤良，自宜求得正谊明道如董仲舒、直言极谏如刘蒉者而用之，所以断不宜继续以小楷优劣决定去取。实际上所有经过殿试的考生都将被授予相应的官职，他们日后的主要工作是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所以那些文艺小楷之类的内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在殿试中再出现，而应该以他们的政治见识、实际能力为依据，授予相应的官职，从而鼓励他们汲汲讲求强国御敌之方，以切于任官修政之急务。　　　　当然，词章书法，润色鸿业，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才，自亦不可尽废。不过，朝廷如果确实需要此类人才时，自可颁布特旨，偶一为之，不必列为常例，略如过去南书房等招考故事。　　　　应该承认，张之洞、陈宝箴的设计在默认八股取士制度必须改革的前提下，对旧的考试制度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内容上，至于形式，这个方案尽量不做大的调整，以免引起激烈的反弹，造成无谓的争论。所以这个方案，既迎合了新的潮流，又充分照顾了数百年来所形成的旧习惯，是一个新旧两宜的折衷选择。7月19日，清政府以这个方案为蓝本颁布废八股后的新科举方案。至此，由康有为等人所鼓吹的废八股运动，终于由张之洞等“稳健改革家”的“稳健方案”得到落实。　　　　张之洞等人的稳妥方案只是暂时平息了新旧冲突，实际上随着新知识的传播，科举制本身就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特别是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各地新教育风起云扬、热火朝天，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社会对新知识需求的加大，极大地压缩了科举生源。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这样一来，科举制虽然继续存在，但已不是青年学子的进身之阶，青年学子纷纷进入洋学堂或直接出国留学，科举制的存在已经意义不大。1905年9月，清政府肇准袁世凯、张之洞立停科举的奏请，宣布自第二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经历了1300多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　　　　用今天的眼光看，科举制的问题一是容易造成“官本位”的社会心态。知识阶层是社会文化的代表，然而科举制度却垄断了这个阶层的几乎全部精力。行政权力至上，这就决定了富依赖贵、财依赖权，否则财富便没有保障。地主富商要想继续发财或逃避破产，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而非经济手段，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所有富裕之家几乎无不谋求科举仕进，至少也要培养出一个能与当地官府打交道的秀才，从而维护自己家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宋真宗的那篇有名的《劝学文》宣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便真实地道出了科举制下读书人的实际目的。于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人们都在追求知识，但这种追求说到底都是为了仕，为了当官，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只有仕才能保障自己的富贵和享受。所谓“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云云，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这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也实在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无数青年长时期将精力消耗在科举考试的准备上，结果却如冯桂芬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将应举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出入科场、头白身衰仍锲而不舍，还年复一年地为“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人人都期待跻身于统治阶层，但最终能够实现理想的毕竟是少数。　　　　科举制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导致中国人知识结构的畸形，这个问题越到近代越突出。在科举制下，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应付考试，必然将全部精力都用在科举所要求的知识内容上，结果造成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的牢笼中挣扎，眼不离四书五经，终日所学只是做官应举的学问，而对于那些真正对国计民生有用的真知识，却不屑一顾。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落后不必说，即便是那些实用工艺技术虽然还算发达，但却一直是那些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匠人所为，而被正统知识分子视为“奇技*巧”。科举制下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官方所允许的那些东西，始终只善于考试而不善于自由地创造性的思维。如何评价近代向西方学习　　1905年9月2日，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恩准，清王朝下诏废止绵延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作为晚清新政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在100年前，当这一决策出台之时，保守派、国粹派与改革派、洋务派之间，满清贵族和汉族读书人之间，竟然没有太大的分歧，没有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的报刊（包括上海租界里的《申报》、《新闻报》及天津租界里的《大公报》在内）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激烈的辩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科举制废除百年之后的今天，倒是有不少人为科举制评功摆好，为科举制鸣冤叫屈，有的人言下之意甚至恨不得立马恢复科举制，恢复状元、进士、举人、秀才的头衔。　　确实，隋朝的开科取士是个了不起的创举，不仅在当时具有毋庸质疑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看也是如此。它至少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好处：一是为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相对公正的方法和程序；二是提供了一条可供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途径。从古到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避免不了考试，通过考试这个手段选拔人才，至今被全世界认同、效仿的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初就是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发，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创造。　　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在内容、方法、结果等方面可能都和科举制有了很大的不同，但都属于一种考试形式，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高考状元”之类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恐怕不是偶然的。和所有的考试一样，科举制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最好的，但肯定不是最坏的。如同邱吉尔评价“民主”一样，民主的实质就是要防止最坏的。人类迄今为止还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考试，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更适当的新办法，毕竟每个人在试卷面前还有相对的平等。　　什么是“最坏的”？首先就是按照血缘、特权、金钱选拔“人才”。在科举制出现之前，以血缘、裙带为基础的门阀士族盛极一时，人生下来，其社会地位就已注定。平民只有到了王朝衰落的末世，才有可能像陈胜、吴广那样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而揭竿而起，重新洗牌，成者王侯败者寇。此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在如此幽暗的专制长夜里，科举制的横空出世，无疑给平民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幻想和希望，哪怕这幻想和希望是多么微弱，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性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介平民从此可以通过科举之路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实现从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正常流动，在铁板一块的王朝当中输入平民的血液，王朝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活力。虽然帝王推行科举制有自己的动机，而且选拔人才的标准最终掌握在帝王的手里，有很大的随意性，不仅标准比较随意，而且可以“增科”恩赐，但在一个特别看重血缘的国度，一种重农轻商的文化背景下，仕族和商贾、平民的确因此而获得了平等竞争、进取的机会。这在古代中国无疑是一大进步。　　100年前的今天，在内忧外患的急攻之下，在满朝开明大臣的推动之下，清政府终于下诏废除被诟病已久的科举制。　　从此，对科举制的谩骂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迷信，不管懂不懂科举制，也不管见没见过八股文，骂科举制成为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的“思想时尚”。　　100年过去了，中国似乎并没有因为科举制的废除比以前进步多少——除了多学了点西方的技术。终于，中国思想界能够重新清醒地审视科举制曾经对中国产生过的影响——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也终于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科举制——不再是情绪化的谩骂，当然也不会是狂热的追捧。孙中山先生也曾经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是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节选。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学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 -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