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派出去美国学习的人有120名。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一、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1919年4月24日），广东南海县人，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188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回国后参加了马尾海战。后主持修建了包括京张铁路在内的多条铁路。二、梁敦彦（1857-1924），广东顺德人。1872年作为第一批幼童被清政府派住美国留学。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获名誉博士学位。1907年起，任清外务部右侍郎、会办大臣兼尚书等职。1914年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欧美同学会创始人之一。19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时首任会长。三、蔡绍基（1859—1933），珠海拱北北岭人。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先为上海大北电报公司翻译，后任清政府驻朝鲜外交代表、袁世凯的幕僚、天津外事局局长、北洋大学校长、天津海关监督和天津海关道台。四、蔡廷干（1861－1935）， 字耀堂。广东省香山县上恭都上栅村人 ，1873年被选派为第二批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1885中参加了中法之战，1888年以“守备衔尽先补用“调往北洋水师服役。1892年调任“福龙”号鱼雷艇管带（武职正四品）并赏绘花翎顶戴。五、唐国安（1858年10月27～1913年8月22日），广东省香山县人。清末民初的外交家、教育家，清华大学创始人、第一任校长，14岁时成为第二批留美幼童。六、容揆，广东省新会县菏塘良村人，生于1861年3月2日。他是容闳的族弟。在容闳的鼓励下1873年来美留学。七、梁如浩（1863—1941），广东香山人，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1881年回国，任天津兵工厂绘图员。1894年甲午战事起，随袁世凯回国。1911年10月袁世凯组阁，任邮传部副大臣。1912年曾短期任外交总长，因拒绝签署外蒙条约去职。1922-1923年任接收威海卫委员会委员长，被骂为“汉奸”，旋即辞职。八、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广东香山县（今珠海唐家湾镇唐家村）人，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后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国民党政府官员。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扩展资料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第一批返回的21名学生均被送入电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中国当时的新式企业如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外，其余50名分赴天津水师、机器、电报、鱼雷局等处当差。这批留美幼童后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这批留美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清华大学校长1人、北洋大学校长1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部部长1人、副部长1人，驻外大使1人，国务院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进入海军者20人，其中14人为海军将领。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参考资料：-留美幼童民国公派留学生的例子 1909年农历8月，两部举行首次考选，录取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北京高等农校校长金邦正，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者之一胡刚复，中国现代化学开山者张子高以及曾当选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徐佩璜等。1910年考选了第二批70名，1911年第三批63名留美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开拓者，如胡适、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佼佼者。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庚款留学生”的计划继续进行。1914年美国又实施“二次退款”，就是全部退还庚子赔款余额，并于1924年9月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推举颜惠庆为董事长，孟禄为副董事长，范源濂为总干事（后由任鸿隽接任），以具体管理这笔庚子退款。1928年北伐胜利，8月17日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基金也归入中基会管理。之后，清华系的留学活动仍在延续。从1909～1929年，清华学校派送留美预备部毕业学生967名，1929～1932年选送104名，庚款赴美留学生共计1000余名。又一说，1909～1929年间直接或间接受庚款资助的留美学生达1800余人。由庚款留美所促成的留美潮流延续不断，到1917年留美学生已超过1500人，1925年达2500余人。1931年1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年会决定，在此后5年内每年拨款20万圆给北京大学，作设立研究讲座聘请专任教授以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1932成立“清华公费留美招考委员会”，由梅贻琦校长牵头，名额大多分配在物理和化学专业，考选工作主要由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负责，助手是吴有训、张子高等。除教员达5年教龄即可资送出国读学位或进修外，从1933年起“清华公费留美招考委员会”受教育部委托，先后在全国招考6届留学生，每届录取名额30多人，近200名优秀学生被资送留学美国，其中有龚祖同、顾功叙、赵九章、张青莲、陈省身、钱学森、马大猷、杨振宁等人。[2] 最初国内的留学预备学校还没建成，前三届留学生，在国内通过考试后直接派遣，被称为“甄别生”，总共180人。 这批“甄别生”大多来自新式学堂，具备较为扎实的语言功底，英文程度很高。经各省初选后，推荐到国家，复试决定录取。第一届留英公费生考试试题后来录取的留学生，英语也绝不逊色。1933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第一届留英公费生考试试题》包括国文、英语、中国通史、法语、德语、西洋通史、希腊罗马史、经济学、民法、刑法、国际私法、植物学、医学等等。试题范围很广，半数以上都采用英文的形式。比起现在的托福、雅思，不仅考核了英语阅读、书写能力，更主要是用英文解决专业问题。 留学生中还有少量女学生，招考时规定参考者必须品行端正、贤淑，没缠小脚，没有订婚，不超过23岁，国文达到中学毕业程度，英文及科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就读。宋庆龄什么时候去美国留学的？民国公派留学生的钱主要来自庚子赔款。留学生主要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地为主，大部分留学生学成回国。留学生由教育部和各省统一选派。在国外学习的科目以当时中国急需的专业为主，主要有医学、法政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农学等。庚款留美生首批录取47人名单：程义法、 邝煦堃、 金 涛 、朱 复、 唐悦良、梅贻琦、 罗惠桥、 吴玉麟、 范永增、 魏文彬、 贺懋庆 、张福良、 胡刚复、 邢契莘、 王士杰、 程义藻 、谢兆基、 裘昌运、 李鸣龢、 陆宝淦、朱维杰、 杨永言、 何 杰、 吴清度、 徐佩璜、王仁输、 金邦正、 戴 济、 严家驹、 秉 志、陈 熀、 张廷金、 陈庆尧、 卢景泰、 陈兆贞、袁钟铨 、徐承宗、 方仁裕、 邱培涵 、王 健、 高仑瑾、 张 准、 王长平、 曾昭权、 王 琎、 李进嶐、 戴修驹 。此外，留英的代表人物有林巧稚、陈绍宽、萨本炘、陈其田、梁敬錞等；留日的代表人物有黄展云、郑贞文、梁龙光、林宗素等。他们都怀着一颗爱国之心，立志报效祖国，在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留学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着一代代的海外留学生怀着“学成归国，忠心报国”的爱国情怀。民国留学生为什么选择回国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从清政府外派留学生到如今的英国小留学生，留学为了什么？根据民国时期的记载统计，当时中国的学生还是很多选择出国发展，大约有10万留学生外出留洋，但是最终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回到国家，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差距？绝大部分的留学生完全放弃国外的条件，直接选择回国发展，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根本就不如现在的繁荣昌盛，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常的现象，难道真的是赤子之心吗？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下面的原因。政府的邀请早在民国之前，当时的清政府虽然已经没落，但是仍然想找机会崛起，同时也知道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所以很早就已经对于留学生展开大门，并且也下诏留学生可以回国考试。之后再按照考试结果，也同样可以授予相应的出身。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就是为了能够减轻革命的力量，但是对于这些从小就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说，无疑就是进入到政界最快的一种方式。譬如说，在袁世凯时期当时报名的留学生有250名，最终有6成以上全部都被录取，有些进入中央各部担任官职，有些进入中央部门学习，在等待一两年之后基本上都能够担任重要的职务。回国可以成教授这些回国的人学历非常的高，学到的知识也是比较先进，所以相比国内当时落后的情况，回国之后基本上都能够成为学校的教授。当时的社会情形非常的紧迫，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更是稀缺，其实本身就如此。比如说当年胡适也曾经在美国读书，但是在还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的情况下，北大早就已经向他发出邀请，要知道当时的胡适才只有20岁出头，如此的待遇，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拒绝。除了他之外，也有很多人有过相似的经历，比如顾维钧也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当时在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情况下，袁世凯就已经抛出橄榄枝，邀请他成为自己的总统秘书，相信任何一种人在面对眼前的机遇时，都不可能会无动于衷吧。待遇水准有差别其实在清朝末年时候，大部分的人对于自身的文化早就已经丧失信心，也认为只有西方强大的军事，才能够真正让国家进入繁荣富强的阶段，那么到底谁能够承担此重任，肯定也就是留学生，当时就是寄希望于留学生学的先进知识，从而能够发明出一样先进的武器。但是当时本身就有这样的一种现状，西洋留学的根本就看不上东洋留学的，东洋留学的也在心中鄙视本土上学，所以在薪酬上就有着明显的一种对比，渡过一层金的这些留学生，可拿到的薪酬直接超过本土学生的三倍，比如说英国留学归来之后最起码可以拿到200块左右的月薪，但是本土的大学生却只有60块，如此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自然也会吸引很多留学生回到国内。现在美国留学移民政策怎么样了？知道的才回答。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是清朝时期的容闳（hóng），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的同乡，生于1828年，比孙中山大38岁，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是近代大力推进留学事业的人，被称为留学生之父。容闳能够留学国外纯属机缘巧合，因为七岁时随父亲到澳门，便开始在澳门读书，香港割让给英国后，容闳随之来到香港念书，之后随勃朗校长夫妇到美国留学，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考入耶鲁学院，2年后加入美国国籍。容闳没错，容闳是美国人，他生在中国，在澳门和香港读过书，后来又在美国读书，还毕业于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他接受的是全盘西化教育，从思想上更接近于外国人，相信如果容闳在美国生活的话，凭他的学历，找一份工作应该不难，可是容闳毕业后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正是晚清时期，经历过鸦片战争的失败，国内又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战乱不断，内忧外患不断地挤压着腐朽的清政府，容闳先后接触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然而最重要的是他推动了李鸿章与曾国藩说服清政府每年派出30名留学生，从1871年到1874年，一共120名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无一不在思索着如何拯救中华民族，有激进思想的革命党人，比如孙中山，有洋务运动的支持者，比如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有维新运动的改革者，比如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包括当时的美国人容闳也对中国的改革及革命事业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很少有人知道，1901年革命党人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还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拒绝了，不光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是容闳让给了同乡孙中山，并积极在美国参与筹划起义事项，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容闳这个美国人显然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过帮助，尤其是那一批清政府官费送到美国的120名留学生，其中很多人成为日后的知名人物。清政府官费送120名留学生到国外，是为了让这些人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回国参与建设，这一批人中有很多日后大名鼎鼎的人物，随便说几个名字：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蔡廷干（海军军官）、詹天佑（铁路工程师）、唐国安（清华前身校长）、唐绍仪（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清政府留美学生这些出国留学的学生平均年龄是12岁，原本计划在美国留学15年，因各种原因中断，只留学了9年就被迫中断，只有极少数人完全了学业，当清政府要召回这批小留学生时，有个别人还不愿意回家，除去病故及被遣返的，大部分人都回到了中国，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的官派留学生。从清政府开启了官派留学之后，无数中国留学生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或者官派，或者自费，到国外留学，学习国外的先进科技、工程、文化知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学成之后，回到国内为国家的建议付出了终身的心血，他们的名字有：钱学森、邓稼先等等。140多年后，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的今天，留学已经变得非常普通了，据统计，仅在2017年一年，中国的留学生就突破60万人，所有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加起来达到上百万人，留学已经变成了一项非常普通的学术活动，也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学业完成后，选择留在国外工作生活，并且还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国籍，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人各有志。中国历史朝代中国已经屹立世界的东方五千多年了，一直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比如汉唐盛世，即使一直到了清朝前期，也同样是领先世界，只是到了工业革命开始落后于世界，清末为了学习世界先进科技才派出留学生，有句话叫“师夷长技以制夷”，意思就是学习外国人先进的东西用来制衡外国人，但到了现在，留学就成了学术自由交流。但是，据消息称现在英国有15万名平均年龄14岁左右的小留学生，这么小年龄就出去英国留学，已经不是学术自由交流了，14岁在中国正是上初中的年龄，连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什么叫义务教育？意思就是说所有中国国籍的少年儿童都必须要接受的教育，可这15万英国小留学生显然受到的教育与中国并不一样，从小就接受英国的教育，只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更快地融入英国社会。小编实在不明白，为何到了今天，还有这么多中产阶级宁愿每年花几十万的学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还是国外的教育比中国强？中国可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只有200~300年的时间不是世界第一，其他数千年，无论是经济、科技、军事都在世界排名第一，而且未来中国再次回到世界第一的时间不会太长，放着自己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不追？却把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放在国外受教育，因为什么？你们长着华夏人的面孔，即使移民国外，也改变不了你们亚洲人的面貌，成为少数族裔，所谓的教育无国界、科技无国界就是一句笑话，你看看美国打压华为、中兴，无国界的前提是你永远落后。英国疫情看看去年持续一年的香港乱局，根源就是教育，连回归中国40年的香港都会产生与中国离心离德的动乱，就是因为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中国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如果连本国的9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学过，从小就学习外国的教育，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对祖国有感情吗？对中国会友好吗？会不会像香港那些拿着燃烧瓶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一样，对着自己的同胞出手？国家应该从法律层面规定所有中国国籍的孩子必须得在国内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将来要扩大到13年义务教育，这是必须要在法律上规定的，义务教育是基本教育，是每一个中国学生必须要接受的，如果连这也在外国学，那这个孩子对中国有何意义？在外国接受基本教育的孩子将来是中国人吗？英国小留学生对于那15万英国小留学生，他们的家长呼吁中国政府包机接他们回来，从理论上说，也没有错，因为他们目前是中国国籍，还没有加入英国国籍，但是你们对国家提这么多的要求，最基本的道理是不是应该爱国，是不是应该报答自己的祖国，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从大国情怀来看，无时无刻不上演着农夫与蛇的故事。国家包机接这些孩子可以，所有孩子家长得负担一切费用，同时国家应该把所有这些孩子和家长的档案归入，最重要的就是从法律层面立法禁止所有少年在国外接受义务教育，大学可以出国留学，高中以下必须在国内学，既然离开这个国家是你们的选择，那么国家也有权选择拒绝。那么留学为了什么？很明显，百年之年那句话，仍然适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华夏民族是一个勤劳、善于学习、能吃苦、始终奋斗的民族，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百时间不能领先世界，我们迟早会再次回到世界之颠。谁是第一位出国留学的人？你有有决心移民吗？如果有很简单。。。先移民到马来西亚 泰国或者越南 然后你就是华人了。。华人可以直接加入中华民国国籍 然后持有中华民国护照。。。你就可以随便来美国了 因为民国护照来美国免签的。。。所以自有来美国以后你爱读几年语言读几年 有esl的免费语言班 。。。随便找个工作赚点钱 不缺钱就直接读个文凭然后落户美国了。。。很简单 而且持有民国护照不需要等美国绿卡。。。一般不到一年就拿下绿卡。。。我用了三个月拿了绿卡。。。　　容闳是第一位出国留学的人　　容闳，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生于1828年，逝世于1912年。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与他的贡献:　　容闳一生至少办成了两件事：在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在中国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年赴美留学。这是中国办“洋务”的两桩大事业。　　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1847年赴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55年归国。　　1860年他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会晤干王洪仁玕，提出组织新军、办军校、改学制等七项“新政”建议，但未被采纳。　　1863年他入曾国藩幕，被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　　容闳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一代，能像自己一样出洋留学，获得先进的西方教育，从而以西学改造中学，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可以说，正是在容闳远赴重洋的留学期间，他初步酝酿了致力于西学东渐教育、以期振兴中国的计划。　　1867年提出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被采纳。1872—1875年容闳初任留美学生监督，支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宜。这一计划是容闳一生的心愿，但是这一计划最后还是付诸东流，让容闳心痛不已！在留美幼童计划取消后，容闳一直都关注中国形势，先后都为中国政府提出不少建议，但是都一一不被采纳，这使容闳心灰意冷。在他人生的最后因为他参加了革命派的事业，被清政府通缉，他迫于无奈逃于香港与美国，最终壮志未酬地悄悄走完一生。在他人生的尽头，躺在病榻上的容闳还密切关注故国的政局，直到逝世前月余，还在信中表示愿为“助纂民国宪法”而“竭力”。　　在19世纪中国兴起的三次学习西方的浪潮中，容闳一直是倡导者、推动者、实施者，甚或领导者，满腔热情地从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光明磊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