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8月11日（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陈兰彬、容闳率领第一批学生梁敦彦、詹天佑等30人启程赴美。1蔡绍基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北洋大学校长2邓士聪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海军军官3容尚谦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海军舰长4张康仁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律师5谭耀勋  籍贯广东香山  早年病逝于美国6蔡锦章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铁路官员 7程大器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教师 8欧阳赓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外交官 9史锦镛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商人 10钟俊成 籍贯广东香山  供职于外国领事馆11钟文耀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外交官、铁路官员12刘家照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政府官员13陆永泉 籍贯广东香山  后任外交官14潘铭钟 籍贯广东南海  早年病逝于美国15何廷梁 籍贯广东顺德  后任军医16梁敦彦 籍贯广东顺德  后任清朝外务尚书17黄仲良 籍贯广东番禺  后任外交官、铁路官员18陈钜溶 籍贯广东新会  后任海军19陈荣贵 籍贯广东新会  后任工矿业20邝荣光 籍贯广东新宁  后任矿业工程师21吴仰曾 籍贯广东四会  后任矿业工程师22曾笃恭 籍贯广东海阳  后任报纸编辑23黄开甲 籍贯广东镇平  后任政府官员24罗国瑞 籍贯广东博罗  后任铁路工程师25钱文魁 籍贯江苏上海  后任外交官26牛尚周 籍贯江苏嘉定  服务于电信业、造船业27曹吉福 籍贯江苏川沙  后任律师28詹天佑 籍贯安徽徽州  后任铁路工程师29石锦堂 籍贯山东济宁  早年病逝于美国30黄锡宝 籍贯福建同安  早年病逝于美国 很辛苦才搞齐名单，辛苦啊！洋务运动派遣的留学生与清末新政派遣的留学生的详细情况？　　留学生之父:容闳　　被后人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早年留学海外，成为最早系统接受西方新式教育并获得正式学位的东方人。归国后访查太平天国，上书建言七策；投身洋务运动，购买“制器之器”；参与变法维新，当选中国国会会长；促进共和革命，策划“红龙中国”计划，成为唯一全程参与中国近代史各主流事件的爱国者。其中，时间最长、活动最多，贡献最大的当属洋务运动时期。对于容闳在启开中国近代化步伐的洋务运动期间的建树和作为，余明侠教授曾撰文总结如下：　　容闳在洋务运动期间的主要建树　　（余明侠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徐州，221009）　　提要　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留学生。他对中国社会近代化事业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洋务运动的广泛参与。其主要成就有：一、购买新式机器；二、向清廷提出旨在改革时政、富国强民的“四项条陈”；三、筹划并实施幼童赴美留学事业，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　　关键词　容闳　洋务运动　曾国藩　“四项条陈”　幼童赴美留学　　容闳（1828—1912年）于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受过系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1855年，他满怀振兴中华的报国壮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先后考察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参与了曾国藩的洋务事业、投入了戊戌变法活动，最终则转向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故其一生的主要岁月，基本上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相始终的。　　容闳因久居外国，不谙汉文。其主要著作《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and America）［①］即系用英文写的自传。从1863年起，容闳即参加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他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皆有交往，而以与曾氏有相知之雅，故其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主要建树，也系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进行的。　　一、学成归国　访问南京　　容闳早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时，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进步，就昕夕筹思将来如何能对贫穷落后的祖国的重新振兴贡献一己之力。他说：“当予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②］为了改变“中国之腐败”状况，容闳的设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③］。易言之，就是要通过兴办教育的途径，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介绍到中国来，从而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改革各种弊政，汰除陈旧观念，使古老的中国能够跻入世界近代化先进国家之列。　　容闳的这种思想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教育救国论之先声，迹其一生，他始终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了坚持不渝的奋斗。后来影响不断扩大，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先进人士陆续提出了各种类似的主张，于是就形成了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教育救国论的思潮。可是，在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容闳的这一主张还是曲高和寡难获知音的。　　1855年后，容闳回到祖国，所见所闻的种种黑暗现实，使他感到无限苦闷、彷徨和焦虑不安。他一度想通过经商致富的途径，“藉雄厚之财力”，以实现救国理想。可是不久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而自己既然“志在维新，自宜大处落墨，若仅仅贸迁有无，事业终等于捞月”［④］，遂又决计弃商从政。　　这时，震动中外席卷中国大地的太平天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容闳对此深表同情，他认为由于清朝政府的残暴黑暗统治，“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不免于革命”［⑤］。为此，容闳于1860年11月从上海前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进行实地考察，以便决定自己今后的政治去向问题。此时执掌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gān＠①与容闳在香港时即已相识，因而对故人的远道来访深表欢迎。容闳遂向干王提出了改革天国朝政的七项建议［⑥］：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五、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上述七项建议有如下特点，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建议的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虽是针对天国的现实状况而发，但其政治理想基本上均包罗于内。诚然，其中第六项所云要在各级学校中，将“《圣经》列为主课”带有强化宗教的色彩，但其动机可能是为了迎合洪秀全的以教主自居的政教合一思想，以有利于改革方案的实行。　　其次，在七项建议中，有四项涉及教育，至于其他三项没有涉及教育的建议，若“良好军队”的军官、“善良政府”的官员、“各级行政顾问”的来源，亦无一不依靠学校来培养、造就。由此可见，容闳的教育救国思想乃是七项建议的主旋律和基本宗旨。　　再次，容闳的七项提纲挈领式的改革建议，如果与洪仁gān＠①于1859年所提出的《资政新篇》相比较的话，显然要简略得多。限于篇幅不能多赘，可参见拙文《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看农民战争的变化》［⑦］。可是就两者的基本精神而言，都堪称是为了使中国迅速进入近代化的殿堂所设计的最佳蓝图。遗憾的是，这两个蓝图在太平天国都是不了了之。相反，在清朝方面的洋务运动兴起后，其中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一些内容，却被陆续付诸实践。　　洪仁gān＠①对容闳的七项建议，因为彼此的改革思想深相契合而表示赞赏。当即希望容闳能够留在天京（南京）任职，作为自己的臂助，并立即送上一颗镌有“义”字爵位的官印和写在一幅黄缎之上的委任状。根据天朝官制：“义”为四等爵位，地位算是比较高的。这对于毫无寸功又与天国素无渊源的容闳来说，自然是莫大的殊荣了。可是他再三考虑之后，却婉言谢绝了干王的厚爱。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其一、容闳认为洪仁gān＠①虽然久居香港，了解近世欧美各国情况，且有一定识见，“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⑧］，但其为人却是“善善而不能用”，即口头赞成而不能实行。　　其二、容闳此时已了解洪仁gān＠①并无多大实权，名义上虽然位列朝班之首总摄百揆，然而在实际上凡事皆须通过拥有军权的“诸王”讨论，“经多数赞成”，再经天王批准“乃可实行也”。在此之前一年，洪仁gān＠①的《资政新篇》业经天王同意刊行，尚且无法在天国统治区内予以实行，而容闳如果再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岂非缘木求鱼更加“无能为役”了吗？［⑨］　　其三、天国后期的军事形势日趋严峻，上游军事重镇安庆自1860年之后即被湘军紧紧围困，情况至为危急。如果安庆一旦失守，天京即失去屏障，此时安庆保卫战的不利战讯正不断传来，容闳到了天京，对这些情况又岂能毫无所知？他对天国的前途缺乏信心，自然不愿将个人的政治理想乃至身家性命孤注一掷，轻易冒险。　　其四、容闳虽对太平天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可是实际考察之后，不断获知的许多新情况：使之更不愿将自己报效祖国的宏愿寄托在这样的政权之上。“予每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他得出了“太平军之行为，殆无造福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⑩］的结论。　　就是这样，容闳遂带着怅惘的心情离开了南京，去重新寻找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道路。　　二、洋务运动兴起后参加曾国藩的幕府　　1861年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兴起了一场以学习西方的军事、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为内容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前期侧重于军事方面的“求强”，后期则转向经济方面的“求富”。曾国藩于1861年8月攻下安庆不久，即创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仿制洋枪洋炮，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然而，他在开始时把“师夷长技”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先购买西洋的坚船利炮，然后再“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①①］，即不难立获成功。于是在他的幕府就征聘了一批中国当时第一流的“覃思之士”，如华蔚芳、徐寿、李善兰等人在其左右潜心仿制。可是试制出来的枪炮却很不理想，因而曾国藩在《日记》中先后写道：“阅新制之劈山炮，不甚合式”［①②］；在安庆东城外“演炸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①③］。显然，炮弹没有落地即“开花”（爆炸），就谈不上有什么杀伤力。之后，曾国藩又命人仿造了一艘命名为“黄鹄”号的小轮船，但“行驶迟钝，不甚得法”［①④］。由是，他逐渐懂得完全依靠自学成材的、土生土长的科学家采用手工操作，单纯地徒事模仿是不能造出大量精良武器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引进西方最新机器和先进技术，方克成事。　　正值曾国藩筹思无计之时，其手下几位幕宾推荐了容闳，盛赞他留学美国，“抱负非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致富强”［①⑤］。曾国藩十分重视，命人三次驰函敦请，这种殷切待士的态度，有点类似三国时代的“三顾茅庐”，使容闳深怀知遇之感。1863年8月，他来到安庆向曾建议先设立一“机器厂”作为“母厂”，然后设若干“子厂”，“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①⑥］。再将这些不同的机械所生产出来的各种部件加以组装，即可成为枪、炮以及军舰之类的新式武器。曾国藩听后不禁顿开茅塞，遂于《日记》中记道：“李壬叔（即李善兰）、容纯甫（即容闳）坐颇久。容名光照，一名宏（同“闳”）。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即美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①⑦］。　　1863年11月下旬，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正式授予容闳前往西洋购买机器的全权，并委以五品军功的官职。像这样的信任无间、不次拔擢，充分说明了曾国藩的知人善任和向西方学习的迫切心情。于是，容闳也就正式踏入仕途，成为清政府的一名官员，在洋务运动中崭露头角并作出积极的贡献。　 1洋务运动派遣的留学生详细情况： 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的作用 详务派派遗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洋务事业的人才，从而巩固清朝的封 建统治，但其结果却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这是洋务派官员们始料所不及的。 洋务运动期间，派遗留学生出国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 首先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实业人才。 留学生除了学习军政外，不少是学习机械、造船、铁路、采 矿、邮电、农业、医学专业的，从而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实业人才。例如，魏瀚、 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六位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东亚最 大的船厂——福州船政局“必不可少之员” ，他们绘画式、制轮机、定船身、造 器械，各有专精之艺而分工集事。在洋员离厂后，这些归国留学生从独立自制七 百五十匹马力的兵抡开始，继而制造大至二干五百匹或更大马力的兵轮。 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迸纽海文中学，而后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　　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1881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共撤回94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26名），其中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氏帮助下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俱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1900年梁启超游美国至哈佛时，谈起20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为欷歔久之”。　　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1877年，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学生年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 因此，幼重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20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作用。因此，有人说“诸生卒业回华果然轶群者鲜”，是较公允之说，但如说“不过备翻译之选而已”，是不符合事实的过分贬低之说。 2清末新政派遣的留学生详细情况： 1909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同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以奕匡力、李鸿章(李死后,由袁世凯补任)、荣禄为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赞,主持“新政”机关的事务。“新政”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等。为适应“新政”的需要,清政府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这一时期派遣国主要是日本,同时也向欧洲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 在新政时期，清廷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派遣的留学生中，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280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8000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戴红顶，做大官”，做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可是，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民主”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镇压。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留学生在国外，控制起来毕竟不如在国内方便)，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成了后来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60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期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 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干的正是推翻大清王朝的伟大事业。　　张之洞与晚清留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张之洞是促成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的一位重要的大员，按张之洞的理解，留日学生对他这位老前辈心存感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官员的心态是：希望“学”成为“官”的传声筒和应声虫，成为没有头脑、不会独立思考、只会喊“喳”和“万岁”的奴才。可是，晚清的留日学生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人格尊严比什么都重要。高贵的头颅和独立的思考是“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学者便不再是学者，只能是奴才！奴才靠跪拜“主子”而获得赏赐，而学者靠独立的思考和丰厚的学养赢得人们的尊重。这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清廷希望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出有着高超本领的忠臣孝子，可实际上，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绝大部分成了清廷的贰臣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