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20日，蔡万春诞生于竹南镇狮山庄。家境尽管不佳，父母还是省吃俭用，将蔡万春送进私塾，与邻居小同伴陈培元一起师从郑书生学习中文。1924年，蔡万春入竹南公学就读，读书6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书法与演讲尤佳，年年得奖。1930年，15岁的蔡万春毕业，因家境不佳，不能继续上学，便说服父亲，于第二年与兄长蔡万生投靠台北汉顶（今古亭区）的大姨父陈芋，住在进顶汀州街97号。陈芋在汀州街（现福安育幼院）有一片菜园，蔡万生与蔡万春兄弟就帮陈芋下田干活、卖菜。后来，蔡万生、蔡万春兄弟就到台北中央市场批发水果销售。1931年，在蔡万春的劝说下，全家迁居莰顶，租地耕种，开辟菜园与鱼池，并在新店租地种植柑橘，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佃农。蔡万春不满足现状，考入“资生堂”化妆品公司，任台中分公司的推销员，后升为分公司经理，先后干了6个年头。这一段经历培养了他的经营能力。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台湾也受影响。蔡万春辞去“资生堂”工作，返回台北。蔡万春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可用鱼类及蔬菜水果制造合成酱油，这让蔡万春想起小时用鱼汤拌饭的美味，于是经过一番筹划与研制配方，取得军方供应豆类原料，在莰顶家的庙口空地，开始制造“丸庄”酱油，首创以鲜鱼汤。豆类酿造成著名的味素酱油，后又扩大生产“丸万”米醋。除上市销售外，并供应当地驻军。短短数年，凭着酱油与米酷的畅销，家境大大改善，到日本宣布投降时，蔡家已有60万元的积蓄，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成为家族事业的起点。有了家底，雄心勃勃的蔡万春，又选择台北西门市场附近，租房子经营，除了酱油醋之外，又兼营食品杂货。1938年，23岁的蔡万春在台北衡阳路（现永裕百货公司一带）花了21万元买下四栋房子，设立大万商行，经营杂货。同年底，由大姨妈作媒，娶余凤娇为妻。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蔡万春一个接一个的开创新事业。他先是承购原由日本人经营的“梅月堂”，将大万商行改为大万商场，在商场二楼开了一家大万旅社（经政府核定的甲级旅社），兼营日用百货及化妆品。因地处商业中心，经营得法，事业蒸蒸日上。1946年至1948年，蔡万春又相继投资生产大万肥皂、大万发油、大万洗面霜；在汀州街设立玩具工厂；建筑并经营百乐门旅社；成立大万兴业木材行，在松山设立大万窑厂，成立丸万铁工厂等，事业扩展十分迅速。1949年，蔡万春成立大万实业公司，经营土产及进口舶来品，但因经营不佳很快结束营业。接着他又成立大万产业公司，经营台湾香蕉、笋干、凤梨、米、水泥与红糖等产品出日业务；同时成立大万工业药品公司（为东光工业原料公司之前身），输入工业原料、橡胶、塑胶、肥料与医疗设备等，在商场逐渐有了地位。1957年，42岁的蔡万春在多位商界闻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接替卢启华（另一说是卢辉，曾任台北“市政府”“新闻处长”）出任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理事会主席，这成为他发家致富的又一个新起点。当时台湾有73家信用合作社，十信业务排名第61位。在蔡万春的领导下，三年后，十信一跃而成为全省第二名，不久又登上第一位的宝座，充分显示了蔡万春的经营能力。蔡万春确实有着精明的商人头脑，为了配合当局提倡的节约储蓄运动，他于1960年2月宣布“只存一元就可当十信的客户”，开创了一元开户的“幸福存款”储蓄运动，这一着获得蒋介石的赞赏，蒋亲自到十信开户，鼓励民众节俭储蓄，一时间“十信”名声大震，“十信”业务发展十分迅速，一跃成为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蔡万春对金融事业情有独钟。台湾光复后，蔡万春曾数度赴日本考察，发现东京、大阪等繁华城市，大厦林立，而这些大多为银行与保险公司所有，触发他个人发展金融保险事业的动机。 1960年，台湾当局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决定向民间开放保险公司的设立，为蔡万春提供了难得机会。台湾金融、保险业早期属于管制事业，开放民间有限，而能申请经营此业者，当然绝非等闲之辈，均是有政商背景的知名人士。当时政界红人林顶立申请经营人寿保险公司的执照。但他的财力有限，无法筹足所需的3000万元资本额，便找到台北市商界名人张传祥（曾任台北市“议会议长”）。张传祥也因财力不足便找到财力雄厚、同是1950年台北市第一届“市议员”的蔡万春，于是在三人的合作下，取得人寿保险公司的设立资格，1961年3月16日，国泰产物保险公司正式宣告成立，林顶立担任董事长，蔡万春担任副董事长与总经理，4月19日上人开业。“国泰”两字乃为林顶立先生所取，意为“国泰民安”。但谁也没想到“国泰”日后成为蔡家事业的代名词，造就了蔡家发达的先机。林顶立，台湾云林县荆桐乡人，1906年出生。在日据时代，因不满日本人的统治而投奔祖国大陆，就读于厦门鼓浪屿英华书院，后转入漳州第三高中，毕业后，赴上海到中国大学读书，该校停办后，他又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经济系。学成返国后，正值抗战期间，林顶立进入军界，曾赴越南西贡等地工作，后在汕头、厦门一带为国民党从事地下工作。1938年，日军入侵福建，林顶立事先掌握正确情报，深得军统局局长戴笠赏识。抗战胜利后，林顶立回到台湾。他在50年代先后任国民党保密局台湾站站长、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特别队”司令与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1951年11月，他在台北市当选为第一届临时台湾“省议员”，随后当选两届“省议会副议长”。1956年前后，林顶立因违反粮食管理条例而被判处8年半刑期，后因病于1959年保释出狱。这时，林顶立在福建期间结识的省建设厅厅长、后为“财政部长”的严家淦，再度出任台湾“财政部长”（1958--1963年），决定开放民营保险业。严家淦认为林顶立坐牢是冤狱，因此应给予补偿，而让其申请设立保险公司，并在蔡万春的财力支持下，林顶立终得以如愿以偿。蔡、林结合，可以说是蔡氏政商关系发展的开端。由于蔡家占国泰产物保险公司60%的股权，公司大权还是握在蔡氏家族手中。1975年，已升任公司总经理的蔡万春的弟弟蔡万才策划了公司的董事与监事改选，他自任董事长，哥哥蔡万春任名誉事长，林顶立从董事长一职退下来，任常务董事。据说事前蔡万春不知情，事后曾责备弟弟蔡万才得罪林先生，尤甚于我这位哥哥。蔡万才则表示，侄儿蔡辰男（蔡万春长子）自行宣布为公司副董事长，等于是侄儿骑到叔叔头上了，于是气愤之下，听了属下建议，才演出将开山祖师林先生“杯酒释兵权”的一幕。随后蔡万春申请设立人寿保险公司。1962年3月，展开筹备工作，蔡万春任筹备处主任，蔡万霖任总干事，蔡万才任执行秘书。8月15日，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正式成立，蔡万春会董事长兼总经理，蔡万霖为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林顶立为常务董事。9月10日，在台北市南阳街的国泰大楼正式开幕，由“财政部长”周宏涛代表严家淦亲临剪彩。严家淦对林顶立参与投资保险事业可谓帮忙甚大。林顶立与蔡氏兄弟也对严家淦以回报。国泰人寿公司第一张保险单，就是由严家淦先生投保10年的养老保险，到1972年9月，公司将利带息送给已升任“副总统”的严家淦。蔡家因此与政界大老严家淦建立了政商关系。这时，台湾已有第一与国光两家人寿保险公司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华侨、南山、国华、新光等人寿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向个人寿公司的业务不断扩充，成为台湾最具实力的人寿保险公司。蔡万春颇有发展眼光，他在全省各地设立公司联络处，建立据点。为提高信誉，他在许多大中城市投资兴建分公司办公大楼。1964年首先在来义市破土动工兴建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大楼，随后数年间，陆续在高雄、台中、屏东、新竹与基隆等地兴建公司大楼，联络处也从当初的9个增到1967年的47个，收到良好效果。国泰人寿保险的市场占有率由1963年的31．6%升为1967年的42．8%。这也是使得国泰人寿如今拥有大批办公大楼的根源所在。另外，蔡氏兄弟招聘大量的业务员拉保险，在刚开始的两年半就以不同方式刊登广告305次，招聘人员，吸收数万人进入国泰人寿保险公司。这也是公司业务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后，蔡万春认为台湾地少人多，地价一定会上涨，看好未来房地产生意，于是于1964年9月14日成立国泰建设公司，进入房地产与建筑业领域；同年10月12月与11月16日，蔡氏兄弟还分别成立国际海运公司（曾拥有高速冷冻船与万吨级货轮，从事台湾与日本之间的香蕉与杂货运输）与国泰塑胶公司，蔡万春均任这三家公司的董事长。1968年，蔡万春又成立国鼎塑胶公司。1971年，台湾开放民间经营信托业，蔡万春兄弟便成立国泰信托投资公司，蔡万春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72年1月成立了国泰建业广告公司，蔡万春任董事长；同年，蔡氏将国鼎塑胶公司合并于万丰塑胶公司，从事PVC塑胶布和吹气玩具生产。1973年，为配合六年经济计划，蔡氏兄弟又成立国泰石油化学公司。到了70年代初，以“国泰”为名的蔡氏家族企业已逐渐成为集团企业。1973年底，以蔡氏家族为核心的国泰集团的主要关系企业已有9家，资产总额达108亿元（不包括国际石油化工公司），但因从事金融事业，负债额高达85亿元。集团设有一个国泰管理委员会，负责各分子企业的联系与协调工作。随后，蔡家继续扩充事业实力。1974年初，蔡氏兄弟又成立国泰利市公司，1976年4月改名为国泰租赁公司，出租生产设备，蔡万春任董事长；1975年，吞并原东裕纺织公司厂房，改组成立国信纺织公司，生产棉纱与混纺纱。1976年底，改组元宝实业公司的健康饮料厂为国信食品公司，生产活性酸母乳饮料。1979年，蔡万春又开始筹建来来香格里拉饭店。除上述家族核心企业外，蔡氏家族也将旭顺食品、树德工程、三井工程、国信电子、长洲工业、台湾鞋业、联泰通运、理想工业、理想家具设计、龙鼎企业、国玺彩色印刷、来来百货。国泰汽车工业及金阁设计家具等十多家公司通过股权收购等纳入集团范围。其中，国泰人寿、国泰建设、国泰塑胶工业与国际海运公司均是股票上市公司。到70年代末，国泰集团的实力迅速壮大，经营的事业涉及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建筑、广告、塑胶、租赁、纺织。食品饮料。电器电子、工程等众多行业，已是一个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到1977年底，所属10大企业的资产总值达350亿元，超过王水庆的台塑集团。若加上其他外围企业，规模则更大，关系企业达70余家、除了拥有四大金融机构（国泰产物保险、国泰人寿保险、十信、国泰信托）外，同时还拥有国泰塑胶。国际海运、国泰建设、理想工业、太平洋实业、大西洋饮料、来来饭店等众多事业，蔡家事业达到全盛时期。其中，1977年，国泰信托投资公司与国泰人寿保险公司的营业额均居同业之首；国泰产物保险公司仅次于公营的台湾产物保险公司与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国泰塑胶也居民营企业的第27位，在PVC制造业领域仅次于王永庆台塑公司。国泰集团还在社会福利事业方面取得重大发展，先后成立国泰综合医院、国泰人寿女子篮球队、十信高级工商职业学校。国泰美术馆及国泰企业机构社会福利基金会等。蔡万春还将汀州街的老家改建为以父亲名字命名的福安育幼院，以从事慈善事业来纪念他的父亲。蔡万春也十分关心故乡的发展，在竹南镇捐建了一座万春图书馆，扩建了母校。在今天的竹南狮山里一带，还可以看到他投资兴建的“福安桥”、“万春桥”和庙宇牌楼等。另外，他还曾在家乡创办了一家竹南工厂，增加就业机会，繁荣地方。他还因捐款支持军队，而获得“敬军爱国”楷模。至此，蔡家成为台湾显赫的大家族。在家族事业上贡献最大的是蔡万春，蔡万霖。蔡万才、蔡万得三人也跟随兄长多年，为蔡家的家业也有颇多贡献。蔡家能达到如此辉煌的业绩，当然与蔡氏兄弟的密切配合与能干分不开。蔡万春是典型的创业者，生性聪明，小事不大管，也不计较，做事业非常有眼光。蔡万霖是谋士型的人物，不爱在外露面，而是在背后出注意。所以在创业之初，凡是出面与人打交道、接洽。谈判等事宜，都由口才极佳的蔡万春出面。蔡万春自己也讲，“一个人事业要成功，必须具备力量、胆量、肚量三个条件”。由于他广交朋友，知人善任，使得在他的企业内集结了许多有学问、有能力、有远见的商界人物。蔡万霖则在家管帐。“人家欠我们多少钱，我们欠人家多少钱，蔡万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蔡万才如此评价他的二哥蔡万霖。蔡万才则是处事甚稳，循规蹈矩，是管理制度的具体规划者，他自己也讲，“当年国泰集团主要机构的制度规章、组织架构都是由我订的。”最小的蔡万得则跟着几位兄长做一些具体的管理工作。 1979年，国泰集团的创始人蔡万春因中风患病，难以再继续掌舵，决定将权力下放，在家族内以交换股权方式分家分业，于是国泰集团“六分天下”；蔡万春二弟蔡万霖分得国泰人寿、国泰建设、三井工程等企业，号称“国泰人寿集团”；三弟蔡万才分得国泰产物保险。富邦建设、富邦租赁等企业，号称“国泰产物集团”；蔡万春长子蔡辰男一系，分得国泰信托、树德工程、来来香格里拉饭店、国信食品等企业，号称“国信集团”；次子蔡辰洲一系分得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国泰塑胶、国际海运、理想工程、国玺印刷等企业，号称“国塑集团”；蔡辰洋、蔡辰鸿与蔡辰威等蔡万春三个小儿子分掌来来百货、来来建设等企业，号称“兴来集团”；小弟蔡万德也分得一些不甚重要的企业。其中，蔡辰男与蔡辰洲在事业上起伏甚大；蔡万得事业发展有限，不甚出名；而蔡万霖与蔡万才兄弟则事业发展顺利，均成为当今台湾的大财团。蔡万得，也曾是一位商场名人，1932年出生，日本东京文科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早期曾任日本华商贸易公会理事。日本青果输入公会理事、大万产业公司驻日办事处负责人，台北市第四届市议员。70年代初，他任国泰产物保险公司、国泰信托投资公司、国泰塑胶公司与国泰建设公司的董事，安得企业公司董事长，国际海运公司总经理，国泰人寿公司监察人。当时他在家族企业中的地位，在蔡万霖与蔡万才之上。在1974年版的《台湾地区集团企业研究》中，国泰集团的核心人物是蔡万春、林顶立。蔡万得与蔡辰男，并没有蔡万霖与蔡万才兄弟的名字。蔡万得娶陈彩莲为妻，生有四男一女，分别是蔡志亮、蔡志阳、蔡志英、蔡志义与蔡志萍。这一系后来虽未建有庞大的家族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大，但仍有不少家族企业。蔡万得现仍是国泰产物保险等蔡氏家族公司的董事；长子留学美国，现也是国泰产物保险公司常务董事，其他几位子女刚大学毕业，在不同的家族企业工作。台湾的历史文化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 台湾海峡的海底就像一条河谷，有向南和向北两大河系，这是当它还是陆地时，被河水冲击、侵蚀而形成的，最深处不过100米，大多数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万年以前，东海海面比现在低130米左右，这在地质上说明两岸原来是一个板块，台湾、澎湖等岛屿就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相连接。 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的早期开发，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融汇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1万水军渡海到达台湾。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元代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珍部员外郎阮监到台湾“宣抚”。公元1335年（后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中国在台湾设立专门政权机构，也自此开始。 明朝以后，大陆与台湾的人民往来不绝。公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乐年间），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访问南洋各国，曾在台湾停留，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至今民间传说高雄凤山的特产“三宝姜”，就是郑和遗留下来的。15世纪以后，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击”，“春秋汛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到17世纪20年代的明朝末叶，大陆居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给台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其时，福建人颜思齐、郑芝龙为抗拒官府欺压，率领闽粤居民迁居台湾，一面从事农耕、贸易，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抗御倭寇和荷兰人的侵扰。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时值福建大旱，百姓无以为生，郑芝龙（后官至都督同知）组织灾民数万到台湾，“使垦荒食力”，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村落。台湾自此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16世纪中叶以后，美丽富饶的台湾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凯觎的对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17世纪初，荷兰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权地位，来到东方，积极参加对殖民地的掠夺。它先后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启二年）两次侵占澎湖。1624年（明天启四年）。明政府出兵将荷兰殖民者逐出澎湖，俘获荷军主将，余众逃往台湾南部，侵占了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两年后，西班牙人又从吕宋入侵台湾，占据了基隆和淡水一带。1642年，荷兰人夺取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自此沧为荷兰的殖民地。 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38年，先后在台湾修筑城和普鲁文遮堡（赤嵌楼），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中心。但其占领区实际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区，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它的统治一直是极不稳固的。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同胞进行残酷的盘剥，不断激起台湾人民的反荷斗争。1652年由郑芝龙旧部郭怀一领导台湾军民发动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群众曾一度攻克热兰遮城，6000人在起义中壮烈牺牲。这次起义愈发坚定了台湾同胞收复国土的斗争决心。九年以后，他们终于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了台湾。 郑成功是郑芝龙之子。生于1624年，早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根据地，起兵抗清，被明桂王封为延平郡王。因进攻南京受挫，后回师厦门，大修船舰，倾力筹划驱逐侵据台湾的荷兰人，收复国土。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郑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厦门、金门，亲自率领25万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郑军在台南鹿耳门内禾寮港登陆，在台湾同胞的积极支援下，与荷军展开多次激战，最后将荷兰殖民总督和残敌围困在热兰遮城内。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城9个月之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不得不签字投降。自此，中国人民收回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宝岛。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废除荷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楼为承天府，置2县，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为纪念故土，改称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同时实行屯田政策，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肆垦荒，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琅 、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镇。 但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时年仅39岁。尔后，其子郑经，孙郑克爽前后治理台湾22年。郑氏祖孙三代治理台湾，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高山族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措施，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时期，史称“明郑时代”。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军进攻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自此台湾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翌年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成为国家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现了大陆居民再度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台湾居民已超过200万人，较郑氏父子治台时增加近10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政府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将台湾建为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设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例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自己集资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00余年间，台湾的封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且与大陆人民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事实表明，凡较大的起义组织几乎都是从大陆传入的。如1786年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大陆人民的反清秘密团体“天地会”传入台湾后，由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众达十数万。清政府调动浙江、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数省兵力驰台镇压，历时1年2个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前后，台湾天地会、小刀会，又与之呼应，多次起义。 台湾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爱国精神。他们在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为了抵御外患，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台湾和大陆边沿各省份成为我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直接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在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同胞动员组织了人数2倍于当地戍兵的抗英民团，并捐资输银，共赴国难。他们和官兵一道击退了入侵的英军，粉碎了敌人试图侵占台湾的阴谋，赢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当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在其《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写道：“台湾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卒得保守岩疆，而获安，未烦内地一珍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还先后击退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次入侵。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20余万人。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 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自主宣言》中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 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其后，简辗转至厦门。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 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 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台湾民族支部。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3万多人。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这就是震憾中外的雾社起义。他们在捣毁十几处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军警激战20余天。许多高山族妇女，为激励丈夫杀敌而无后顾之忧，集体跳下悬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弹尽粮绝，起义领袖等自戕以殉。 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同胞开始全面大镇压，实行白色恐怖。无数台湾同胞、爱国进步人士被囚人铁牢，惨遭迫害。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历史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祖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它一方面大举进攻中国***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疯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图把中国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国人民，迫使人民起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47年2月28日，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湾全省人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起义。“二·二八起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给予热烈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宣布“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二·二八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他们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有关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　　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地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　　台湾海峡的海底就像一条河谷，有向南和向北两大河系，这是当它还是陆地时，被河水冲击、侵蚀而形成的，最深处不过100米，大多数地方的深度只有50米，而在15万年以前，东海海面比现在低130米左右，这在地质上说明两岸原来是一个板块，台湾、澎湖等岛屿就在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与福建省相连接。　　现代科学还证明，台湾不仅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而台湾的基本地形，与大陆的地块相同，在地质成分上，是与福建、浙江两省相同的酸性火成岩体。所以，后来有人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　　从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来看，祖国大陆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传到台湾。台湾各地相继发掘出土的石器、黑陶、彩陶和殷代两翼式铜镞等大量的文物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祖国大陆同属一脉。自有史籍记载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始终是与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捍卫分不开的。台湾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的早期开发，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血汗，融汇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据古文献记载，中国大陆军民东渡台湾，垦拓、经营台湾岛，最早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1万水军渡海到达台湾。这是中国大陆居民利用先进的文化知识开发台湾的开始。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就曾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的隋代，大陆和台湾的接触增多。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是时，大陆和台湾已有贸易往来。此后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特别是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从事垦拓。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戍。大陆和台湾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渐频繁。　　元代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公元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珍部员外郎阮监到台湾“宣抚”。公元1335年（后至元一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中国在台湾设立专门政权机构，也自此开始。　　明朝以后，大陆与台湾的人民往来不绝。公元1402—1424年（明成祖永乐年间），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访问南洋各国，曾在台湾停留，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至今民间传说高雄凤山的特产“三宝姜”，就是郑和遗留下来的。15世纪以后，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击”，“春秋汛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　　到17世纪20年代的明朝末叶，大陆居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给台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其时，福建人颜思齐、郑芝龙为抗拒官府欺压，率领闽粤居民迁居台湾，一面从事农耕、贸易，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抗御倭寇和荷兰人的侵扰。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时值福建大旱，百姓无以为生，郑芝龙（后官至都督同知）组织灾民数万到台湾，“使垦荒食力”，各地逐渐形成了许多村落。台湾自此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16世纪中叶以后，美丽富饶的台湾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凯觎的对象。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相继侵扰台湾，或掠夺资源，或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或直接出兵占领。17世纪初，荷兰打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霸权地位，来到东方，积极参加对殖民地的掠夺。它先后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和1622年（明天启二年）两次侵占澎湖。1624年（明天启四年）。明政府出兵将荷兰殖民者逐出澎湖，俘获荷军主将，余众逃往台湾南部，侵占了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两年后，西班牙人又从吕宋入侵台湾，占据了基隆和淡水一带。1642年，荷兰人夺取了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自此沧为荷兰的殖民地。　　荷兰殖民者盘踞台湾38年，先后在台湾修筑城和普鲁文遮堡（赤嵌楼），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中心。但其占领区实际只有南部沿海有限的地区，以及北部的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它的统治一直是极不稳固的。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同胞进行残酷的盘剥，不断激起台湾人民的反荷斗争。1652年由郑芝龙旧部郭怀一领导台湾军民发动的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群众曾一度攻克热兰遮城，6000人在起义中壮烈牺牲。这次起义愈发坚定了台湾同胞收复国土的斗争决心。九年以后，他们终于配合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了台湾。　　郑成功是郑芝龙之子。生于1624年，早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根据地，起兵抗清，被明桂王封为延平郡王。因进攻南京受挫，后回师厦门，大修船舰，倾力筹划驱逐侵据台湾的荷兰人，收复国土。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郑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厦门、金门，亲自率领25万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郑军在台南鹿耳门内禾寮港登陆，在台湾同胞的积极支援下，与荷军展开多次激战，最后将荷兰殖民总督和残敌围困在热兰遮城内。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城9个月之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农历二月一日不得不签字投降。自此，中国人民收回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宝岛。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废除荷人的殖民制度。改赤嵌楼为承天府，置2县，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为纪念故土，改称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同时实行屯田政策，令数万军眷随军赴各地大肆垦荒，在台湾南部和西部的琅 、彰化、云林、新竹等地形成一大批村镇。　　但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即不幸于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染病身亡，时年仅39岁。尔后，其子郑经，孙郑克爽前后治理台湾22年。郑氏祖孙三代治理台湾，奖励制糖、制盐，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改进高山族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措施，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开发和发展时期，史称“明郑时代”。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军进攻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自此台湾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　　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翌年在台湾设1府3县，隶属福建省。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成为国家统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出现了大陆居民再度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到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不包括山地的高山族同胞，台湾居民已超过200万人，较郑氏父子治台时增加近10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清政府陆续在台湾增设行政机构。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将台湾建为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铺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建设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例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自己集资修成的　　清政府治理台湾的200余年间，台湾的封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全省各地相继出现许多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大商人。但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反抗清王朝暴政和封建地主剥削的斗争也不断高涨，且与大陆人民的反清斗争遥相呼应。事实表明，凡较大的起义组织几乎都是从大陆传入的。如1786年台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是大陆人民的反清秘密团体“天地会”传入台湾后，由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众达十数万。清政府调动浙江、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数省兵力驰台镇压，历时1年2个月，始得平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前后，台湾天地会、小刀会，又与之呼应，多次起义。　　台湾同胞富有高度的民族爱国精神。他们在反抗国内反动统治的同时，为了抵御外患，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台湾和大陆边沿各省份成为我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直接承担着中华民族的忧患。在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同胞动员组织了人数2倍于当地戍兵的抗英民团，并捐资输银，共赴国难。他们和官兵一道击退了入侵的英军，粉碎了敌人试图侵占台湾的阴谋，赢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当时台湾兵备道姚莹在其《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写道：“台湾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卒得保守岩疆，而获安，未烦内地一珍一矢者，皆赖文武士民之力也”。鸦片战争之后，台湾同胞还先后击退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多次入侵。　　早在16至17世纪，日本就曾数次出兵窥伺台湾。19世纪后半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力图跻身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94年它发动了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翌年3月攻占澎湖。腐败的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　　日本占据台湾后，在台北设有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并在各地建立乡镇公所，实行警察、保甲制度，对台湾实施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同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初时把台湾作为其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使台湾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逐步得到发展。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配合军国主义的南进政策，又进一步在台湾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类工业，扩大了工业在全岛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台湾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逐步向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转变。据统计，抗战结束前夕，台湾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由20世纪初期的约占7%上升到约占18%。与此同时，台湾劳工阶级也在此转变中逐步萌芽发展起来。1920年，台湾约有劳工4万多人；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增至8万余人；到了1943年，台湾劳工已达20余万人。　　从1895年台湾沦失，到1945年重新光复的整整半个世纪中，不堪忍受亡国奴生活的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而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而壮丽的篇章。　　反对割台议和的斗争 1895年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万分愤慨。康有为、梁启超等集十八省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进士、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都察院，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胆涂地而无所悔。”清廷各级官吏亦纷纷上书，陈述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藩篱，“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谭嗣同怒斥清廷“一旦苟以自救”，举疆土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台湾绅民电奏清廷：“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署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次日，全省同胞哭声震天，悲愤无可抑制的台北人民鸣锣罢市，民众拥围抚署，反对割台，并要求饷银不准运出，军械制造局不准停工，税收全部留作抗击日寇之用。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还试图以“自主”的办法抵抗日本的占领，建立“台湾民主国”，并要请政府台湾巡抚唐景崧任总统。《自主宣言》中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但随着唐景崧私自逃回大陆，12天之后，这个“民主国”即告解体。　　武装抗击日寇占领 日军侵占台湾后，清政府敕令其驻台巡抚唐景崧等官员离台。台湾同胞纷纷拿起武器，自行组织抗日民军，保卫祖国疆土。他们持续进行了前后长达7年之久的武装斗争。　　初时，台湾同胞在各地配合一度拒不奉诏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清军官兵在新竹、大甲溪、彰化、嘉义和台南一带与日寇拼死搏斗。他们手拿土枪和长矛，凭血肉之驱，前赴后继，猛扑敌寇。其中尤以彰化和嘉义保卫战最为激烈、悲壮，抗日民军首领徐骧等人、黑旗军的将领以及刘永福新军七星队的大部都壮烈牺牲。一个日本人当时记载道：“不论何时，只要我军（日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他们隐藏在村舍里，当一所房子被炮火摧毁，他们就镇静地转移到另一所房子里去，等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　　台南抗敌的最后阶段极为艰苦。清政府一再严令禁绝大陆各地支援台湾，黑旗军和民众军械粮饷俱绝，队伍饿极不能起。在此情况下，刘永福坚持抗日5个月后，不得不被迫登轮退返大陆。台南遂于1895年10月20日沦陷。至台南失守时止，台湾军民总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的一半以上。　　台南失陷后，台湾各地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抗日。他们在台北的深坑、云林铁国山，嘉义台南之间的番仔山、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山区先后建立抗日据点。抗日民军队伍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他们进攻日寇军营，袭击日寇官署，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扫荡，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简大狮是台北农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之一。1896年元旦，他率领队伍同其他民众武装一道直袭台北，攻入市区。其后，简辗转至厦门。日寇杀其妻以泄愤，并向清政府将他本人索去。简就义前慷慨陈词：“我简大狮，系清国台湾之民。……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创义举，唯我一介小民，犹能取胜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装起义 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之下，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1906年以后，在祖国大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同胞又不断地举行爱国武装起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著名的有：1907年新竹的北埔起义；1912年南投的林圮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　　915年台南的西来庵起义等。其中苗栗起义是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较大的一次爱国抗日斗争。***罗福星是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派赴台湾的人员之一。罗以其家乡苗栗为据点，建立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在台北、基隆、桃园、台南等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筹划起义。事败后近千人被捕，20余人惨遭杀害。罗福星就义前的绝命诗说：“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背乡离井赴瀛州，扫空东庭指顾间，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误大刀还。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西来庵起义是爱国志士八清芳、江定、罗俊等人组织的。他们以台南西来庵等处为据点，训练骨干，筹划起义，号召全省同胞“奋勇争先，尽忠报国，恢复台湾”。参加者遍及台北、台中、南投、嘉义、屏东等地。因事机为日警获悉，余、江等率千余人临时举事，血战七昼夜。起义失败后八清芳等九百多人被处死刑，被日寇滥杀的群众竟达数万人，引起了世界震惊。　　“五·四”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祖国大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巨大潮流影响下，台湾同胞进一步掀起了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并和祖国的革命斗争密切相联系，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1920年1月，受“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留日台湾籍青年学生产上先在东京创立“新民会”，并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发刊《台湾青年》杂志，进行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宣传。随后，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广东、厦门、南京等地的台湾籍学生相继成立“台湾青年会”、“台湾学生联合会”，“中台同志会”等组织。1921年10月以蒋渭水为主联合林献堂等人于台北成立旨在“唤起汉民族自觉、反对日本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提出“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广东中山大学等校的台籍学生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建立“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在该团发表的《告中国同胞书》中呼吁：“勿忘台湾”，“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在这同时，台湾各地农会和各种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1928年4月，在大陆的台湾籍中国***党员和留学日本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帮助下，于上海成立了台湾的党组织，即日本***台湾民族支部。台湾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民众党亦登上政治舞台。各派政治力量急速组合。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局面。同年底“台湾农民联合会”领导下的会员达3万多人。各种工潮此起彼伏，工人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他们把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民族的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提出了“支持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战斗口号。　　在台湾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鼓舞下，居住在台中浊水溪上游雾社的高山族同胞，因不堪日寇的奴役和压迫，于1930年10月27日举行武装暴动。这就是震憾中外的雾社起义。他们在捣毁十几处日寇警察分所之后，退入深山，同6000多名日本军警激战20余天。许多高山族妇女，为激励丈夫杀敌而无后顾之忧，集体跳下悬崖。最后高山族同胞弹尽粮绝，起义领袖等自戕以殉。　　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1931年夏，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同胞开始全面大镇压，实行白色恐怖。无数台湾同胞、爱国进步人士被囚人铁牢，惨遭迫害。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法西斯暴行所征服，他们继续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历史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协定重新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后又有苏联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使台湾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结束了台湾同胞蒙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屈辱历史。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台湾省日军受降仪式。会后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所属的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全省同胞欣喜若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台北市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呼回到祖国的怀抱，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实现民主，建设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依附于美国的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它一方面大举进攻中国***领导的广大解放区，一方面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疯狂搜刮、大肆迫害，企图把中国重新拖回黑暗的世界。这就不能不激怒了全国人民，迫使人民起来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47年2月28日，在全国民主革命的高潮下，台湾全省人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武装起义。“二·二八起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共中央给予热烈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宣布“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二·二八起义”在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它又一次表现了台湾同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跑到台湾，他们依靠美国的庇护与支持，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关于宝岛台湾的历史故事有以下几个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①“台湾”（汉语拼音：Táiwān，注音符号：ㄊㄞˊ ㄨㄢ）一名源于居于今台南安平的平埔族原住民西拉雅族“台窝湾”社的社名，意为滨海之地，并取全称中的“台”字作为简称。明朝万历年间官方正式启用“台湾”一词。右图上方为“台湾”名称的繁体汉字正式书写，在台湾地区官方“国书”、文件和教科书等正式场合中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称台湾为“岛夷”； 秦朝称“瀛州”；   三国时期称“夷洲”；  隋朝至元朝称“流求”。  明朝中期以后民间对台湾的称呼很多，如“鸡笼”（指台湾北部）、“北港”（台湾西部沿海的通称）、“大员”、“台员”、“台窝湾”（指今台南安平地区附近），官方称为“东番”。 郑成功改称“东都”，后郑经改为“东宁”。 清朝更名为“台湾”，并设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这是台湾的正式定名。而台湾由于物产丰富，又称“宝岛”。 [39]  台湾地区在部分国际场合的代称为“中华台北”。葡萄牙人称台湾为“福尔摩沙”（Formosa），源于葡萄牙语Ilha Formosa，意为“美丽之岛”，在1950年代前是欧美对台湾的主要称呼。  日本古代曾称台湾为“高砂”、“高砂国”、“高山国”。②香港历史沿革：在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境地就已经出现了早期古人（马坝人）。先秦时期，岭南（包括香港）为百越之地，《吕氏春秋》中称“百越”，《史记》中称“南越”，《汉书》称“南粤” 。正史记载中，岭南尽皆“南蛮之地”，至秦军南下始融入文明；但考古学界近年来研究发现，这一观点是“历史的误会”，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岭南地区在秦朝之前已经存在过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③澳门：澳门地区的考古发掘，特别是1995年在路环岛黑沙的沙丘中发掘出土的彩陶以及玉器，经鉴定，证实是四、五千年前的珍贵古文物，与其同时出土的石斧等石器，同近几年来在距离澳门不远的珠海地区出土的同类文物，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澳门一带的地区劳动、生息。澳门、路环、黑沙等地，早已是中国大陆的原始居民足迹所到之处。在商周时期，古代居民已在这些地区居住活动，所以，澳门、珠海出土文物中，有春秋时期的簋、罐以及战国时期的陶器等。④望夫石：望夫石位於沙田红梅谷，外形恍似妇人背著孩子，矗立在山岗已经有百年之久。岖石形态流露著盼望，加上流传民间的夫妻别离悲惨故事，遂成为了热门的旅游胜地，也是公众晨运的好地方，不少人皆认为攀登望夫山，细听望夫谣，是何等的凄美动人。相传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妻子产下女婴後，不幸因病逝世，留下女婴，幸得邻舍一妇人亦产下了麟儿，可怜该父女的遭遇，愿意为女婴哺乳。转眼数年过去，两孩已经6、7岁，青梅竹马相处融洽。不久女童的父亲积劳成疾去世，孤女亦成为童养媳，长大结婚与夫育有一对儿子，一家乐也融融。可惜好景不常，某年天旱，稻谷失收，丈夫为求生计，被迫舍下妻儿与同乡出洋谋生，谁知一去不返，音讯全无。妻儿生活凄苦，但是仍然期望有朝一日能够一家团圆，因此妇人每天手抱幼子背著长子，攀登山岗遥望远海，冀盼夫君归来，日日如是，风雨不改。母亲悲哀地说，丈夫何时会回来。有一天，三母子如常登山守望时，突然遇上狂风大雨，雷电交加，三母子突然在天崩地裂中消失於世上，但是他们站立的位置郤出现了一块巨石，形态极似失踪了的三母子。有传说是其深情感动苍天，故此将他们化成石头永守山岗，而这个哀怨动人传说亦渐渐广泛地流传开去。⑤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她的本名为濠镜或濠镜澳，因为当时泊口可称为“澳”。澳门及其附近盛产蚝(即牡蛎)，蚝壳内壁光亮如镜，澳门因此被称为蚝镜。后人把这个名称改为较文雅的“濠镜”。清乾隆年间出版的《澳门纪略》中说：“濠镜之名，著於《明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北二湾，规圆如镜，故曰濠镜。”从这个名称中，又引申出濠江、海镜、镜海等一连串澳门的别名。 澳门的名字源於渔民非常敬仰的一位中国女神——天后，她又名娘妈。 据说，一艘渔船在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航行，突遇狂风雷暴，渔民处於危难。危急关头，一位少女站了出来，下令风暴停止。风竟然止住了，大海也恢复了平静，渔船平安地到达了海镜港。上岸后，少女朝妈阁山走去，忽然一轮光环照耀，少女化做一缕青烟。后来，人们在她登岸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供奉这位娘妈。 十六世纪中叶，第一批葡萄牙人抵澳时，询问居民当地的名称，居民误以为指庙宇，答称“妈阁”。葡萄牙人以其音而译成“MACAU”，成为澳门葡文名称的由来。 扩展资料：1553年，开始有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正式通过外交文书的手续占领澳门。虽然从1557年开始被葡萄牙人在明朝求得澳门的居住权，但明朝政府仍在此设有官府，由广东省直接管辖。直至1887年葡萄牙政府与清朝政府签订了有效期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至1928年期满失效）后，澳门成为葡萄牙殖民地。葡萄牙人最初限定只能居住在澳门南方，1623年，葡萄牙政府委任马士加路也为首任澳门总督。澳门历史上以中西文化交流驰名于世，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在地区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曾在世界经济的运转中发挥重大作用。澳门自被葡萄牙侵占以来，葡萄牙人在澳门一直拥有特权或特殊地位，这使普遍居民大小程度的不满；从1849年8月29日沈志亮刺杀总督亚马留伊始，直至1966年12月3日因文化大革命和氹仔学校事件而触发的“一二·三”事件，均显示了民间对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特权一直深感不满。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成功，实行非殖民地化政策，承认澳门是被葡萄牙非法侵占的，并首次提出把澳门交还中国。由于当时不具备适当的交接条件，时任总理的周恩来提出暂时维持澳门当时的状况。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首次公开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1986年，中葡两国政府开始为澳门问题展开了四轮谈判。1987年4月13日，两国总理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联合声明说，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和路环）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承诺向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保障澳门人可享有“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权利。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于北京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1999年前葡国管治下的一个中国领土，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中葡两国元首见证下，第127任澳门总督韦奇立和第1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于澳门新口岸交接仪式会场场内交接澳门政权。翌日（12月21日）早上，澳门群众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2015年12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自2015年12月20日起施行。1999年12月20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同时废　　台湾的历史　　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来因地壳运动，相连接的部分沉入海中，形成海峡，出现台湾岛。　　台湾早期住民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移居而来的。1971年和1974年，两次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了迄今为止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被命名为“左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台湾早期住民中，还有少部属于尼格利陀人种的矮黑人和属于疏球人种的琅峤人。上述台湾早期住民是现今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　　台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30年。当时三国吴王孙权派1万官兵到达“夷洲”(台湾)，吴人沈某（此字打不出来）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隋唐时期(公元589—618年)称台湾为“流求”。隋王朝曾三次出师台湾。据史籍记载，610年(隋大业六年)汉族人民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公元960一1368年)，汉族人民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以后，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公元12世纪，宋朝将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湾。元、明两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明朝后期开始出现台湾的名称。进入17世纪之后，汉人在台湾开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战乱和灾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当局和郑芝龙集团曾经有组织地移民台湾。　　16世纪，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迅速发展、开始把触角伸向东方。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侵入台湾。不久，西班牙人侵占了台湾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后于l642年被荷兰人赶走，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实行强制统治，把土地据为已有，强迫人民缴纳各种租税，掠夺台湾的米、糖，把其收购到的中国生丝、糖和瓷器经台湾转口运往各国，牟取高额利润。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反抗。1652年9月，农民领袖郭怀一领导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荷兰的殖民统治已经出现危机。　　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朝政权。1661年4月，郑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25万将士及数百艘战舰，由金门进军台湾。郑成功在进军台湾时，向荷兰殖民者表示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台湾和澎湖这两个“岛屿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和耕种这一土地”，荷兰“自应把它归还原主。”经过激烈战斗和围困，1662年2月，郑成功迫使荷兰总督揆一签字投降。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中国领土台湾，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　　郑成功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仅4个月即病逝。郑氏政权把大陆的政治、文教制度移植台湾，重视土地开发和兴修水利，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到郑氏政权末期，台湾的汉族人口已达12万人。　　郑氏政权末期与清政府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清政府平定大陆后，开始谋划进攻台湾，曾经采取招抚方针，企图说服郑氏降清未果。郑氏政权曾多次反攻大陆沿海地区，至1678年秋郑军战败，所占领的东南沿海州县全部丧失，随即完全退守台湾。此时，清朝政府统治中国已成定局，郑氏政权逐步演变成为地方割据政权。1683年7月8日，清政府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水陆官兵2万余人、战船200余艘，从铜山向澎湖、台湾进发。清军向澎湖守军发起攻击，郑军溃败。郑成功之孙郑克<土加爽>（此字打不出来）率众归顺清政府。　　1684年，清政府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至1811年，台湾人口已达190万，其中多数是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移民大量开垦荒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并向大陆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陆输入的日用消费品和建筑材料等，使台湾的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个时期．台湾与福建、广东的来往十分密切．中华文化更加全面地传入台湾。　　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逼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19世纪60年代．台湾的淡水、鸡笼、安平、打狗相继开港、进口以鸦片为大宗，出口则以茶、糖、樟脑为主。　　l9世纪70年代，实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对外“开疆拓土”。向南把琉球和台湾作为扩张的目标，声称台湾是“土番”居住区．是“无主之地”，不在中国主权之下。清政府—再申明：“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全台郡之生番，无一社不归中国者”。1874年1月、日军入侵台湾。10月，中日签订《北京专条》，虽然软弱的清政府对日本作出妥协，但《北京专条》仍表明中国对整个台湾行使主权。此后．清朝官员提出台湾设省的建议。　　由于西方列强向中国边疆侵逼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遭刘铭传率军重创。到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定，法军被迫撤出台湾。　　刘铭传　　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于1885年将台湾划为单一行省，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首任台湾省巡抚刘铭传积极推行自强新政，清理田赋，增加财政收入，购买轮船，架设电报线，设立邮电总局，建造铁路；购买军舰，增设炮台。设立机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务局，安装新式采煤机器；设立兴市公司，建街造路；创立西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建设人才。刘铭传把众多新式事业集中于一省，使台湾成为当时中国的先进省份之一。　　l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战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出后，举国同愤，反对割台；台湾全省“哭声震天”，鸣锣罢市。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福等率军民反抗日本的侵占．坚持了5个多月的战斗，历经大小百余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　　日本在台湾实行总督专制的统治体制，建立严密的警察制度，控制台湾社会，并且利用保甲制度作为警察政治的辅助工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灌输忠“君”(天皇)爱“国”(日本)思想，力图把台湾人民变成日本的忠臣良民。在经济上，实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政策，由台湾向日本提供稻米和蔗糖；后期则配合日本的南进政策，在台湾发展与军需有关的工业，把台湾当作日军的补给地。台湾人民从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统治。在日据初期，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进行了长达20年的斗争。后来，文化协会、民众党、***等还组织领导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抵抗运功。　　1937年7月日本制造“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参加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作出了贡献。1941年l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明确昭告中外：“所有—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　　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英勇的抗日战争，终于收复了台湾。台湾同胞欢天喜地，庆祝回归祖国。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