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英国剑桥大学简介。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简称Cantab)，位于英格兰的剑桥镇，是英国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齐名为英国的两所最优秀的大学，被合称为“牛桥(Oxbridge)”，英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政治家都来自于这所大学。剑桥大学也是诞生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高等学府，有81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在此执教或学习(请参考至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大学)，70多人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剑桥大学还是英国的名校联盟“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 of Universities)和欧洲的大学联盟科英布拉集团(Coimbra Group)的成员。 　剑桥大学历史 　12世纪，圣芳济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来到这片平坦、潮湿的沼泽区定居，剑桥镇由此诞生。 　1209年，牛津大学的两名经院派哲学家被控谋杀了一名妓女，牛津市法庭将他们判处绞刑。为了表示抗议，牛津教师们有一段时间停止授课，纷纷离去，其中一部份人来到了剑桥镇。离开，重建，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莱比锡大学也是一部份人从布拉格大学分裂出来后创建的。可为什么将这所大学建在剑桥，而不是在北汉普顿或斯坦福德呢它们也是繁华的市镇，也有牛津的大学生住在那里。为什么不是在伦敦呢或在一座林肯这样的主教座堂城市呢当时那里已经有一所主教教堂学校了。尽管在剑桥创建大学的情况模糊不清，根据记载：面对怀疑的市民，一群教师和大学生成功地争取到了王室和教会的保护，这是不稳定时代的基本条件。最迟1225年左右，剑桥的教师们就从他们当中选出了一位校长，他的权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国王的批准，大学的自主管理就由此而来。不久之后，1233年，格雷戈尔九世教皇也批准了，这种教会特权牛津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说起这一点，剑桥的大学档案员伊丽莎白·丽德哈姆-格林洋洋自得(“剑桥经常后于牛津起步但总是先于牛津完成。”)然而，更重要的是，亨利希三世及其继承人的法令确保了这两所大学的垄断地位。一直到19世纪，整整六百年，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仅有的大学。欧洲其它地方没有哪里有这种垄断的。跟牛津一样，剑桥的这所大学一开始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在租来的房子里讲课和生活，哪里有地方就在哪里。大学生们从一开始就住在旅舍(hostel)里，由店主负责监督。1280年，在这种私人旅舍被有着自己的校舍和捐款的学院取代之前，全城已经有34家这种大学生公寓了，捐款能保证学院的持久性和独立性。 　1284年，艾利修道院的休·德·巴尔夏姆主教创办了剑桥的第一所学院，彼得豪斯学院。直到学院章程它依照的都是比牛津的它早20年的主教学院、默顿学院的模式。彼得豪斯学院设有一位院长和十四名院士，两位大长老负责每天的礼拜，两名财务主任负责财务管理，一位募捐负责人，能付得起钱的时候就还请有一名门房。除去二、三名贫困学，这是一个获得学位者的群体，一个高级大学生机构，按照的是巴黎索邦学院的模式。直到爱德华二世创建的国王学院，才在14世纪初期形成了指导性方案：以学院作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集体。人们称那些学生为国王的孩子们，他们确实还是孩子，入学年龄：14岁左右。当时上大学的都有些什么人呢首先，主要是小地主和城市的上层社会将他们的儿子们送来剑桥，贵族和乡绅比较少。中世纪早期学生的生活环境像修道院一样严厉、贫穷。经常是只有神学博士，即获得博士学位的神学家，有权得到一个自己的房间。其他的所有院士都跟一组大学生同居一室――圣约翰学院规定：“一张床上不超过二人，除非他们不满14岁。”清晨和晚上必须做礼拜，坐在简陋冰冷、地面铺着干草的教室里听讲座、进行辩论。没有体育活动和有组织的业余时间。惟一的调剂：城里的小酒馆和夫人们。早在1342年就有人对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们时兴的越轨表示不满了：“光头本是他们的地位的标志，他们蔑视这一标志，女人似地将头发长长地披在肩头，或者烫成卷发、涂脂抹粉(……)他们穿毛领长袍、红绿色格子的鞋，围很长的真丝围巾，他们手指上戴着戒指，腰缠又宽又贵、嵌有人物和黄金的腰带，腰带上挂着剑似的刀子。”当时一学年就分成三学期了。和中世纪所有的欧洲大学一样，在剑桥，基本课程设有七门“文科”, 人们也称它们是“不能谋生的艺术”：老一套的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三学，然后是算术、音乐、天文学和几何学四学，另有三门哲学：玄学、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七年学习后，谁通过了文科考试，就成了文科硕士，有权授课。可是，如果有谁想成为法学、医学或神学博士，在王室或教会发展，他们就得再熬过十年――整整十七年，没有分文助学金。 　牛桥毕业生从前就有最理想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1348/49年的那场夺走了英国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瘟疫之后，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管理人员、法学家、医生的需求增加了。1370年前后剑桥共有八所学院,大约20多家旅舍。整个大学有将近700人，不及今天的一个女王学院的多。直到15世纪，牛津的这位穷表弟才具有了跟他的老伙伴同样大的规模，虽然影响还不及它。 　中世纪的学院也是灵魂得救的保障措施，它们有还愿教堂，必须长期在那里为他们的资助人做弥撒。创办一所学院被视为宗教行为，就像捐资修建一座修道院或一幅祭坛画一样。剑桥早期的学院创建人绝对不只是教会人员。也包括国王和他们的女人，像伊丽莎白·德·克莱尔和彭布罗克伯爵夫人这样的上层贵族的太太，国家官员、商人，主教相当少。基督圣体学院的监护人最为特殊，它是剑桥(和牛津)惟一一座由城市的两个行会共同创办的学院，1352年――30年后，市民们险些又将它毁掉。在中世纪的大学城市里，“市镇”和“学院”之间的摩擦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就代表大学生们向剑桥市长抱怨房租太高了。反过来，市民们又对大学的各种特权不满，从对酒馆营业执照的监督到自己享有审判权，这是13世纪以来所有的英国君主即位时答应这两所大学的――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时。愤怒积聚起来，1381年农民暴动袭击了剑桥。暴民们在市长的率领下抢掠了大学生宿舍、学院和圣玛丽学院里的大学保险箱。文献被毁，文件和图书被堆在市场上烧掉了：“不要牧师们教书，不要!” 　城市必须为1381年的骚乱做出痛苦的赔偿。国王重新加强了大学的地位。它后来还监督剑桥镇的度量衡、秤砣和生活用品价格。它甚至检查城市市民的业余活动，足球和演戏、斗鸡和斗熊。直到1856年议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大学才失去了它的监督城市的集市和年市、颁发酒馆营业执照和自行判决的权利。但它一直将它的不让学生们受到最危险的诱惑的古老权利保持到1894年，即批准逮捕妓女和演戏的权利。直到1974年，大学在市议会里都有四名自己的代表。直到21世纪初，布莱尔政府才成功地剥夺了剑桥大学最后的特权，该特权可以追溯到理查德二世1382年的一封文件：颁发葡萄酒许可证的权利。 　使中世纪的城市形象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兴建学院，最激怒市民的莫过于大学地皮的扩张。当您坐在国王学院前的矮墙上时，您就很容易想象：墙后的草地上曾经密密麻麻地盖着一排排房屋，一条条胡同通向河流，那座著名礼拜堂所在的宽敞庭院和草地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城区――1441年，亨利六世国王虚荣地兴建学院，将它拆除了，平整了。那里曾经坐落着数百座手工业者的住房和商店，沿着曾经的米尔恩街分布，一条跟河流平行的主要街道，只能从它的剩余部份辨认出它的走向来：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那是一场模范性的城市改造，或许已经有了炒地皮，无论如何是一场彻底转变结构的开始。河畔的手工业区变成了校园，欧洲最漂亮的学院公园之一，后园。 　这期间大学建起了它的第一幢自己的大楼，有课堂、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大楼的老学堂(1350年-1475年)。别的学院都围绕着这个学院核心：克莱尔学院、三一学堂、冈维尔学堂。剑河边的仓库、造船厂和码头也渐渐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剑桥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已经位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很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town(市民)为主，而不是gown(学袍)。 　人文主义思想也随着印刷术传播开来。欧洲这场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是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伊拉斯谟来到剑桥。他来了，咒骂这里的气候、走了味的啤酒、差劲的抄写员，实际上是对一切都不满，断断续续地呆了近三年。从1511年到1514年他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和希腊语，写作，翻译，出书，通信，有着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伊拉斯谟对于剑桥不仅仅是一名布道者。原始资料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重心从神学转到了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到了培养有学问的国家栋梁。从此以后，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莱语的兴趣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这里也是改革的温床。什么叫大学学校简介 剑桥大学 [1]（University of Cambridge）成立于1209年，最早是由一批为躲避殴斗而从牛津大学逃离出来的老师建立的。亨利三世国王在1231年授予剑桥教学垄断权。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齐名为英国的两所最优秀的大学，被合称为“Oxbridge”，是世界十大名校之一，81位诺贝尔奖得主出自此校。剑桥大学是英国名校联盟“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和欧洲的大学联盟科英布拉集团（Coimbra Group）的成员。现任校长是艾利森·理查德。 剑桥大学所处的剑桥(Cambridge)是一个拥有10万居民的英格兰小镇，距英国首都伦敦不到100千米，这个小镇有一条河流穿过，被命名为“剑河”（River Cam，也译作“康河”），早在公元前43年，罗马士兵就驻扎在剑河边，后来还在剑河上建起了一座大桥，这样，河名和桥加住一起，就构成了剑桥这一地名。绝大多数的学院、研究所、图书馆和实验室都在这个镇上，此外还有20多所教堂。 校徽剑桥大学有31个学院，有三个女子学院，两个专门的研究生院，各学院历史背景不同，实行独特的学院制，风格各异的35所学院经济上自负盈亏；剑桥大学负责生源规划和教学工作，各学院内部录取步骤各异，每个学院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微型大学，有自己的校规校纪。剑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彼得学院于1284年建立，其他的学院在14和15世纪陆续建立。 剑桥大学的许多地方保留着中世纪以来的风貌，到处可见几百年来不断按原样精心维修的古城建筑，许多校舍的门廊、墙壁上仍然装饰着古朴庄严的塑像和印章，高大的染色玻璃窗像一幅幅瑰丽的画面。剑桥大学有教师(教授、副教授、讲师)1,000余名，另外还有1,000余名访问学者。剑桥大学共有学生16,900名，其中包括6,935名研究生，72%的研究生来自其它大学，研究生中42%是国外留学生，女生占36%。大学校长为女王丈夫菲历普亲王(他同时兼任牛津大学校长)，设一名常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剑桥大学的学生参与多种业余活动，其中划船是最流行的体育运动，剑桥大学各学院间经常比赛，而且剑桥大学每年都会与牛津大学举行划船比赛。各学院间还举行其他各种体育比赛，包括橄榄球、板球、国际象棋等。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该大学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编制的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名列第五十九。[编辑本段]组织机构 剑桥大学 [1]实际上只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学院联合体，各学院高度自治，但是都遵守统一的剑桥大学章程，该章程是由大学的立法机构起草通过的，每年还会修订。剑桥大学只负责考试与学位颁发，而招收学生的具体标准则由各学院自行决定，并自行招生。 剑桥的35个学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只有10万人左右的小镇里。这些学院建于不同的时代，最早的已有七、八百年历史了。就像它们的建筑一样各具特色，每个学院都有各自的风格和独立的个性。 � 大学与学院虽相辅相成，却是不同的实体，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大学是公有制，由国家拨款，而学院则为私有，自谋生路，自负盈亏。大学负责研究生的，而学院则负责本科生的招生，数量则由大学统一规划。所有学生的教学是由大学负责的，而学院负责学生的生活和本科生的业余辅导。每年年底，大学按照各学院本科生的成绩，按一定规则打分，把学院排队，促使学院之间相互竞争。� 剑桥大学的校长是由学校参议院选举产生的，一般都由社会上受人尊敬、有名望的人担任。校长一职是象征性的，校长很少介入大学事务，一般只负责颁发荣誉学位和出席学校的各种庆典等，虽然他也可以给副校长和大学管理人员提供建议。真正负责大学日常事务的是副校长，由大学会议（Council）提名，剑桥摄政院（Regent House）投票任命。副校长下面还有多位助理副校长，负责专门的领域，协助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摄政院是大学最高立法与权力机关，由各学院的教职人员组成，有大约3,000名成员。他们可以制订或修改学校规章、章程，投票任命副校长、大学会议成员、颁发学位和荣誉学位。决策的制定分两种：第一种是较简单、意见同意的动议（如任命校长和大学人员），一般都由大学会议提出，发表在剑桥校刊上发表公告，如果在10天内没有一定数目的摄政院成员反对，就算通过。而如果是由大学会议以外人士提出的比较复杂、重大的动议，则也是由提案人先将动议发表在校刊上，然后举行公开辩论，最后在提案人考虑过所有意见后，建议摄政院修改提案，然后再发表在校刊上，如10天内无一定数目的摄政院成员反对就算通过。但如果有一定数量的成员认为有必要，则摄政院需举行投票。投票是通过邮寄方式完成的。当摄政院召开会议时由校长主持，如果校长不在则由副校长主持，如副校长也缺席则由其指定的某一学院院长主持。现在几乎所有的事务都不必开会就可解决，但每年6月份必须召开4次会议，核准学位的颁发。此外如果剑桥大学需要颁发荣誉学位之前摄政院也需开会表决。 剑桥大学参议院曾经是最高立法机关，但是目前唯一的职责是选举校长。参议院成员包括所有获得剑桥大学硕士以上学位的学生或教授。 大学会议全称参议院会议，负责日常行政工作，成员共21人，包括校长（但一般不出席）、副校长和19名由选举产生的成员。19人包括4名学院院长代表、4名教授代表、8名来自摄政院的其他成员和3名学生代表（其中至少有1名是研究生）。前三类成员由摄政院选举产生，学生代表则由学生选举产生。[编辑本段]行政机构 校长和副校长 学的现任校长是爱丁堡公爵，副校长是艾莉森·理查德教授。校长办公室只是形式上设置的，而副校长则是大学实质的学术和行政首脑。大学内部的管理是由大学的各个部门独立进行，而仅有少数的对外事务由大学中央机构委派代表处理。 参议院和摄政院 大学参议院成员必须拥有研究生或更高的学位，负责选举产生大学校长和英国下议院剑桥大学选区的成员，直至1950年这一规定被废除。在1926年以前，参议院是大学的行政部门，履行现在摄政院的职责。 大学摄政院是大学现在的行政部门，成员包括大学校长、高级管家、副高级管家、大学代表和来自大学和学院的高级成员。 议会和理事会 大学议会是大学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定期要向摄政院汇报，并监督制衡摄政院的权利职能。大学议会有权向摄政院报告大学普遍关注的问题，并通过大学官方杂志将问题公布。自从2005年1月，大学议会两位校外成员，2008年3月摄政院投票将议会校外成员增加至四位，并于2008年7月得到女王批准。 大学理事会负责大学的学术和教学工作，由议会负责管理。理事会同时管理大学不同科系的理事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大学的不同部门都由中央行政机构管理和监督。 科系 剑桥大学现有超过150所科系和研究机构，科系的成员通常也是一所或多所学院的成员，通常负责大学的学术和研究工作。 大学的科系和研究机构被组合为六所主要的科系，每个主要科系由许多科系和研究机构组成，并拥有一个议会负责监督不同机构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剑桥大学六所主要的科系是： 艺术和人文 生物科学（包括兽医医药） 临床医学 人文和社会科学 物理科学 技术 除此之外，剑桥大学的一些机构也负责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这包括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大学图书馆。[编辑本段]课程设置 一般来说，英国的学制要比美国的短。剑桥大学[1]的本科生一般是三到四年。上完三年，就可得到学士学位；上完四年，下来就是硕士(MA)；如果三年拿到学士学位后就参加工作，一年以后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再交论文，直接申请硕士学位。所以严格说来，剑桥大学没有真正的硕士，硕士学位只是一个过渡。副博士是剑桥和牛津的一个稍具特色的学位，因专业不同，一般是两年，授课一年，论文一年，(经济系为一年的课程加论文)。如果课程的考试成绩(一般是四门课)超过65分，就可直接转为博士，再读两年就可获得博士学位。副博士和硕士的区别有三个：其一，副博士的一年或两年时间是可以计算到博士的时间，而从硕士直读博士，是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其二，如果你的最终成绩在65分以上，学校可以为你提供开放的时间，在有效时间内(如两年)，你随时可去上学，再继续你的博士学业；其三，剑桥规定，如果你拿到副博士学位后，工作满一定年限，你也可直接提交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学校根据你的论文质量和工作业绩，可授你博士学位，而硕士则无此殊荣。但由此途径得到博士学位是不太容易的。[编辑本段]专业设置 建筑和艺术史系；古希腊和罗马语言文学系；神学系；英语系；现代和中古语言学系；音乐系；东方系；经济系；教育系；历史系；法律系；哲学系；社会和政治科学系；地球科学地理系；工程系；数学系；物理化学系；考古和人类学系；医药医学系；计算机科学技术；土地经济系；管理系；生物系；心理学[编辑本段]学校历史 12世纪，圣芳济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来到这片平坦、潮湿的沼泽区定居，剑桥镇由此诞生。 1209年，牛津大学的两名经院派哲学家被控谋杀了一名妓女，牛津市法庭将他们判处绞刑。为了表示抗议，牛津教师们有一段时间停止授课，纷纷离去，其中一部分人来到了剑桥镇。离开，重建，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莱比锡大学也是一部分人从布拉格大学分裂出来后创建的。可为什么将这所大学建在剑桥，而不是在北汉普顿或斯坦福德呢？它们也是繁华的市镇，也有牛津的大学生住在那里。为什么不是在伦敦呢？或在一座林肯这样的主教座堂城市呢？当时那里已经有一所主教教堂学校了。 尽管在剑桥创建大学的情况模糊不清，根据记载：面对怀疑的市民，一群教师和大学生成功地争取到了王室和教会的保护，这是不稳定时代的基本条件。最迟1225年左右，剑桥的教师们就从他们当中选出了一位校长，他的权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国王的批准，大学的自主管理就由此而来。不久之后，1233年，格雷戈尔九世教皇也批准了，这种教会特权牛津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说起这一点，剑桥的大学档案员伊丽莎白·丽德哈姆－格林洋洋自得（“剑桥经常后于牛津起步但总是先于牛津完成。”）然而，更重要的是，亨利希三世及其继承人的法令确保了这两所大学的垄断地位。一直到19世纪，整整六百年，牛津和剑桥都是英国仅有的大学。欧洲其它地方没有哪里有这种垄断的。 跟牛津一样，剑桥的这所大学一开始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在租来的房子里讲课和生活，哪里有地方就在哪里。大学生们从一开始就住在旅舍（hostel）里，由店主负责监督。1280年，在这种私人旅舍被有着自己的校舍和捐款的学院取代之前，全城已经有34家这种大学生公寓了，捐款能保证学院的持久性和独立性。 1284年，艾利修道院的休·德·巴尔夏姆主教创办了剑桥的第一所学院，彼得豪斯学院。直到学院章程它依照的都是比牛津的它早20年的主教学院、默顿学院的模式。彼得豪斯学院设有一位院长和十四名院士，两位大长老负责每天的礼拜，两名财务主任负责财务管理，一位募捐负责人，能付得起钱的时候就还请有一名门房。除去二、三名贫困学，这是一个获得学位者的群体，一个高级大学生机构，按照的是巴黎索邦学院的模式。直到爱德华二世创建的国王学院，才在14世纪初期形成了指导性方案：以学院作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集体。人们称那些学生为国王的孩子们，他们确实还是孩子，入学年龄：14岁左右。 当时上大学的都有些什么人呢？首先，主要是小地主和城市的上层社会将他们的儿子们送来剑桥，贵族和乡绅比较少。中世纪早期学生的生活环境像修道院一样严厉、贫穷。经常是只有神学博士，即获得博士学位的神学家，有权得到一个自己的房间。其他的所有院士都跟一组大学生同居一室――圣约翰学院规定：“一张床上不超过二人，除非他们不满14岁。”清晨和晚上必须做礼拜，坐在简陋冰冷、地面铺着干草的教室里听讲座、进行辩论。没有体育活动和有组织的业余时间。唯一的调剂：城里的小酒馆和夫人们。早在1342年就有人对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们时兴的越轨表示不满了：“光头本是他们的地位的标志，他们蔑视这一标志，女人似地将头发长长地披在肩头，或者烫成卷发、涂脂抹粉（……）他们穿毛领长袍、红绿色格子的鞋，围很长的真丝围巾，他们手指上戴着戒指，腰缠又宽又贵、嵌有人物和黄金的腰带，腰带上挂着剑似的刀子。” 当时一学年就分成三学期了。和中世纪所有的欧洲大学一样，在剑桥，基本课程设有七门“文科”, 人们也称它们是“不能谋生的艺术”：老一套的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三学，然后是算术、音乐、天文学和几何学四学，另有三门哲学：玄学、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七年学习后，谁通过了文科考试，就成了文科硕士，有权授课。可是，如果有谁想成为法学、医学或神学博士，在王室或教会发展，他们就得再熬过十年――整整十七年，没有分文助学金。 牛桥毕业生从前就有最理想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1348／49年的那场夺走了英国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瘟疫之后，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管理人员、法学家、医生的需求增加了。1370年前后剑桥共有八所学院,大约20多家旅舍。整个大学有将近700人，不及今天的一个女王学院的多。直到15世纪，牛津的这位穷表弟才具有了跟他的老伙伴同样大的规模，虽然影响还不及它。 中世纪的学院也是灵魂得救的保障措施，它们有还愿教堂，必须长期在那里为他们的资助人做弥撒。创办一所学院被视为宗教行为，就像捐资修建一座修道院或一幅祭坛画一样。剑桥早期的学院创建人绝对不只是教会人员。也包括国王和他们的女人，像伊丽莎白·德·克莱尔和彭布罗克伯爵夫人这样的上层贵族的太太，国家官员、商人，主教相当少。基督圣体学院的监护人最为特殊，它是剑桥（和牛津）唯一一座由城市的两个行会共同创办的学院，1352年――30年后，市民们险些又将它毁掉。 在中世纪的大学城市里，“市镇”和“学院”之间的摩擦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就代表大学生们向剑桥市长抱怨房租太高了。反过来，市民们又对大学的各种特权不满，从对酒馆营业执照的监督到自己享有审判权，这是13世纪以来所有的英国君主即位时答应这两所大学的――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时。愤怒积聚起来，1381年农民暴动袭击了剑桥。暴民们在市长的率领下抢掠了大学生宿舍、学院和圣玛丽学院里的大学保险箱。文献被毁，文件和图书被堆在市场上烧掉了：“不要牧师们教书，不要！” 城市必须为1381年的骚乱做出痛苦的赔偿。国王重新加强了大学的地位。它后来还监督剑桥镇的度量衡、秤砣和生活用品价格。它甚至检查城市市民的业余活动，足球和演戏、斗鸡和斗熊。直到1856年议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大学才失去了它的监督城市的集市和年市、颁发酒馆营业执照和自行判决的权利。但它一直将它的不让学生们受到最危险的诱惑的古老权利保持到1894年，即批准逮捕妓女和演戏的权利。直到1974年，大学在市议会里都有四名自己的代表。直到21世纪初，布莱尔政府才成功地剥夺了剑桥大学最后的特权，该特权可以追溯到理查德二世1382年的一封文件：颁发葡萄酒许可证的权利。 使中世纪的城市形象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兴建学院，最激怒市民的莫过于大学地皮的扩张。当您坐在国王学院前的矮墙上时，您就很容易想象：墙后的草地上曾经密密麻麻地盖着一排排房屋，一条条胡同通向河流，那座著名礼拜堂所在的宽敞庭院和草地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城区――1441年，亨利六世国王虚荣地兴建学院，将它拆除了，平整了。那里曾经坐落着数百座手工业者的住房和商店，沿着曾经的米尔恩街分布，一条跟河流平行的主要街道，只能从它的剩余部份辨认出它的走向来：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那是一场模范性的城市改造，或许已经有了炒地皮，无论如何是一场彻底转变结构的开始。河畔的手工业区变成了校园，欧洲最漂亮的学院公园之一，后园。 这期间大学建起了它的第一幢自己的大楼，有课堂、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大楼的老学堂（1350年－1475年）。别的学院都围绕着这个学院核心：克莱尔学院、三一学堂、冈维尔学堂。剑河边的仓库、造船厂和码头也渐渐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剑桥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已经位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很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town（市民）为主，而不是gown（学袍）。 人文主义思想也随着印刷术传播开来。欧洲这场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是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伊拉斯谟来到剑桥。他来了，咒骂这里的气候、走了味的啤酒、差劲的抄写员，实际上是对一切都不满，断断续续地呆了近三年。从1511年到1514年他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和希腊语，写作，翻译，出书，通信，有着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伊拉斯谟对于剑桥不仅仅是一名布道者。原始资料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重心从神学转到了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到了培养有学问的国家栋梁。从此以后，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莱语的兴趣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这里也是改革的温床。 将伊拉谟斯召来剑桥的那人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他在这一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女王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担任大学校长30年，是一位学者和影响巨大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的忏悔神父。这位虔诚的院长不是建议她将财产捐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议她将她的灵魂的救赎和剑桥联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个神学教授席位（1502年），剑桥最早的教师职位，然后是一所学院，基督学院（1505年），身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学院，圣约翰学院（1511年）。亨利七世完成国王教堂也要归功于约翰·费希尔的参与。巨额的捐助，学生人数的增加，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这一切都使剑桥大学在几年内上升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首先是和牛津处于同等水平。约翰·费希尔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将温和的伊拉斯谟召来了剑桥，让人公开焚烧马丁·路德的作品。到头来他自己站在了断头台上。他的对手中包括一位耶稣学院从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提醒亨利希八世国王，说剑桥的神学家们同意对棘手的教会权益的决定权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释。在威胁性的强迫之下，大学同意了，但大学校长不同意。1535年，约翰·菲希尔被当作大叛徒处决了，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和较为保守的牛津不同的是，剑桥的教师们愿意接受路德的新教学说。他们于1521年聚集在国王学院的白马酒馆，讨论从德国传来的这一新理论。人们称这一同情者的团体“小德国”（Little Germany）。要不是它们的酒馆早就被拆除了的话，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读到这样的牌子：“英国新教的先驱者们曾经在此喝酒。”休·拉蒂默、托马斯·克拉默、迈尔斯·科弗代尔、马修·帕克、威廉·廷代尔――作为圣经译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国”的这些朋友们为在英国传播宗教改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两本书起的作用特别大，廷代尔的《圣经》和克拉默的礼拜书《公祷书》。 亨利希八世本人从来没有对剑桥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却向大学捐赠了五个王家教授席位，这属于时代和它的火焰式国王的自相矛盾。在这个突破的时代，王室需要牛津和剑桥充当可靠的管理人、法学家和牧师的储备室，充当政府的学院支柱。因此，亨利希八世本人最终于1546创办了一所学院，将两座较老的学院合并成一座规模更大、超过了迄今所有学院的新学院，三一学院，这不仅仅是贵族自由的标志。至今它仍是剑桥唯一的一所不由院士选举、而由王室根据首相的提议任命院长的学院。 1553年，亨利希的女儿、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亚·都铎登上了英国的王座。异教徒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学院院长都被撤职了。剑桥的三位革命先驱，克拉默、拉蒂默和里德利，都被烧死在牛津的火刑堆上。一些新教徒逃去了大陆上，有一些入土后也得不到安宁。1556年2月6日，新教神学家马丁·比塞和保罗·法基尔斯的尸体被挖出，他们的棺材被用链子缚在桩子上，抬到剑桥的集市广场上焚毁了，好像它们是异教的复辟者似的。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信奉新教，在她的统治下，大学渐渐得到了巩固，这次王位更替影响深远。人们继续激烈地争论圣经和教会的权威性。承认英国国教的宣誓使许多人陷进了一场良心纠纷、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完全忠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清教徒都一样。这位“处女女王”引进了院士必须独身的戒律，只有院长例外。从1570年起，这一禁止结婚的命令就被纳入了大学的规定――正式地直到1861年。创建了新的学院。埃曼努尔学院（1584年）和悉尼·苏塞克斯学院（1596年），两个学院都旨在促进新教，为了显示它们和信奉天主教的历史决裂，两座礼拜堂最初都是坐南朝北，而不是坐西朝东。 伊丽莎白一世只来过剑桥一回，那是在1564年夏天，她更喜欢“亲爱的牛津”，并且资助它。可在她长时间的统治期间，剑桥大学前所未有、以后也再没有这样接近过王位和权力。她的大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尔，在他的母校担任校长近四十年。剑桥的毕业生相继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任职于国家和教会的高级部门。 随着宗教上的稳固，大学生的人数也从1570年的1630名上升到1620年的3000名左右。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绅士”――下等贵族的儿子们前来就读了。当时形成了三类大学生：贵人（noblemen），他们支付昂贵的学习费用，不用考试就能拿到学位，作为fellow commoner和院士同桌用餐，这是他们的许多特权之一；公寓生（pensioners）,来自中等阶层的大学生，他们支付住宿和学习费用，但少一些；最后是sizar们，来自贫困家庭的助学金领取者，免除了费用，但必须在学院里从事服务。大学的三种社会等级的教育基础是16／17世纪发展形成的导师制，同时也是学院经济的一部份。年轻院士靠当导师维持生活。 数百年来，剑桥城只是这所大学的后花园，是廉价劳动力仓库。早在1954年，爱尔兰剧作家肖恩·奥卡西访问过剑桥后就写道：“这座城市挤在、弯弯曲曲地紧挨在学院建筑的周围，给人的印象像是一个没落的小伙子想期望一位富亲戚赐给他一个工作。”学院越扩张，它们对门卫、校役、清洁女工和匠人的需求量就越大。城市仍然相当小――1801年首次人口普查时，居民人数才不足9000人――是繁华农业经济中心的一个小镇。这里住着农民、石匠、啤酒酿造工人、裁缝、鞋匠、商人。城里没有大房子，有钱人住在周围的庄园上。但是，全国各地的客人、伦敦的马车、大陆的商人，他们每年都要来剑桥一次：在九月份，来赶斯图尔桥年市。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更喜欢牛津；他们将剑桥当作前往新集市赛马时中途休息的地方。当詹姆斯一世1614年留宿三一学院时，整个学院里禁止吸烟，因为众所周知，这位国王厌恶吸烟。为了供他消遣，教师们安排了一场哲学戏，一场有关剑桥大学“狗们是否进行三段论”问题的辩论表演。最后得出结论，狗不能思维。那位君主听后说，他的狗是例外。教师们钻牛角尖地高声附和。毫无疑问，剑桥是一个精神活跃的地方，充满神学和政治的辩论，获益匪浅的不光是年轻的弥尔顿。在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学生奥利弗·克伦威尔接触到了加尔文教的思想，1640年他以一票的优势代表剑桥被选进了议会――“那唯一的一票既毁了教会也毁了王国。”圣约翰学院的院士、诗人约翰·克利夫兰议论道。和城市不同的是，内战爆发时，大学继续忠于王室。1643年克伦威尔返回来，将学院变成了军营，将剑桥变成了东英吉利议会运动的司令部。大多数院长丢掉了他们的官职，有一半院士，共200多人，被解雇了；有些逃去了查尔斯一世驻陛的牛津。威廉·道辛受议会委托，想毁掉学院里从改革中幸存下来的一切：天使、圣像、各种显示罗马教皇权力的东西。不管这位塑像破坏者做得有多野蛮，他也反映了克伦威尔的许多同时代人极其虔诚。60年数学发展史大学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学府，综合性的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和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现在的大学毕业典礼大学一般包括一个能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和数个专业学院，以及能授予学士学位的一个本科生院。大学还包括高等专科（高职)学校。大学是一种概念，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或者说是一个学历证书能够代表的。只有真正能够学到实用技术的地方，才能够被称为大学。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没有大学文凭会很丢脸，觉得一定要有一个文凭才能获得认可。但是其实现实社会是一个很残酷的社会，出生和实际社会地位，群众往往只能看到后者，即使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假设你没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没有一份令人羡慕的薪资，你照样还只是一个失败者。真正的大学，不是学历，不是证书，而是技能的提升和素质的培养，很多家长无需要为了一个名称过于的执着，你需要选择的是真的适合自己孩子的，真的能够让孩子以后学有所用的“大学”。“考大学的目的就是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但随着经济转型和高校扩招，如今学历不等于好工作啊。所以，我觉得与其高考成绩不理想，去读一些三流的大学或者选择三流的专业，浪费几年大好时光，还不如去学习一门实用的技术呢!”这是现在很多刚毕业的二三流大学生的心声，因为他们在找工作时，学历并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反而那些有一首好技能的学生更受企业青睐。“学历不等于能力，更不等于好工作。相比一些同学在大学里浪费时间学习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或者大把时间花在谈恋爱和游戏上，还真的不如去学门技术呢!不得不说，现在实用性技术在就业市场上比大学毕业生更吃香。”这是走访各大招聘市场经常能听到的感慨。大学是什么？什么是大学？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157/50和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从明代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宣传唯心主义哲学，施行八股考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除珠算外，数学发展逐渐衰落。 16世纪末以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便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从明初到明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这种商业发展相适应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鲁班木经》的出现，说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儿童看图识字的课本，后者把算盘作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册中。 随着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诀也逐渐趋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归、起一口诀；徐心鲁和程大位增添加、减口诀并在除法中广泛应用归除，从而实现了珠算四则运算的全部口诀化；朱载墒和程大位把筹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应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数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1607年以后，他先后与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一卷，与李之藻编译《圜容较义》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启被礼部任命督修历法，在他主持下，编译《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主要是介绍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学说。作为这一学说的数学基础，希腊的几何学，欧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学，以及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等计算工具也同时介绍进来。 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几何原本》是明清两代数学家必读的数学书，对他们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 其次应用最广的是三角学，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割圆八线表》和《测量全义》。《大测》主要说明三角八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测量全义》除增加一些《大测》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较重要的是积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这些，在当时历法工作中都是随译随用的。 1646年，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来华，跟随他学习西方科学的有薛凤柞、方中通等。穆尼阁去世后，薛凤柞据其所学，编成《历学会通》，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历学会通》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前两书是介绍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和布里格斯发明增修的对数。后一书除《崇祯历书》介绍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纳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数度衍》对对数理论进行解释。对数的传入是十分重要，它在历法计算中立即就得到应用。 清初学者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而著书传世的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王锡阐《图解》、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其中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年希尧《视学》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他对传统数学中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幂求正根方法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濒于枯萎的明代数学出现了生机。年希尧的《视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方科学，他除了亲自学习天文数学外，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翻译了一些著作。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养斋汇编官，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杨道声等编纂天文算法书。1721年完成《律历渊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义于1723年出版。其中《数理精蕴》主要由梅彀成负责，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译自法文著作；下编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等初等数学，附有素数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并有康熙”御定”的名义，因此对当时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综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如和传统数学比较，是有进步的，但和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则明显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对外闭关自守，导致西方科学停止输入中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致使一般学者既不能接触西方数学，又不敢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埋头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的乾嘉学派。 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其中能突破旧有框框并有发明创造的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他们的工作，和宋元时代的代数学比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和西方代数学比较，在时间上晚了一些，但这些成果是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影响下独立得到的。 与传统数学研究出现高潮的同时，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集了从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书，荃萃群籍，甄而录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集团开展”洋务运动”，也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组织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邹立文与狄考文编译的《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笔算数学》；谢洪赉与潘慎文合译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等等。 《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译本；《代数学》是英国数学家德·摩根所著的符号代数学译本；《决疑数学》是第一部概率论译本。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但所用数学符号一般已被淘汰了。戊戌变法以后，各地兴办新法学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为主要教科书。 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进行一些研究，写出一些著作，较重要的有李善兰的《《尖锥变法解》《考数根法》；夏弯翔的《洞方术图解》《致曲术》《致曲图解》等等，都是会通中西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 由于输入的近代数学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加上清末统治者十分腐败，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下，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数学研究。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代数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 近现代数学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20世纪初至今的一段时间，常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 中国近3年留日的冯祖荀，1908年留美的郑之蕃，1910年留美的胡明复和赵元任，1911年留美的姜立夫，1912年留法的何鲁，1913年留日的陈建功和留比利时的熊庆来(1915年转留法)，1919年留日的苏步青等人。他们中的多数回国后成为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数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胡明复1917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随着留学人员的回国，各地大学的数学教育有了起色。最初只有北京大学1912年成立时建立的数学系，1920年姜立夫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系，1921年和1926年熊庆来分别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数学系，不久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陆续设立了数学系，到1932年各地已有32所大学设立了数学系或数理系。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首创数学研究部，开始招收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三十年代出国学习数学的还有江泽涵(1927)、陈省身(1934)、华罗庚(1936)、许宝騄(1936)等人，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外国数学家也有来华讲学的，例如英国的罗素(1920)，美国的伯克霍夫(1934)、奥斯古德(1934)、维纳(1935)，法国的阿达马(1936)等人。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共有33名代表出席。1936年《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相继问世，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解放以前的数学研究集中在纯数学领域，在国内外共发表论着600余种。在分析学方面，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熊庆来的亚纯函数与整函数论研究是代表作，另外还有泛函分析、变分法、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的成果；在数论与代数方面，华罗庚等人的解析数论、几何数论和代数数论以及近世代数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在几何与拓扑学方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江泽涵的代数拓扑学，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和示性类理论等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许宝騄在一元和多元分析方面得到许多基本定理及严密证明。此外，李俨和钱宝琮开创了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他们在古算史料的注释整理和考证分析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使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重放光彩。 1949年11月即成立中国科学院。1951年3月《中国数学学报》复刊(1952年改为《数学学报》)，1951年10月《中国数学杂志》复刊(1953年改为《数学通报》)。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数学发展方向和各类学校数学教学改革问题。 建国后的数学研究取现代数学开始于清末民初的留学活动。较早出国学习数学的有：190得长足进步。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华罗庚的《堆栈素数论》(1953)、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1954)、陈建功的《直角函数级数的和》(1954)和李俨的《中算史论丛》(5辑，1954-1955)等专着，到1966年，共发表各种数学论文约2万余篇。除了在数论、代数、几何、拓扑、函数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史等学科继续取得新成果外，还在微分方程、计算技术、运筹学、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等分支有所突破，有许多论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培养和成长起一大批优秀数学家。 60年代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基本停止，教育瘫痪、人员丧失、对外交流中断，后经多方努力状况略有改变。1970年《数学学报》恢复出版，并创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此外中国数学家在函数论、马尔可夫过程、概率应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也有一定创见。 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数学的复苏。1978年恢复全国数学竞赛，1985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1981年陈景润等数学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励。1983年国家首批授于18名中青年学者以博士学位，其中数学工作者占2/3。1986年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加入国际数学联合会，吴文俊应邀作了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45分钟演讲。近十几年来数学研究硕果累累，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成倍增长，质量不断上升。1985年庆祝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年会上，已确定中国数学发展的长远目标。代表们立志要不懈地努力，争取使中国在世界上早日成为新的数学大国。大学（University、College），学名为普通高等学校，是一种功能独特的组织， 是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术的高等学府。它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还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大学文化。大学从它产生到现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上溯到它的产生，它主要是从德国、英国等国家最早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大学源起于西方，现代西方大学又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英国大学、德国大学而到美国大学这样逐渐演化过来的，无论哪一个时代的大学都是以前大学的创造性继承而不是否定。扩展资料：大学的核心作用：国家的兴衰与大学的兴衰是紧密相关的。一个国家的实力有两个方面，一种是“硬实力”，另一种是“软实力”，“软实力”的核心和重点就是大学的兴衰。在当代，没有众多的高水平的大学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级大国，没有一批世界级大学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级强国。历史还反复证明另一个真理，世界级大学是在竞争中拼搏出来的。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人类社会正在逐步进入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崭新时代。——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