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群背负洋书包的孩子们，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成长故事，展现着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风貌。首先，李飞飞以坚韧的决心，决心成为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先锋，他的心路历程充满了对未来的思考和追求。童心，用音乐作为心灵的桥梁，她用温暖的旋律拥抱世界，她的故事充满了对艺术的热爱和对世界的理解。接着，耿博的梦想是政界的一抹亮色，他的从政之路源于对社会公正的热忱和对国家未来的期待。刘振志的成功秘诀在于珍惜每一次机会，他从每一次挑战中学习和成长。沈毅在美国的旅程是从零开始，他的故事充满了对新环境的适应和自我超越的决心。张晓宇则坚守自我，做自己喜欢的事，他的生活充满了热情和活力。范范对篮球的热爱让她在生活中找到了快乐，篮球场上的她是最自在的。雷光中则主张活出自我，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是为了自己，而非他人的期待。曹恁为何选择学习中文，他的故事揭示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姜姗姗则从自卑的阴影中走出，她的成长故事充满了勇气和坚韧。黄超的留美经历是他的个人成长史，而王怡乔在美国的头三个月，记录了她适应新环境的点滴。这些孩子们背负的洋书包，承载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最后，关于洋书包的背法，它不仅是工具，更是孩子们走向世界的桥梁，东西方教育的比较，揭示了他们如何在不同文化中找到自我，实现价值。关于秦王李世民的丰功伟绩庆应义塾大学成立于1858年，是日本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日本第一所私立的综合性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日本私学双雄”。庆应义塾大学以经济学、医学、文学、上学享誉全国，是日本一流的高等学府。校训：理想之门 庆应义塾大学的历史 庆应义塾大学是日本一所重要的私立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并称为“日本私学双雄”。它创建于1858年，由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江户（东京旧称）的筑地铁炮州购地创办，取“兰学塾”，又名“福泽屋”。10年后，即庆应4年，正式定名为庆应大学。如从1858年算起，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建比日本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还早。1871年，庆应义塾大学校舍迁至现在的本部校区所在地港区三田。到1890年正式成为日本政府认可的一所私立大学，设有文学、理财、法律3科，8年后又根据学制改革的要求，陆续增设了政治科、医学科。1920年，学科上升为学部，法律科与政治科合并为法学部，加上原有的学部，庆应大学已成为具有文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医学部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并创设了研究生院。1944年，原来的藤原工业大学并入庆应后改为工学部，并发展函授教育，新的学部和研究生学科不断充实。1957年增设商学部，1981年工学部改组，增设两个专业成为理工学部。后来，又在藤泽新区设立综合政策学部和环境情报学部。到今天，庆应大学已成为具有8个学部、8个研究生教育科和一批研究机构的规模宏大的大学。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庆应义塾大学的当今风采 “笔比剑强”打开“理想之门” 庆应义塾大学面向本科生教育的8个学部是：文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商学部、医学部、理工学部、综合政策学部和环境情报学部。研究生院设有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商学、医学、理工和经营管理等8个研究科。另外还有日本大学中规模最大的函授部。研究所主要有：语言教育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斯道文库（东亚文化研究所）、体育教育研究所、计算机教育研究所等。庆应共有4个图书馆，分布于三田、日吉、矢上和信浓汀4个校区，藏书总量为200万册。1907年建立的老图书馆，为八角塔式结构，已成为日本的重要文物。新建的三田图书馆有12个书库，采用现代化的服务。可藏书115万册，古代、现代、东西方的书刊较为丰富。在日本大学图书馆中声望较高。在“图书大学共享”的口号下，整个图书室全部开架服务，大大便利了师生员工阅览。庆应的校徽图案为一张盾牌上两笔尖交叉，寓意为“笔比剑强”，此图案用拉丁文刻印在三田图书馆旧馆的彩色玻璃门上。校旗颜色为蓝—红—蓝三色，左上角有校徽图案，校本部三田东大门被称为“理想之门”，取自于一首校园歌曲，这四个字已成为庆应的校训。校区和其他地方都竖有下列四座塑像，纪念为庆应做出重大贡献的先驱者：三田的小山内薰——新剧创始人；日吉校区内的平沼亮之——全能功勋运动员，被誉为“体育之父”；矢上校区内的藤原银次郎——今工学部前身藤原工业大学的创始者；四谷的北里柴三郎——被誉为“应庆医学之父”。另外在日吉校区内还树立小泉信三的纪念碑。用不着“吃皇粮”的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创始人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从西方列强的炮舰背后看到经济、科技的坚强后盾，于是决心开办学校“教育救国”。他本人生性怡淡，极端痛恨权术，自己不愿投身政界，也不鼓励学生从政。这种务实精神成了庆应办学的传统。该校校史曾有关于这方面的一段记载：“权力纷争无法侵犯它，任何事务干涉限制不了福泽追求学问的心志，这样特长的学风，即使至今日，都还在庆应义塾大学完整地保留着。”在这一优良校风的影响下庆应毕业生多半不愿从政，而愿意从基层做起，凭自己的学术基础、聪明才智、务实精神去开创局面。因此，在日本的企业、贸易、金融等实业领域，庆应的学子占据着重要的岗位。形成一群有实力的“庆应帮”。庆应的毕业生中虽未出现一名首相，担任国家公职的人数也不及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一半，但还是涌现了一批有名的政治家和政界要人，如尾崎行雄、犬养毅、藤山爱一郎、野坂参三、田川诚一、樱内义雄、桥本龙太郎等。庆应虽属私立学校，没有吃“皇粮”的条件，但它仍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学校创始人福泽谕吉最早上此讲授经济学，他号召向西方学习，建立新的经济学体系。在他的影响下，庆应先后成长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者，如小泉信三、江田一郎、气贺勘重、高桥诚一郎和野村兼太郎等。他们不仅使庆应的务实传统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得以发扬光大，而且向作为日本现代化强大支柱的金融、实业等各个经济领域提供了人才与理论。 庆应义塾大学的校园生活 师生形同父子创建人福泽谕吉的独立自尊和民主思想带给庆应大学的另一个传统是：自由开放的学风，对外来事物包容性极强，师生、校友之间有着强烈亲善互助关系。以研究生为例，导师与学生之间一旦确立了授受关系，就形同父子，导师将对学生的一生负责到底，无论大事小事，教师事必躬亲。庆应的校友称作“塾员”，教职员之间从不互称“先生”，而称“君”，先生的头衔只留给福泽谕吉一人享用。这一方面表达了全体师生员工对福泽的崇敬和爱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彼此之间融洽无间的关系。自由研究的学风在教学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如开展小班教学、提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根据学生的志趣水平分组教学，使用不同的教科书，教师进行辅导，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在大学生活前两年的普通教育和语言教学中尤为突出。蓬勃发展的学生活动仿照英式教育风格的庆应大学以学术自由及校园内蓬勃发展的学生活动著名。最重要的学生活动包括一年一度的秋季三田Mita节和半年一次的与私立校早稻田Waseda大学的棒球赛，学生也很爱参加自治地方和学校组织的文化和运动俱乐部。庆应义塾大学每个校区都有媒介网来维持研究、教育、临床课程，通过创造基础提供计算机通讯环境，也通过提供信息资源和信息加工技术来使用这个网。在校医院附近又有配备先进的医疗设施的附属医院。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当前，随着庆应义塾大学毕业生声誉的不断提高，报考庆应的学生越来越多，庆应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名牌大学，开始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并驾齐驱。在这种形势下庆应义塾大学如何面对新的挑战？现任校长石川忠雄提出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口号，即面对当前世界科技一日千里的发展形势，庆应人应以自己一贯传统和独特的学风、务实的精神去迎接时代的挑战。庆应人说得好：当今时代是我们自己的时代，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出自己的天地来。当然，庆应近些年来也是有变化的，例如在学科设置上冲破了原先的传统束缚，在湘南藤泽校园设置了综合政策学部和环境情报学部，其目的是对当前世界之事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种学科综合的视野上去认识、分析、研究，制定政策。 庆应义塾大学的院系及专业 庆应大学本科有9个学院:文,法,商,医,经济,理工,综合政策,环境情报,和医护学院。研究生院有9个学部:文,法,商,医,经济,理工,社科,经管, 媒体及行政管理。学科中最强的是文学部,经济学部,商学院和医学院。文学部的三田学派在日本文史哲领域中绝对领先,开有142门极具独特个性的课程。经济学部对日本以至世界的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建议受到广泛重视。商学院的会计和税务课程全国第一,学生兴趣广,教师水平高。医学院毕业生7000多人活跃在世界各地,全部计算机管理,是全日本最先进的医院之一。文学部:是庆应最老学部之一,它的特点是学科较多,如文学,史学,哲学,图书馆和人际关系学(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际科学)等。研究范围广泛,仅教员开设的课程就有142门,但每学科又有其独特的个性。以森鸥外,上田敏为顾问,永井荷风等组成的"三田文学",田中一部为首的"三田史学",川合员一为首的 "三田哲学"形成了带有庆应特征的三田学派。特别是前者,涌现了久保田万太郎,佐藤春夫,小岛政二郎,山本建吉,西胁顺三郎,池田弥三郎,远藤周作,江藤淳等知名的作家学者,还有2名"直木奖"得主:松村友视,三好京三。经济学部:亦是3个最老的学部之一。学校创始人福泽谕吉最早上此讲授经济学,他接受了西方的思想,翻译了外国经济学著作,摒弃了封建主义的经济思想,号召向西方学习,建立新的经济学体系。在他的影响下,庆应先后成长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者,如小泉信三,江田一郎,气贺勘重,高桥诚一郎和野村兼太郎等。他们不仅使庆应的务实传统在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得以发扬光大,而且向作为日本现代化强大支柱的金融,实业等各个经济领域提供了人才与理论。商学部:虽然是庆应的后起之秀,但它的5个特征使得它在日本大学的学科地位中不可小视。①学生来自日本各个地区;②外国进修生越来越多,是全校接受留学生最多的学部;③全国公认,是会计师同税理士资格取得人数最多,质量最好的学校,特别是前者,连续35年一直处于第一名的位置。④学生兴趣广泛,课程丰富多彩,共开有50余门课程,讲座内容充实;⑤教员研究水平高,为国内外公认,社会各界对商学部毕业生期望值高,很多校友已担任研究会长,国家行政官员及情报研究人员。医学部:创建于1917年,它的建立与福泽谕吉的影响密切有关。福泽最早在大阪的医学者绪方洪庵开办适塾中学,深知实学的重要,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并积极支持开办医学。当时从德国归来的世界知名细菌学者北里柴三郎在福泽的要求下出任首届学部长。该部已培养出7,000余名毕业生,他们活跃在世界各地,在医学教育,研究,医疗保健,医务行政等方面均做出了很大贡献。位于信浓汀校区的新建大学附设医院为日本屈指可数的几个最先进医院之一,全部由计算机控制,有 360个终端,1071张病床,每日就诊人数可3700多人。 庆应义塾大学的传统与办学理念 庆应创始人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从西方列强的炮舰背后看到经济,科技的坚强后盾,于是决心开办学校"教育救国",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取人之长为我所用。他本人生性淡泊,极端痛恨权术,自己不愿投身政界,也不鼓励学生从政。这种务实精神成了庆应办学的传统。该校校史曾有关于这方面的一段记载:"权力纷争无法侵犯它,任何事务干涉限制不了福泽追求学问的心志,这样特长的学风,即使至今日,都还在庆应义塾大学完整地保留着。"庆应毕业生多半不愿从政,而愿意从基层做起,凭自己的学术基础,聪明才智,务实精神去开创局面。因此,至今庆应的毕业生中虽然未出现一名首相,担任国家公务员的人数虽不及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一半,但还是涌现了一批有名的政治家和政界要人,如尾崎行雄,犬养毅,藤山爱一郎,野坂参三,田川诚一,樱内义雄,桥本龙太郎等,如果从日本的企业,贸易,金融等实业领域来看,那可非同小可,庆应的学子占据着重要的岗位。形成一群有实力的"庆应帮"。据1990年统计, 日本2000家大企业中,担任社长职务的除东京大学毕业生外,以庆应为多,达181名。人们说,"理财在庆应",此话颇有道理,庆应毕业生在国内找工作比其他大学的要容易得多。福泽的独立自尊和民主思想带给庆应的另一个传统是:自由开放的学风,对外来事物包容性极强,师生,校友之间强烈的互相关系。以研究生为例,导师与学生之间一旦确立了授受关系,就形同父子,将一生负责到底,无论大事小事,教师事必躬亲。即使对外国留学生,庆应的教师和学生只记住他们是庆应的子弟,并不把他们当成外国人看待,对留学生的关心和帮助极为周到。庆功应的校友称作"塾员",教职员之间从不互称"先生",而称"君",先生的头衔只留给福泽谕吉一人享用。这一方面表达了全体师生员工对福泽的崇敬和爱戴,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彼此之间融洽无间的关系。至今,庆应已同世界15个国家和地区的45所大学开展了教员与学生的相互交流,有587名各国留学生,同我国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建立了校际学术交流关系。自由研究的学风在教学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如开展小班教学,提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根据学生的志趣水平分组教学,使用不同的教科书,教师进行辅导,因材施教。这种做法,在大学生活前两年的普通教育和语言教学中尤为突出。大学办学理念:1、"谋求东洋革新,输入西洋文化教育"。这是福泽谕吉办学的指南。福泽谕吉极力主张日本"脱亚入欧",积极倡导欧洲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他认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为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完备的教育理论以指导日本国民进行全面的教育,通过教育来普及知识,增强国力,使日本摆脱小国寡民的衰微地位。他的理论涵盖普及教育,女子教育,智育,德育,家庭教育等领域,在此理念主导下,他完成了日本的教育实验,促成了日本近现代教育模式的形成,庆应义塾就在这样的完备的近代教育理论指导下日渐发展成为日本最为成功的教育救国的实验典范。2、"尚实学,倡独立"的教育目标。"实学"与"独立"是福泽谕吉教育实验所倡导的两个主要具体目标,提倡以"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作为教育课程的主流,他希望学生日后成为能做各种卑微小事的人。福译谕吉先生更加提倡"独立"这一观念,把无形的独立作为自己一生的精神追求,他以"一身独立而一国独立"为主要口号,鼓吹个人的独立自尊,社会的实利实益,他的思想后来被人们归结为"独立自尊",认为刚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日本人民要走向自由,就必须要学会保持独立之心,并通过立志尚学,以实用的学问丰富自己,来达到解放自我,富国强民的境界。福泽的这一思想为庆应大学的学生将来的就业取向和创业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庆应的大学生都具有独立创业的精神,他们毕业后主要在经济和商业领域创业,且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这样为其将来的成功打下了丰富的经验基础,在日本庆大被誉为"企业家的摇篮"。庆应大学培养学生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精神境界,创造和积累新的知识财富,发掘新的创业潜能,培养在社会中举足轻重,并且对世界有所贡献的人才。至今已经培养毕业生22万多人,包括现任首相小泉和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还有藤山爱一郎,野坂参三,樱田义雄等著名人士。小泉内阁中有5名庆应校友。但"庆应帮"在企业,贸易和金融实业中影响更大。2000家日本最大企业中庆应毕业的社长占十分之一。在日本有一种"理财在庆应"的说法。当前,随着庆应毕业生声誉的不断上升,报考庆应的学生越来越多,庆应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名牌大学,开始与东大,早稻田并驾齐驱。在这种形势下庆应如何发展现任校长石川忠雄提出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口号,即面对当前世界科技一日千里发展的形势,庆应人应以自己一贯传统和独特学风枣务实的精神去迎接时代的挑战。庆应人说得好:当今时代是我们自己的时代,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出自己的天地来。当然,庆应近些年来也是有变化的,例如在学科设置上冲破了原先的传统束缚,在湘南藤泽校园设置了综合政策学部和环境情报学部,其目的是对当前世界之事必须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种学科综合的视野上去认识,分析,研究,制定政策。又如为了扩大影响,近几年来庆应人也开始进入政界,以1989年与1980年相比,国会议员中的校际出身相比较,东大毕业的增加 8%,早稻田减少4%,而庆应增加了37%,这无疑是庆应顺应社会潮流的一个新动向。庆应大学还特别重视国际化的问题,为学生营造国际化的环境。为此他们建立了与伙伴学校学生交流项目,与27个国家和地区的110所知名大学或组织有着学生交流伙伴关系,其中中国有9所,包括清华大学。 庆应义塾大学与中国 庆应义塾大学发展到现在，已和世界15个国家与地区的45所大学开展了教员与学生的相互交流。同我国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建立了校际学术交流关系。在中国国际教育博览会上，庆应义塾大学也常常参展并与中国留学生进行面对面交流。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1929年东渡日本入庆应义塾大学英文科求学，并参加了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过普罗文学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机器人专家、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的郑南宁，曾于1985年在庆应义塾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纲也曾于2000年任庆应义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教授。2005年5月29日～6月5日，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国家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活动期间，邀请了原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汉籍版本学研究，曾对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收藏的宋元版书进行过系统调查研究的尾崎康教授，作了“《资治通鉴》的宋元刊本──版本学入门”的讲座。想在台湾从政，要会国语，台语还要什么语言啊李世民经常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自武德元年起，秦王李世民亲自指挥了三场大战役：一、破李轨，平定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杲（薛举之子），铲除了唐王朝来自西北方面的威胁；二、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巩固唐王朝的大后方；三、在虎牢之战中，一举翦灭中原两大割据势力——王世充和窦建德军事集团，取得了唐代统一战争决定性的胜利。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武德四年冬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陜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高祖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在李世民统治其间，唐朝国力强盛，被称为贞观之治。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戒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他在位期间，推行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积极推行科举制。 630年，击败东突厥，被尊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公元649年，唐太宗得了痢疾，医治最终无效，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李世民于649年7月病死于长安含风殿。葬于今中国陕西礼泉县东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谥号为“文皇帝”。 唐太宗善于听从大臣的批评和见解，魏征直谏200多次直陈他的过失。 唐太宗还精擅书法，以行书写碑，为后世鼻祖。著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死后更以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为陪葬品。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囊共槐栈В啦皇耙拧A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 一千二百年后，日本帝国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全方位地接受西洋文化，使自己再度平空跃进几百年，并把昔日的老师踩在脚下，在老师的“庭院”里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本民族并不高明，它只是善于学习而已。这个步子比别人慢半拍的民族有一个最大的优点――落后但不固执。当外来文明入侵时，它总是虚怀若谷地主动接受比本民族先进的文化，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接受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使自己快速跃进到先进民族的行列。 一个民族落后并不可怕，固执才是最可怕的！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什么贡献阿扁说的就是闽南话闽南话闽南话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说是“福佬话”也有人说是“貉獠话”远在1500年以前，甚至更早，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汉民族为了躲避战乱，辗转到河南光州，汉民族的文化也就这样由其子孙带到此处，此后再迁至闽南，最后跨越海峡，到了台湾。闽南、台湾等地传承此一文化的语言，正是我们现在习称的“闽南话”，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闽南话所蕴含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先祖在大迁徙中避开了中原民族融合所造成的语言改革，完整地保留了两汉时代的古汉音，也就是中原标准音，如今让我们受用不尽的闽南话经典不是别的，下是《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诗经》、《尚书》、《礼记》以及唐诗等民族智能的结晶，其中的《论语》，蕴含着极丰富的人生哲理。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用来翻译佛经的语言，正是唐初年“切韵”系统的中原汉语，而闽南话所用的“河洛话文音”正是唐朝中原汉语的“母语”。后来佛经由日本留学生用片假名记音传到日本而没用至今，今天日本人诵读佛经，呤唱诗词时，与闽南人用闽南话汉音诵读佛经，呤唱诗词在发音上几乎是一样的，这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佛经中音译或意译使用普通话无法了解其意旨，而用闽南话却好理解；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法师常常感叹，闽南话汉音之失传对诵读佛经的人是极大的损失。令人自豪的是，如今的闽南话已经成为地球60种主要语言的代表之一，它还被录制在美国1997年发射的“放行者”号宇宙飞船的镀金唱片上，到广漠无垠的星河中寻觅知音了。把闽南话作为汉语的参照系语言研究专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李如龙教授介绍，闽南话里包含着许多古汉语的成分，不管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这方面，有关专家作了比较充分的比较。学习古汉语，掌握福建方言尤其是闽南话的口音，比懂得其他地区的方言更有优势。比如“鼎”，古汉语中通常是指铁锅，闽南话的发音与古汉语的发音、词义是一致的。但其他地方的人理解起来就没有闽南人这么方便。李教授说，从古汉语演变、进化而来的现代工业汉语，与闽南话也有深刻的关系，如果能抓住闽南话的特点与现代汉语作比较，可以加速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和掌握。早期的语文教学，通常是从正音入手，然后从普通话联系方言的角度理解字义、词义。现在这种方法被淡忘甚至抛弃了。很多人以为方言会干扰汉语的学习，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比如你不懂或不讲闽南话，但你的普通话也未必就很标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大多老师善于进行方言与汉语之间的对比教学，拒绝了方言辅助教学的功能和作用。李教授说，灿烂的中华文化是汉语为表达主体的，但同时也包含着以不同方言表示的地域优秀文化特征。他认为，掌握闽南话不仅可以为汉语学习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系，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了解和理解闽南文化李如龙，全国著名的汉语方言研究专家，曾经参与创建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会说五六种地方方言。他认为：闽南话最早形成于泉州，然后一直向南流传到漳州、厦门、潮州，雷州、海南，然后又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说闽南话的总人数达到7000多万人，成为保留古汉语最多的强势方言。闽南话无疑是沟通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华人的一种无形而不朽的桥梁。这是22日下午李如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的。在访谈时，他还就厦门的闽南话和台湾闽南话的关系、如何学习闽南话，如何推广闽南文化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闽南话：保留古汉语最多的强势方言 记者：作为方言研究的专家，您能介绍一下闽南话的形成过程和影响范围吗？ 李如龙：闽南话形成于唐代，是东南部最早的汉语方言之一。吴语应该是形成最早的方言，由于离长江近，受官话的影响大，地方色彩有所淡化。闽南人偏居东南，与中原的交流少，闽南话反而成为保留最多古代汉语成分的方言，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闽南话的形成是多来源多层次的，既有百越族的“语言底层”，也有古吴楚移民的语言，加上古中原的语言，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方言系统。闽南话最早形成于泉州，然后一直向南流传到漳州、厦门、潮州，雷州和海南，然后又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说闽南话的总人数达到7000多万人，成为保留古汉语最多的强势方言。 闽南话是一种有向心力的方言，不同地方的闽南话大多都能交流，另外，闽南话还有一种“崇正意识”，就是以汉语的正统自居，保留了许多古音古词。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行”，闽南话就是古代的意思；闽南话把“吃”称为“食”；“锅”称为“鼎”；“人”称为“侬”，都是很古的说法。会说闽南话对学习古汉语很有帮助啊。由于闽南话稳定、保守，注意语言的源流，所以对故土中原文化有浓厚的感情。不同时代说闽南话的人对全国流行的共同语都很尊重。唐宋时科举取士，考试时作诗押韵，用的是《广韵》，其中的反切法被闽南话吸收。形成了闽南话特有的“文白读”，即读书时按官话来读，注解时用闽南话，文白两大传统并存，这在全国方言中是保持得最完整最牢固的。罗常培来厦大期间，写了一本《厦门音系》，称赞道，文白读并存是闽南话的根本特征，在全国方言中属于少有的。闽南话对官话持兼容并蓄的态度。清朝雍正五年，曾下诏书，鉴于闽粤两省进京士子，官话不准，下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这一诏令在广东没有得到重视，福建执行起来非常认真，设立了不少正音书院，编写了不少正音课本。 读书识字用正音，说话时用闽南话，我把这个现象称为“启蒙教育中的双语教育”。我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在今天推广。它的好处表现在：一是使得方言与共同语并存的传统得以“传宗接代”，不使方言断绝；二是使小孩从爹妈那里学来的方言知识得到发掘和利用，由“习得”变“获得”，这样方言就变活了；三是建立在方言系统上的地域文化得到保存和发扬。 厦门和台湾的闽南话沟通无距离 记者：台湾的闽南话有什么特点？ 李如龙：台湾的闽南话和厦门的闽南话最相像。厦门的闽南话是漳泉两腔的混合体，台湾的闽南话也是“漳泉滥”，厦门的闽南话和台湾的闽南话沟通起来没有什么障碍，与诏安和龙岩的闽南话沟通起来反而费劲，就是语言的来源不同所致。我去过台湾，我们家族是李光前二房分出来的，台湾嘉义县元长乡则是从李氏家族的长房分出去的，我和那里的乡亲用闽南话交流，毫无困难，他们真的是“乡音无改”啊！闽南话真是很有生命力的语言，台湾曾经被日本统治50年，国民党也统治了50年，当政者都要求公共场合禁止说闽南话，大家只在家里和小范围内偷偷地说，就是这样，仍然“乡音无改”，很神奇啊。所以，我说闽南话是沟通海峡两岸甚至东南亚华人的一座无形而不朽的桥梁。 台湾当局现在有点反其道而行，提倡用“闽南话”当“国语”，这就像鲁迅所批评过的“一个人站在地球上，却想揪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必说台湾还有几百万不说闽南话的人，真要把普通话取消，那好，你把所有的中文报纸都停办，不准大家说普通话，这行得通吗？这只是居心不良者的政治炒作，是发泄情绪的一种做法，容易导致族群之间的分离。台湾的“国语”和闽南话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实现什么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一、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文化大讨论提供了取向性意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东西文化的优劣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去向问题，在学术界曾展开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梁启超踊跃参加了这场大讨论。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与深切的感受，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见。1917年11月，梁启超辞去了财政总长的职务，从此退出了政坛，专心于学术研究。其时的梁启超对于自己从政的生涯曾经作过深刻的反省，他说：“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1]（P59）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使梁启超历尽苦辛，饱经沧桑。正是此种深刻反省，加之割舍不下爱国之情的心态，使梁启超一面著书立说，一面筹划漫游欧洲之事。1918年12月梁启超与丁文江等人赴欧洲考察，历时一年多，1920年3月回国。这次出游，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甚大。其思想收获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欧游心影录》中。他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发展去向所提出的意见，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这次欧游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战后各国的社会状况，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他看到了战后各国贫富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此同时，他从精神文明的层面既体会到以自由放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给各国带来的巨大进步，“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2]（P9）当然，他也亲身体会到了欧洲文明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就批评西方把科学用歪了，将科学的各种发明“大半专供杀人之用”，“使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不过，梁启超的说法并无任何菲薄科学的意思。他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P12）梁启超精通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与研究，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瑰宝是不可以丢掉的。欧游回国后，他对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发表了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名专著。此外，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完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和进步意义的论文和著作。这些都说明，梁启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的。当然，他也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全十美。与此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较为全面的接触与系统的探讨，又亲自去欧洲作过实地考察，他对中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去向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赞成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拒绝一切外来文化。他坚持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与贯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P35～36）他还指出：“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1]（P61）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不把“他国之学”与“本国之学”割裂和对立起来看待。为此，梁启超不仅批评了中国人不接受西方文明，夜郎自大，否认西方文明价值的错误，而且也批评了全盘西化者抹杀中华本土文明，搞民族虚无主义的愚蠢做法。他希望东西文明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此，他强调“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妙”。他还设计好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显然，这一观点是较为合理的，是中肯的。梁启超的“亦中亦西”的文化观的提出，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去向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二、影响一代知识分子，其政治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和康有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民权与自由，名噪一时，成了国人心中仰慕的大人物。毫无疑问，梁启超也成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尤其是他在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评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那明白晓畅，急切锐利，富有激情热力的文字，确实“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倾倒。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就坦言自己的思想曾受到过梁启超文章的深刻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以下自白：“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3]仔细思之，这确是陈独秀的肺腑之言。胡适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写道：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4]（P49）他还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可见，将胡适引入崭新的学术殿堂的启蒙导师是梁启超。青年毛泽东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对梁极为钦佩，有些文章，如该报连载的《新民说》，他“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5]（P113）在他读到重要章节时，还在上面标点、批语，以抒发心中的感想。可以说，梁启超是那时毛泽东心中的偶像和最重要的精神导师。梁启超对陈独秀等人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专制，伸民权。梁启超指出专制政体为民众之大仇与公敌，同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精神牺牲生命翦灭之。梁启超对专制政体的抨击不仅仅是出于情感上的冲动，而且富于理性的思辩。他严格区分“国家”和“朝廷”这两个概念：“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梁启超批判专制政体，论述属于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思想，使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深受影响。如青年毛泽东就在梁启超上述有关国家思想的文字旁边，批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6]（P390）不难看出，正是在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明确意识到君权应服从民权，代表民权。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反对专制，大倡“人权平等说”，与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分不开的。二是做“新民”，强调“自新”。梁启超从国家有机体的思想出发，认为国家是“积民而成”，如果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沌，则国家必不能生存和发展，此犹如“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人之身体便随之衰朽和死亡。他还形象地说：“夫拿破仑旷世之名将也，苛援以旗绿之惰兵，而不能敌黑蛮；哥伦布航海之大家，苛乘以朽木之胶船，则不能渡溪止。”故此，他坚信中国的复兴和强大有赖于一代新国民的产生。这些新国民应具备正确的国家、权利和义务观念以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和尚武等优良素质。“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如何做新民呢？梁启超提出要坚持走“自新”“自强”之路。所谓“自新”，梁启超强调即个人自我之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做新民，坚持“自新”的思想使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深受启发，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陈独秀等人敬告青年要做“新青年”。他们号召青年要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大胆解放思想，用理性和科学衡量一切，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推倒骗人的偶像，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以求实的进取精神，自觉而奋斗，排万难而前行，战胜旧社会。可以说，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青年”之说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有传承关系的。“新民”思想不失为“新青年”之说的一种理论源头。二者可谓沉沉一线，前后相揆，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思想是对梁启超“新民”思想在精神上的一种回应。梁启超的敢著先鞭之功是不可抹杀的。三、从多方面推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首先，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重大的影响。梁启超是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先行者，郭沫若曾说：“文学革命……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7]（P88）郭的评价是公允的，1902年前后，梁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可以说，它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梁以他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如椽之笔，号召“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也是“诗界革命”最热心的倡导者，他提出，诗界也要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此外，他还倡导“文界革命”，认为“文界革命”，就其内容而言，是指借助西方文明以开启民智，“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就文体形式而言，可以用“俗语文体”来写作。总之，梁启超举起改良封建主义的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的新文学的旗帜，并从宗旨、内容、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主张，由此开了近代新文学的先河。文学革命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扬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1917年初，胡适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他们主张文学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来一次彻底的改革。他们的倡议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无疑，陈独秀与胡适在文学革命方面改革的力度比梁启超的新文学主张要大得多，其影响也要深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在陈、胡之前，就号召要改良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的新文学，其功不可没，它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梁启超在各学科，包括哲学、史学、教育学等学术思想领域的继旧开新、沟通中西的理性思考与进取的批判精神，为近代学术发展奠筑了基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多层次的，鼓吹“民主”与“科学”，是这一运动的鲜明主题，但批判旧学，推进近代学术的发展也是题中之义。梁启超中学功底深厚，西学知识也甚为丰富，又有个人的天赋与才气，尤其是他兴趣广泛，治学勤勉，方法得当，善于深思，因而他对许多学科都作过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由此而构建了自己关于近代学术理论的体系，其中的一些思想观点，至今对人启示尤深，仍不失其学术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对近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称其为我国近代学术的一位开路先锋，一位文化巨人，是不为过的。我们不妨作些具体的分析。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用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作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其一，他指出，中国是史学出现最早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他认为中国最早产生史学，是由于中国最早设立史官，并且史官职责明确而崇高。当然，发达的中国史学并不是尽善尽美。由于封建主义政体的影响，它存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弊端，由于存在这些弊端，因而生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二病。其二，他指出，尽管中国史学有这些弊病，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否认它的作用与价值。他以进化论作指导，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今后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还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一史学观有它的偏颇之处，但是，他把研究历史作为寻找规律的钥匙，作为“国民之明镜”，称为“爱国心之源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此外，他对教育学的探讨，也是有其独到之处的。1922年，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他还说：“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教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1]（P68）颇有见地。为了培养“新国民”，他还提出对教育内容要作改革。过去洋务派办的学堂，“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仅是西方“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对于“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能言之而能效之者”。对于中国的“旧学”，洋学堂的学生亦将它束之高阁，梁启超认为如此下去，不可能培养出国家所需的“新国民”，而且，西方的文明未学到，本国的文明也不能延续下去。为去此弊病，梁启超提出要“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历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1]（P37）辛亥革命后，他又根据国势的变化，提出把学校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一般国民，“使咸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另一类是“教育高等人才，以为国家社会之栋干”。他还提出当时的学校教育，于德育“太笼统”，于体育“太狭隘”，因而他主张学校的教育要改成知育、情育、意育的教育。做到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其意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完美健全的人格。为了培养国家所需的人才，梁启超对教师的选择与培养，也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国家要“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要义”，使培养的教师“能以授人为主义”。他还强调教师必须敬业爱岗，切不可兼做其他事情。他说，如果一个人对教育不感兴趣，“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当然，教师在教学中还要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学生要有亲切感，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等等。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最后，梁启超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资助留学生，兴办图书馆，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成立讲学社，邀请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他又通过《解放与改造》、《晨报》副刊等，宣传新文化，推介自己的研究心得。这些活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后，就联合同人创办了共学社，将翻译外文著作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作为主要的工作。据统计，共学社当时共翻译了一百多种外文图书，并尽力而为，选派了一批留学生。共学社的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同年9月，梁启超又联合一些同人成立“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在梁启超等人的筹办下，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德国生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著名文学家泰戈尔相继来华讲学。四位名哲在中国各地的巡回讲演，无疑给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与此同时，梁启超为了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还热心于建设本国的图书馆。从1916年起，他就着手创办松坡图书馆。该馆成立后，他自任馆长。经他多方奔走，松坡图书馆成为当时国内一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不仅如此，他还对图书馆学进行探讨，编了《中国图书大辞典》。后来，他又担任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想方设法为馆里争取经费，他又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北图。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出了不少，不甘寂寞的梁启超又与同人办了《解放与改错》、《晨报》及副刊、《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等。这些刊物在介绍西方的新学说、新思想，活跃当时的学术风气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综上所述，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可否认，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观及对各学科的研究难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我们不可苛求。　　一百年的近代史，是中国知识分子值得骄傲的年代。因为它孕育了一群以鲁迅为代表的“特立独行之士”，也产生了一大批虽有缺憾，却不失其正的“外圆内方”者。文丨许纪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时，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都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有众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为何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在多大的程度上继承了自己前辈的人格遗产　　壹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含着哲学、伦理、心理、历史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而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　　显然，这样的独立人格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极为匮乏，相反地倒表现出另一种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依附人格的形成与传统中国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有着不可分离的互应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通常被称为士。士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它充当了沟通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并加以耦合的超级组织力量，从而实现了“一体化”。另外，源远流长的宗法家族制度与大一统国家制度长期共存，产生同构效应，形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宗法一体化结构。土阶层既然在此结构中执行着组织联系的社会功能，那么功能反过来影响主体的结构，塑造出适应这种功能的依附人格。　　　　▲封建宗法制度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宗法一体化结构是如何通过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和宗法纲常这三张大网将知识分子的身心紧紧笼罩起来，使之成为黏附于官僚政治的人格化的工具。　　第一张大网：“定为一尊”的儒家经典学说。　　大一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高度一元化。唯有如此，才能用统一的思想模式将千百万读书人造就为定型化的国家官僚，依据共同的国家学说和伦理原则，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在先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一家的儒学，之所以在汉武帝后独得统治者青睐，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经典，奥妙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陶铸大一统所需要的依附人格。　　儒家思想就其政治内容来说是一入世哲学。孔孟都主张知识分子从政，他们本人亦身体力行，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孟子曾自夸：“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孔孟的职业价值观中，“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劳心者士人的事业；“治物”是下乘的小术，是劳力者小民的本分。孔子曾责骂请求“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孟子更直言不讳：“土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辅助帝王，为君制定治国方策，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在这样的人格理想感召下，多少传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胸怀为帝王之师的抱负，孜孜于漫漫仕途，乐此不疲，终生不倦。　　▲孔孟之道　　儒家思想就其思维方式来看又是一泥古学说。犹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以“圣贤”为追求目标的偶像崇拜，以“六经”（宋以后为“四书”）为文化正宗的理论原则和以“三代”为尊天法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独特的“三位一体”思维模式。即令是被奉为“圣人”的孔子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使后儒们更加诚惶诚恐，不敢越古贤的雷池于一步。　　明初著名理学家薛瑄就说：“夫以孔子之大圣，犹述而不作，是故学不述圣贤之言，而欲创立己说，可乎”几千年来，咀嚼儒家经典，师承前人陈说，通经明义致用，耗费了学人一生光阴和全部心血。代圣人立言，成为传统土子治学的唯一要旨。在思维的空间里到处充塞着如此陈腐的古贤之言，哪里还有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半寸余地!　　通过上述两条原则，儒家思想封闭了知识分子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径和向内开拓的精神创新，自觉地养成了政治上委身皇权、思想上依傍古人的依附人格。　　第二张大网：为“防反侧”的科举取土制度。　　与儒家精神相表里的，是隋唐以来逐渐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精力办科举考试，甚至皇帝亲登殿堂主持殿试，乃欲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一是为封建官僚机器网罗人才，不断从社会上汲取新鲜血液，以保持国家机器的适当活力和官僚队伍的自然更新。二是唐太宗的使“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之术。正如清人冯桂芬引前人之语所说：“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得，一科复一科，转瞬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才，非欲造天下之才。”如此取土，岂止使天下英雄只求仕途得志，无暇他顾，更要紧的是使所有土子的思想都纳入钦定的标准模式，扼杀其个性和异端念头于萌芽之中。　　▲古代科举考场　　为吸引士子们参加科举，政府不惜以功名利禄诱之。一日中举，便享有异于庶民的种种优待，俨然是一社会特殊阶级。清贫布衣和高官厚禄之间的选择是如此的严峻，以致很少有人在名利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唐宋以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唯有登科人仕方是正途的价值观：“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读书为登科、人仕，这种庸俗学风势必造成读书人只读经书，无心旁览，更不可能“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目光是如此的短浅，知识是如此的孤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思考，步入官场后勇于进取、有所开拓呢　　在科举制度下，全国公私学校皆以教人科举人仕为宗旨。政府官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以自由讲学标榜的私人书院，受政府多方掣肘，且抵挡不住科举的冲击，几经盛衰；至明末已分下科举名额，沦为科举的附庸，到清朝已与官学区别甚微，至于家塾、教馆，更是应付科举的预备场所。▲清光绪二十二年进士李家驹殿试试卷　　知识分子除科举入仕之外，几无栖身之地。在传统的中国，一个土子的职业去向无非上、中、下三途。上途乃登科入仕，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中途是为权贵充当幕僚，已是不得已而为之；末途是设馆授徒执教，更有怀才不遇之叹了。无论是荣登庙堂还是屈居乡间，其所作所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服务于封建官僚政治，离开了后者简直犹如失业。　　第三张大网：封建宗法的伦理政治关系。　　在传统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交织一体，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一张宗法性的伦理政治关系网络，它体现在观念形态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说。每个传统知识分子就像这偌大网络中的一个网结，不得不附丽于各种关系而生存，与上下、前后、左右结成须臾不可离之的联系。在家要孝敬父母，求学要服从先生，做官要尽心忠君，以至告老还乡还得对家族和地方履行一个绅士的义务。很少有人能够在行动和意识上冲决这个宗法伦理政治网络以及与此相应的纲常观念。在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浓郁的人情世故庸俗气息，关系学成为安身立命的处世秘方。“所以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由此可见，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由于这三张大网的制约和影响，中匡传统知识分子的职业高度单一化，经济上、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思想自由、表现过锐意创新的精神。在古代词林中，士、儒生、土大夫三词意义相近，便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职业单一化和思想一统化的状况。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性，只能是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为皇权政治所异化了的依附人格。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三张大网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或世俗形态，它们的存在是以国家政权为基础的，其功能的发挥又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谁如果想稍稍偏离正统，试图表现出某种独立的愿望，或者对异化的反抗，都会被看作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挑战，从而付出血的代价。明末李贽、何心隐的被戕害，东林党、复社的被镇压，清代令人毛骨耸然的“文字狱”——尽管牺牲者离近代的独立人格相去甚远，但他们的结局已足使大多数土子望而生畏了。在“刀与火”的历史中，在血腥的*威中，所造成的大半是被泯灭了个性的奴隶或被扭曲了人性的奴才。　　当然，在封建土大夫中不仅充斥着大量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奴才，也有一些胸图大志、敢于直谏的儒家理想主义者。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政治，体现出某种个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进取性。像魏徵、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人确乎有一种“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但这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缺乏近代的气息。他们的思想未能突破儒家经典的藩篱，执着于“代圣人立言”的传统模式，他们的行动不敢跳出“君臣父子”的窠臼，沉湎于“应帝王”、“作宰辅”的治平理想；正直的胸怀、凛然的死谏与封建的愚忠可悲地掺和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在君臣之间实现某种权力的平衡，而从未曾想在大一统政治之外建树知识分子的独立力量。　　　　▲唐太宗和魏征　　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欲摆脱对大一统皇权政治的依附关系，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投奔绿林，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二是遁迹山林，当以庄禅自娱的山人隐土。但这两途是否真的导向人格的独立，解脱依附之苦，似大可怀疑。投奔“揭竿而起”者，如张良、魏徵、李岩之辈，尽管与现实封建朝廷斩断了关系，但是他们却未必与观念中的封建秩序分手；他们脱离了一个昏庸的暴君，却依附于另一个改朝换代的“真龙天子”，为后者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异己，不如说是修复、再版这个结构的基因。他们最终还是未曾摆脱人格的依附性。至于遁迹山林、退归自然者，他们在“出世”前多半是积极入世的儒家理想主义者。　　现实的黑暗，理想的挫折，逼迫他们到老庄哲学中去寻求自己的精神归宿，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转化为自然与社会的对立。而在现实层次中它不得不以“与物俱化”的顺世主义作为补偿。“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实现了对皇权的消极反抗，但“悠然见南山”的忘情生活却颇有乐天知命、得过且过的混世意味。既然如此，又有多少独立人格可言呢至少是打了一半折扣了。　　在宗法一体化结构的社会背景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主观上是如何想超越自我，超越环境，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人格上的悲剧，独立与传统士大夫们实在太无缘了。　　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又怎么样呢　　贰　　封闭性的大一统中国到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炮口威胁下被迫开放，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所显露的中西间的差距，惊醒了清末沉睡在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美梦中的国人。从戊戌变法起，近代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向西方认同、改变传统社会格局的艰难历程。封建专制王朝崩溃了，儒家正统地位动摇了，大一统削弱了。这一切，给近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是知识分子职业选择的多元化。1905年，持续了一千多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象征着知识分子由土而仕的单一发展渠道的时代已告终结。社会分工飞速发展，出版、教育、新闻、科技事业纷纷兴起，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出版家、教育家、报人、科学家、工程师，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专属自己而非寄人篱下的栖身之地。第二是知识分子信仰选择的多元化。西学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物竞天择”说，自由平等说，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令人应接不暇。在这新与旧、中与外百家思潮争鸣激荡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得活跃、丰富、开放，不再禁锢于一家一说的狭小圈子，而是按照各自的理解和需要进行比较和选择，享受到充满魅力的精神自由。可以说，只是到了近代，严格意义上的独立人格才具备了诞生的社会前提和精神前提，事实上也的确诞生了。　　然而，近代中国社会格局的变化是有限的，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顽固地抗拒着西方世界的同化。透过中华民国那层现代面纱，一种“准大一统”的容貌依稀可辨。仿佛与上述两大变化相抗衡，在“准大一统”下的近代知识分子又面临着两大传统困境：第一是文化结构的半独立性。知识分子所栖身的文化界并未取得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独立身份，始终处于政治强权干涉、插足的阴影笼罩之中。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蔡元培曾仿效法国一度主持设立了大学院这种教育行政制度，期望教育能独立于政治，充分学术化，结果招来国民党内各方面的非议和责难，有人在中央全会上提案要求改设教育部，并诘问蔡：“难道教育独立，必须独立在国民政府之外”仅一年，蔡元培苦心孤诣设置的大学院便夭折流产。不仅教育，其他文化事业亦复如此。如民初的北京新闻事业虽然繁荣，但每家民间报纸都依附于一定的军阀政客集团以求生存，难怪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要酸楚地感叹，民国以后，吾虽然“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然其滋味乃正复与官相同”。第二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非自由化。自清王朝倒台，尤其是袁世凯死后，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真正统一过中国。但他们都将重建大一统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目标。大一统的奥秘首先在于意识形态的一统，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千方百计扼杀多元化的思想局面。如果说北洋军阀因政治更换过频而不及确定“一尊”的话，那么国民党在政权得手后即宣布“三民主义为全国唯一的思想”，“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人，在党治之下是不允许他活动的”。“三民主义教育”或“党义教育”成为大中学生的必修课。这种“一个主义”的实现势必要靠刺刀和皮鞭来维持。在近代中国，翻版的“文字狱”屡见不鲜，更甚古代。像报界中的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都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惨遭杀戮。鲁迅曾深沉地写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蔡元培题字　　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自由和经济自立，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政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承受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这种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挑起了紧张的心理冲突。由此，产生了一种欲摆脱屈辱的依附似乎又摆脱不得，渴望人格独立似乎又有所恐惧的矛盾心境。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由于自我意识未曾苏醒而无所痛苦，那么近代知识分子一旦被唤起人的尊严、人的自觉和人的自主，又要重新变得麻木不仁、自我克制，这是何等的悲哀、残忍！然而，人格的抉择却现实地摆在面前，容不得你推诿、搪塞，除非自杀；但自杀也是一种抉择。现实的抉择就是这般冷峻：或者是依附于黑暗政治，这不仅意味着生命的苟全，而且还有名有利，荣华富贵，前程似锦；或者是成全人格的独立，这又可能伴随着贫困、孤独、抑郁和血污。　　近代知识分子在人格的选择上可分为两个大类五个层面。独立人格一大类中有两层面：“特立独行”和“外围内方”；依附人格一大类有三层面：“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　　1　　“特立独行”　　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所产生的一群极有韧性、极为罕见、绝无媚骨的优异之土，他们在带血腥味的沉闷空气下“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使一个“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鲁迅，自然是其中最突出、最杰出的代表。这些特立独行之士都有这样一些性格特征：　　其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他们的内心总是充溢着民族、国家和人类的痛苦，这些痛苦使他们时常辗转不安， 自觉地背负起历史的十字架。像鲁迅，倘若不是那种深沉到了极点的爱憎煎熬着灵魂，恐怕会活得更长久些。他们又常常无情地自我审视，在良心的洗涤过程中实现精神的升华。如闻一多，原先是超然物外的文学隐士，一旦从学术象牙塔中走出，正视黑暗的现实，就严厉地鞭挞自己：“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其二，追求“说真话”的精神境界。人世间谎言多矣，但是否说真话，却度量着一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确定自我，摆脱异化。因此，他们都把说真话视作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说真话是一种责任，一种对良心、对社会的责任，即使为此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章太炎在北京困顿期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是何等的快哉！章太炎一生固有众多污点，言论也未必句句精当，但他敢言已之所欲言、人之不敢言，确乎当得起“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其三，在死神面前的无畏勇气。统治势力对他们的伎俩终是有限，说到底是一个死字。倘若超越了生的执着，也就无所畏惧。谭嗣同在菜市口刑场疾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超脱，鲁迅去参加杨杏佛葬礼时不带家门钥匙那种“壮土一去兮不复返”的气魄，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痛斥独夫蒋介石，准备接受特务第二颗子弹的凛然，似乎都显现出近代史上的这些“特立独行”之士，大多有置生死于度外，甚至以死为荣、以死为快的大彻大悟。其四，具备蔑视任何外在权威的自主意识和孤军作战的斗争韧性。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如果说古代的“特立独行”之土并不乏气节的话，那么近人高于古人之处就在于维持了气节的价值，不再重演“愚忠”的悲剧。他们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一切现存的学说，即使有所皈依也不放弃批判的权利。他们不依附任何“圣明君主”或政治集团，对真理和事业有着自己的理解，因此常常受到同道的误解，以致遭受“背后的枪击”，陷入比死亡更为悲哀的孤独。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见风使舵，而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孤军奋战，直至将群众慢慢吸引过来。这种真诚坦白、超凡脱俗的自由精神，正是鲁迅所极力推崇的“摩罗”战士最珍贵的品格。　　▲谭嗣同像　　2　　“外圆内方”　　与“特立独行”者相比，他们也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但有层次高下之别。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1935年，蔡尚思写就《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前辈欧阳予倩谆谆告诫这位青年史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判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以“纯研究的态度”作进攻的“挡箭垛”，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予倩叹谓：“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不过，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　　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之一黄炎培即是典型。“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他亲笔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第三方面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当蒋以“教育部长”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沼时，黄却不为所动，答以“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外圆内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保全了人才的精华，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使人格主体为把握正义和生存的平衡艰难地度量着。1947年年底，在国民党的*威下，黄炎培代表民盟被迫与当局达成自动解散民盟的协议。尽管此举避免了广大盟员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但黄良心上的失落感却使他极其痛苦不安，吟出“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的苦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同时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作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3　　“帮忙奴才”　　中国是一官国，权力意味着一切。虽然五四运动时期“劳工神圣”的口号流行一时，但“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仍在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头脑中被奉为圭臬。权力的诱惑力实在太强了，某些人无法不趋之若鹜。每年留学生归国，总有一批海外学子源源补充于庞大的官僚队伍。有些颇有声望的大学教授、学者名土，也以挤入官场为荣。做官带来了显赫的功名、丰腴的利禄，同时也抵押上了人身的自由、人格的独立。王世杰，在欧洲获硕士、博士头衔的宪法专家，北大法学教授，当他身为留学生、学者时还是一脑袋的西方自由主义理想，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鼓吹工人有集会和团体契约权的文章。曾几何时，当王氏荣任南京政府法制局长后，充满东方专制精神的《战时反革命治罪法》便出自他的手笔，将工人民主权利剥夺殆尽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又是他的杰作。久而久之，王氏的灵魂完全为官僚机器所同化，丧失了自我。还有一些文人，原本是胸怀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抱负当官的。但一朝入了庙堂，便身不由己。既然成为传统结构中的一个元件，不管你主观意愿如何，就得执行结构所指定的功能。陈布雷，在大革命时期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撰写反军阀的社论，是何等的铿锵作声，倾动江南!当他怀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步入蒋府后，从此就不再是那个“畏垒”，也不是布雷自己，而是蒋介石的“文胆”。他的个性、锐气、见解通通被迫驱入潜意识，也许只有在恶梦中他才有缘与它们相会。二十年的隐忍生活，最后以服毒自杀才得以解脱。陈布雷的悲剧是传统的，古书上伊尹、周公、诸葛亮这些“帝王之师”对他纠缠过深，他摆脱不了“土为知己者死”的依附性。民国以后，北洋中央政府尤其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官僚群基本上由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但其政权整体素质依然是传统的，这一现象很能说明官僚机构对机构成员的难以遏制的异化效应。从政的知识分子最终也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资格，堕落为替统治阶级帮忙的奴才。　　4　　“帮闲文人”　　鲁迅曾这样区分“帮忙”和“帮闲”者：“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例。”也就是说，前者是在朝的，后者是在野的，虽则一同攀附于统治阶层，但攀附的深浅不一。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的文化界与官方政治总有着某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处于半独立半依附的状态，这样，蛰伏于此的“帮闲文人”们固然追求一定的独立性，但老割舍不了阿谀权贵、趋炎附势的劣根性。胡适，在美国人看来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但他在政治上所匮乏的恰恰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那种无所依傍的独立精神。他可以对当局作些“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但骨子里却渗透着一种敬畏现存秩序、膜拜国家政权的庸俗市侩气，否则就很难理解这样一个经过美国民主洗礼的“自由主义”者，会心甘情愿地充当“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　　以胡适精细的政治目光，未必窥不见国民党政权的传统本质和无可救药，但他直到那座腐烂的大厦倒塌前夕，还表示要“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不过，胡适聪明之处，就是“帮闲”不“帮忙”，死不肯入阁，宁愿“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以“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这种形象颇近鲁迅所描绘的“二花脸”了：“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知识阶级”，“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在近代中国的文坛和小党派中，这样自命清客的帮闲者为数不寡。1946年底伪“国大”开锣之时，就有那么一些平时以“独立”标榜，以“气节”自诩的“社会贤达”和民青两党，挤进去凑热闹，充当专制舞台上粉饰民主的花瓶摆设。其中，像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是经不起中国“宪法之父”的名誉诱惑而自毁人格的；像《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是因曾向蒋介石敲过一笔二十万美元的官价外汇的竹杠而不得不还人情债的。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身居朝外，但心已离庙堂不远，为了一己私利，哪还顾得上士人的清高、人格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