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怎么还去日本留学

1902年4月，鲁迅抵达日本，他首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就读，这是一所专门接纳“清国留学生”的预科学校，主要教授日语。同样在这段时期里，梁启超、孙中山等维新、革命之士也聚集到了日本。一时间，《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宣扬新文化的报刊流行开来，大大小小的集会、讲座也在东京遍地开花。在弘文学院学习之余，鲁迅经常去参加集会、听演讲。在活动中吸收新思想的同时，鲁迅也结识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其中就有鲁迅的同乡、后来成为终生挚友的许寿裳。鲁迅和许寿裳两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据说，二人最常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最欠缺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在这些革命义士、同学伙伴中，有一个人对鲁迅的影响最为深远，直到鲁迅临终前，回忆起这位前辈，还大赞他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这个对鲁迅影响最深的人，就是章太炎先生。早先，章太炎因参加维新运动而遭到清政府通缉，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章太炎流亡日本。他在日本遇到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章太炎运用自己在中国古典、印度哲学、西方哲学领域的渊博知识，倡导革命，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论。鲁迅经常在报刊上读到章太炎的文章。此外，鲁迅每周日都会与好友许寿裳、钱玄同等人去民报社听章太炎的讲座，听章太炎讲授知识，评点时事。来到日本一年后，在新思想的感召下，鲁迅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决心做一名新时代的“现代人”。不过，第二年回乡探亲时，鲁迅还是在上海买了一条假辫子，因为按照清朝的法规，男人不留辫子是要被砍头的。从弘文学院毕业后，鲁迅本应按照清政府指定的升学方向，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采矿冶金系，但他却选择了医学。鲁迅当时的梦想是，毕业回国后，救治像父亲一样被庸医耽误的病人，如果发生战争，就去当军医，以此为民族革命做贡献。他对医学的热情，甚至让一位原计划学习师范的朋友，改学医学专业。鲁迅非常反感东京那些为了拿文凭而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会为了一张证书而兴高采烈地跳舞，会成群结队去上野赏花。所以他决定远离喧嚣的东京，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潜心学医。鲁迅在日本留学的资料最早，中日两国关系是可以的，因为日本文化许多都是学习中国的，尤其是唐代，白江口之战后，日本人意识到唐朝非常强大，就派遣著名的遣唐使来中国。到了后来唐朝乱了，而且路途遥远花费太高。就没去，但是一直是有倭寇骚扰沿海的不过明代以前数量少到后来，日本战国时期，关系就不好了，因为倭寇老是骚扰沿海边界。不过这给丰臣秀吉留下了中国人打的意识，于是统一日本后做起了占领朝鲜，统治中国，君临印度的白日梦，在万历朝鲜战争中被打的灰溜溜回日本了，后来病死了。日本在德川建立幕府后实行锁国，就更没啥交往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商业贸易当时还是有的，日本当时只允许最富庶的国家中国和海上马车夫荷兰和传统贸易国朝鲜在长崎交易。到近代，日本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朝还是陈旧的封建制度，日本就打起了中朝的主意，刚开始日本还是害怕清朝的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当日本尝到了侵略朝鲜的甜头是，动员全国密谋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彻底看穿了老大帝国的弱态加紧侵略中国，直到抗战结束，中日关系依然不好中日关系十分复杂。众所周知，日本在战后被美国占领实施民主化改造，日本一向有敬畏强者的思潮，而且目睹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风姿，和美国为日本提供的军事保护，于是死心塌地的追随美国。美国也有意把日本培养成冷战下的反共前沿。加上日本政府的良好经济政策。于是日本开始迅速崛起，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苏论战，日本很快察觉到了风声，紧接着就和中国展开外交关系。两国签订中日友好跳跃，正式建交。中国表示诚意，不像日本索要战争赔款，日本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对中国进行低息贷款和无息贷款，的确帮助了当时缺少资金的中国。而且村山谈话也诚恳的表达了日本的歉意。所以中日关系缓和了，并且正欣欣向荣的发展。可是最近这几年中日政冷经热。由于中国崛起，国家战略必然和日美有冲突，而且随着日本右翼抬头，修改教科书等事件，而且日本为了转移经济停滞不前的矛盾和日本对历史的态度越来越不如从前，这严重的伤害了中日关系。中国也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和现实的利益冲突，和日本不对盘。但是我希望中日还是友好吧。毕竟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合作比分歧的利益更大，希望能早日互利共赢。收起1901年12月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怀着“救国救民”的信念决定去日本留学。次年1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为了表示与满清统治斗争到底、献身祖国解放事业的决心，鲁迅毅然剪掉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并存照题诗，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言。1904年鲁迅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以为“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想借此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使他醒悟到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尤为重要。于是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来唤起民众。1906年6月，鲁迅回到东京，积极参加反清爱国的革命活动，翻译与介绍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外国小说。1907年，他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以进化论为主要武器，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进行猛烈的批判，提出改革中国社会的政治主张。 1909年夏，离日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照片：/wwwchinathinktank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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