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生平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一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二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屈原赋>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十、以戏剧小舞台“再现”历史“大舞台” 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小舞台，产生巨大社会效应，是其他学者无法追及郭沫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屈原》为突出代表，蕴含着其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虎符》在把握“历史的精神”方面，使其历史研究与历史剧作关系的理论得到新的充实。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能不能帮我找一些爱国手抄报的资料高分悬赏!! 截至2013年12月，学校有教职工8366人（含附属医院），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939人。有3个省级特聘教授设岗学科，2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拥有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原学者、省管优秀专家、省教学名师、省特聘教授、海外留学归国专家、知名学者等300余人。 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精神病学教学团队（2013年）、医学检验教学团队（2012年）、药学专业教学团队（2010年）、基础医学教学团队（2008年）。 截至2013年12月，学校设有19个教学院系、部和1个独立学院(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23个本科专业。 19个教学院（系、部）分别为：新乡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新乡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新乡医学院药学院、新乡医学院医学检验学院、新乡医学院护理学院、新乡医学院法医学系、新乡医学院管理学院、新乡医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新乡医学院心理学系、新乡医学院外国语言系、新乡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新乡医学院社会科学部、新乡医学院体育教学部、新乡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新乡医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新乡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新乡医学院第三临床学院、新乡医学院第四临床学院 、新乡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教学资源 截止2013年12月，建有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护理学和药学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和10个省级特色专业。有16门省级精品课程，6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校是国家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和国家卓越医师培养计划试点单位，拥有河南省最大临床技能培训中心、护理技能培训中心。 拥有160多所教学实习医院。省级特色专业：应用心理学（2010年）、生物技术（2010年）、生物医学工程（2011年）、法医学（2011年）、英语（2012年）、护理学（2009年）、药学（2009年）、麻醉学（2013年）、医学检验（2008年）、临床医学（2007年）。 省级精品课程：医学遗传学、神经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生理学、大学英语、内科学、医学心理学、天然药物化学、人体解剖学、医学细胞生物学、组织胚胎学、病理学、医用化学、药理学、医学免疫学、临床检验仪器学。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护理学实验教学中心、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心、医学工程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心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药学实验教学中、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附属单位 截止2013年，学校有4所直属附属医院，拥有14所非直属附属医院。 直属附属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新乡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非直属附属医院：新乡医学院附属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级乙等）、新乡医学院附属洛阳市中心医院（三级甲等）、新乡医学院附属新乡市第二人民医院（三级乙等）、新乡医学院附属安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中心医院）（三级甲等）、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滑县医院（二级甲等）、新乡医学院附属濮阳市人民医院（三级甲等）、新乡医学院附属南阳市中心医院（三级甲等）、新乡医学院附属焦作市人民医院（三级甲等）、新乡医学院附属（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三级甲等）、新乡医学院周口市中心医院（三级甲等）、新乡医学院附属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三级甲等）、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平原医院（在建）、新乡医学院附属河南省人民医院（三级甲等）、新乡医学院附属眼科医院（益民医院）（二级甲等）。 对外交流 学校先后与英国伍斯特大学、澳大利亚科文大学开展了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马来西亚理工大学联合开展博士培养项目，与德国罗斯托克大学、耶拿大学，与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哈佛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多所国际知名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先后选派多名优秀教师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修、讲学。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河南省医用组织再生重点实验室河南省生物精神病学重点实验室 厅级各类实验室：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开放实验室（分子免疫学实验室；肿瘤逆转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脑研究实验室；生理心理学实验室；遗传性疾病与分子靶向药物实验室）河南省神经病学重点实验室 校级（含市级）重点实验室：精神电生理学重点实验室、食品微量检测重点实验室、神经发育重点实验室、疾病预警与诊断重点实验室、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人工授精重点实验室、肿瘤转化医学实验室、环境污染与健康评估实验室、消化系统肿瘤与信号传导重点实验室、分子病原体实验室、精神疾病药靶基因筛选和药物研发重点实验室、神经传感与控制实验室。 明德 博学 至爱 致用明德：出自《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谓为学者要学到高层次的学问，必须推崇高尚的品格和德行，具有崇高的品德和完备的人格。博学：出自《论语》“博学而笃志”， 意谓为学者应广泛学习，博采众长，学识渊博，方能集成大家。至爱：出自古语“大道至简，大医至爱，适者有寿，仁者无敌”,意谓成就“苍生大医”者必有至真至诚之爱心。致用：出自《周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 学者贵崇实尚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则贡献愈大。 新乡医学院校徽由该校宣传部彭彤于2000年8月设计。校徽释义：1图案以“新医人”命名。2主图案由新乡医学院简称“新医”汉语拼音两个字节的开头两个字母“X”、“Y”和汉字“人”字变形构成。3图案主色调为绿、白两色，外环线和内圆为绿色，新乡医学院中英文字符中间圆点为红色，其余部分为白色。白色纯洁、高雅，代表医学事业的圣洁，绿色代表生命，寓意新医人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生命的辉煌。4图案中红色的圆象征太阳，寓意新医人用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共创明日的辉煌。大跨度的“人”字间架稳定，具有动感，寓意学校敢于创新、勇于发展、与时俱进的坚定步伐。平行延伸的两条直线寓意学校教学科研并重的办学方针和教书育人、医疗服务并行的工作格局。直线寓意严谨的学风，曲线寓意创新与发展。 设计时间：2000年5月；创作者：李严（词）、吴歌（曲）。新乡医学院校歌诞生于学院成立50华诞之际，在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的基础上形成，歌词蕴含了新乡医学院的地理位置、办学宗旨、校训等内容。歌词：医学的殿堂，天使的摇篮，我们的旗帜飘扬在辽阔的中原历经沧桑铸风采，团结勤奋写诗篇，团结勤奋写诗篇，啊桃李遍四海，万家报平安，神圣的宗旨，赤诚的爱，融进黄河浪，播撒天地间，播撒天地间光辉的理想，伟大的实践，我们的歌声飞向那万水千山科教兴院展宏图，求实创新树典范，求实创新树典范，啊昂首望世界，敢为天下先，不懈的追求，火热的心，催开文明花，笑迎春满园，笑迎春满园国庆节的由来 ◆guoqingjie deyoulai“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1949年9月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十月一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实况广播。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广播。国庆节诗歌一： guoqingjieshige沁园春 国庆万里晴空，壮丽山河，赤旗飘扬。看九州方圆，普天同庆；江河歌唱，遍地流芳。社会稳定，人民幸福，改革开放谱新章。新中国，如世界巨龙，屹立东方。今朝如此辉煌，赖党政国策指方向。忆峥嵘岁月，生灵涂炭；黎民多难，长夜茫茫。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换得新生红太阳。当珍惜，永葆河山赤，地久天长。有关国庆节的诗歌二：祖国啊,我为你自豪!当巍峨的华表,让挺拔的身躯披上曙光,当雄伟的天安门,让风云迎来东升的太阳历史的耳畔,传来了礼炮的隆隆回响,那排山倒海般的回响,是中国沧桑巨变的回响一位巨人俯瞰着世界,洪亮的声音,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胜利的旗帜,在朗朗的空中迎风飘扬,人民扬起了头颅,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有关国庆节的诗歌三：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你是昂首高吭的雄鸡-----唤醒拂晓的沉默,你是冲天腾飞的巨龙-----叱咤时代的风云,你是威风凛凛的雄狮-----舞动神州的雄风,你是人类智慧的起源-----点燃文明的星火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那就是中国!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搏动的心脏跳动着五千年的脉搏,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涌动的血液奔腾着长江黄河的浪波,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的皮肤印着祖先留下的颜色,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国旗的诞生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并于当年7月14日至8月15日在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征稿启事。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初选委员会将收到的3012幅图案选了38幅印发全体代表讨论。经全体代表分组讨论后，9月25日晚毛泽东主席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关于国旗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指出，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全体代表通过决议，选定了由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国歌的诞生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人民政协开会商讨国歌。著名画家徐悲鸿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委员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他们的意见。但有人认为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而此歌的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了，主张改词。周恩来发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留下这句话，让我们耳边警钟长鸣。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聂耳（1912-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剧作家田汉作词；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作曲。这首歌原为**《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影片《风云儿女》描写的是“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一些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田汉在写完这部**故事以后，便遭反动派逮捕，主题歌词是写在一张香烟的锡箔衬纸上。聂耳主动拿去歌词，在他去日本前完成歌谱初稿，到日本后不久，把歌谱全部完成寄回。歌曲随**的放映，更由于救亡运动的开展，流传于全国每一个角落，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文革”中，由于田汉被打倒，歌词不让唱了，《国歌》只能由乐队演奏。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新词。改定国歌歌词后，各方面对此一直有不同意见，要求恢复国歌原来的歌词。直到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