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看《长安十二时辰》，深度剖析唐朝外蕃奴隶，为何这么多？昆仑奴来自于哪里？开放政策，兼收并蓄的态度，交通发达，商业贸易发达由马伯庸原著小说改编的《长安十二时辰》近日火爆荧屏，《长安十二时辰》真实再现了大唐盛世生活场景，当时的长安城已经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充满着各种行业、各种肤色的外蕃人，其中有一个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那就是“地下长安”的“涉黑大佬”葛老，身穿大唐贵族服饰的黑人葛老，本来是一个昆仑奴，由于会办事，后来赎身成为自由人。其实，在长安城内外蕃很人多，除了众多的西域胡人外，还有波斯人、大食人、新罗人、倭人。这些人中有使臣、贡人、僧人、留学生、商人之外，还有许多被长安贵族人家雇佣的奴隶。在长安，贵族及大户人家除了有大量本土奴婢和佣人外，还追求使用外蕃人为时尚，当时流行一句话“昆仑奴、新罗婢”，昆仑奴身体强壮、性情温顺、吃苦耐劳，深得贵族人家喜欢，新罗的女婢，相当于今天的菲佣，她们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乖巧能干。借助《长安十二时辰》这个话题，本篇文章浅析大唐长安城有哪些外蕃奴隶、昆仑奴到底是哪里人？是怎么来到大唐的？开放的唐朝，国际化的长安引来无数外蕃人来自此学习、工作、交流和生活，这些外蕃人广泛活跃于长安各阶层，他们或经商贸易、或求学深造、或讲经布法、或吹拉弹唱、甚至出将入相，他们的活动是唐人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长安城内的外蕃人种类很多，有使节、有商人、有俘虏、有质子、有僧侣、有奴隶、有贡人等等，可研究的体系非常庞大，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从外蕃奴隶、外蕃贡人、外蕃僧人三方面入手，来论述长安城内外蕃乐人、奴隶、侏儒、舞伎和僧人等生活状况。唐朝对外来人都有不同的称呼，蕃客指的是外国使节，蕃商指的是外国商人，外国的神称为“蕃神”，同时唐人还有一个习惯上的称呼，南方的少数民族称为南蛮，北方突厥等游牧民族称为夷狄，西域及中亚各国的外来人习惯上统称为胡人，对东亚地区的朝贡国如新罗、高丽、日本等国不以蕃人相称。唐朝外蕃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大唐国土。《唐六典》记载“凡天下十道，关内道控北蕃突厥之贡献；河南道控海东新罗、日本之贡献；河北道控西河群蛮之贡献；岭南控林邑、扶南之贡献。”“曾有蕃胡足迹之州郡近百，几达全国三分之一，分布不为不广。”由以上资料可知，外蕃人来唐途径不同，从东南西北方向涌入，并且分布范围极广，南方广州、扬州城市聚集一些从海路而来的大食、波斯商人，山东沿海地区聚集新罗、日本人，北方凉州则聚集从丝绸之路而来的康国、石国、吐火罗等中亚胡人。长安城外蕃奴隶唐朝虽然是最开明的时代，也是封建社会发展鼎盛时期，但奴隶制度残余力量依然很大，依然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于社会中。唐代的奴隶有官奴和私奴之分，官奴主要来源于俘虏、犯罪坐没，私奴则是通过赏赐、买卖、投靠、掠夺等手段获得。在唐代众多的奴隶中，夹杂这各色的外蕃奴隶。那么这些外蕃奴隶从何而来呢？战争俘虏而来的外蕃奴隶，唐初期，通过高丽战争、突厥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唐军队俘虏了大批战俘，这些战俘有相当一部分被带回了唐长安城后，被迫陷入遭受奴役的境地，他们或被送给天子、重臣、宠臣为奴作苦工。《旧唐书》记载唐军队俘获大批战俘“贞观四年，李靖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新唐书》记载“薛仁贵进击突厥，大破之，斩首万级，获生口三万，牛马称是。”《资治通鉴》记载王玄策俘虏过大批印度人“玄策与副将进至于中天竺，大破之，获其妃及王子，掳男女万二千人。”由此可见，唐朝通过战争获得了大批俘虏。但在战俘中，也分为不同级别，唐朝对他们区别对待，例如部落酋长、首领、王孙贵族等，唐朝廷给他们很高的待遇，有得甚至被授予官职，让他们入朝为官，继续统治原本部落的居民，如车鼻可汗，高昌国王、突厥可汗、龟兹国王等等，这些都属于高级俘虏，当然不是唐朝奴隶。但是，大量普通战俘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一部分转化为官方和私人奴隶，或作为奖品赏赐给有功之臣，或留在皇宫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居民，以充实地方人口，发展生产和经济，在唐朝前期战俘转化为居民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部分战俘，被发配到偏远南方地区，也是充实地方人口，同时也为了断绝他们与故土联系，以防对大唐造成威胁。留在长安城内的外来战俘，大部分被充实到宫廷内成为官奴，还有一小部分被赏赐给功臣成为私奴隶。这些官奴在宦官的统一管理下，在宫廷内部进行灯火、洒扫、染织、舂米、做饭等杂活，他们一旦进入宫廷内，这辈子几乎就出不了宫了。私奴主要从事家庭内一些役使，当然在战争中也有一些美丽的女俘虏，被将领据为己有，成为自己私人奴隶的。《朝野佥载》记载“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丽婢，名玉素，极殊艳，令专知财物库。”这些私奴，也有一些聪明能干的，得到主人的赏识后，逐渐脱离繁重体力劳动，帮助主人管理一些家庭事务，大部分奴隶其身份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也有极其个别出类拔萃的凭着自己的能力换取自由身，《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葛老，就是奴隶逆袭的典范。贩卖、掠夺而来的外蕃奴隶，尽管唐代对掠卖良人为奴的惩罚特别严重，但在唐中后期，贩卖奴隶的情况特别严重，但对于外蕃奴隶却是例外，经营异族奴隶的买卖还是很保险的，因为异族奴隶并不是完全的人，所以，买卖奴隶的人并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当时唐朝并没有赦免异族奴隶的法令，所以不管是那哪个种族，昆仑奴、波斯奴、回纥奴、突厥奴都是很畅销的。《唐会要》记载，薛苹向唐肃宗奏报“海贼掠新罗良口，将到当管登莱州界，及缘海诸道，卖为奴婢者，先有制禁断。起今已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卖新罗国良人等，一切禁断。”从薛苹向唐肃宗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到，登莱沿海地区贩卖新罗人口的情况以前就存在，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影响两国关系的严重地步，薛苹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薛苹上任后掠卖新罗人口现象在唐朝境内得到有效遏制，被贩卖的人口，愿意回国的，唐朝廷给放回，但是还有一些老弱流浪者流落在大唐境内。《新唐书》记载“自大和后，海上无新罗人者。”到了新罗大和年，新罗境内已经没有连续的饥荒年，百姓生活逐渐安稳下来，国内局势安定，海盗不像以前那样有机可乘，贩卖新罗奴现象才逐渐消失。其实，新罗国和高丽国的少女奴隶比较受唐朝贵族阶层欢迎，很多唐人希望得到高丽、新罗国少女为贴身女婢，演艺者或姬妾。唐朝除了沿海地区盗贩外来人口外，西北地区也存在盗贩西域奴隶现象，唐人蓄养外蕃奴隶是比较流行的，出于种种原因，唐朝廷是严令禁止的，仍有不少人为了追逐利益铤而走险，从事贩卖人口活动。《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上文的波斯舶就是唐人对外国船只的统称，船上可能有各个不同国家的人，可能有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等。若芳蓄养了大批奴隶，应该不是为自己家用，而是待价而沽，卖到不同地方的。这些外蕃奴隶通过各种不同途径流传到大唐各地，也不排除一部分被卖到长安城。《长安十二时辰》中的葛老或许是从这船来到大唐的。进贡的外蕃奴隶，奴隶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既然可以像牲口一样进行自由买卖，当然也可以作为礼物赏赐给别人。向唐朝廷进贡的藩属国很多，进贡物品种类不一，有奇花异草，金银财宝，也有珍禽异兽，还有向唐朝廷进贡奴隶的。《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十二年，尸利佛誓国王遣俱摩罗献，僧耆女一人。”“诃陵国遣使献僧袛童。”《唐会要》记载“诃陵献僧袛女二人。”僧袛童，历史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他们是非洲人，由阿拉伯国家掳掠后又贩卖到其他国家，然后由不同途径流入唐朝社会的；马来西亚群岛上人，称他们为僧袛或僧耆，我国古籍称这些黑人奴隶为“昆仑奴”或“僧袛奴”。《旧唐书》记载“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由此可知，昆仑奴不仅包括东南亚各国的黑人奴隶，还包括非洲黑奴，其中来自东南亚国家黑人奴隶，水性特别好，来自非洲的黑奴体质特别健壮。海外国家除了朝贡黑人奴隶外，西北周边藩属国也常常朝贡一些奴隶，如天宝九年，骨咄（今塔吉克斯坦）国王向唐朝献口四十三，胡马三十匹；唐穆宗时，回纥使者献女口六人，葛禄口四人；这里“女口”“献口”“葛禄口”指的是西北胡人献给唐朝廷的奴隶。在唐朝，奴隶地位低下，长安城有专门的集市能够进行牲口和奴隶买卖。这些胡人进贡给朝廷奴隶数量非常多，这些奴隶被直接送到宫中，成为庞大官奴隶中一份子，所从事的具体劳动由宫中统一调配。外蕃奴隶在长安城的生活状况唐朝时期的奴隶，来源途径不一，有的俘虏而来，有的是贩卖而来，还有的是朝贡而来的，他们在大唐从事不同的体力活动，为大唐繁荣做出了贡献。这些奴隶由于地位低下，很少能在史料中有记载，他们的生活痕迹，我们只能根据本地奴隶生活状况来推断他们在长安生活的点点滴滴。唐朝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最繁华、最强盛、最开明的封建王朝之一，唐朝的农业生产力比奴隶社会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会使用大批奴隶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外蕃奴隶数量有限更不能从事具体的农业生产劳动，唐朝会依据奴隶的种族出身来分配一定的工作。来自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和中亚奴隶，通常从事牧马人、骑马侍从、马夫等职业；东南亚来到昆仑奴一般都用来充当水手；新罗、高丽国来到漂亮女奴一般作为贴身侍女或歌姬。不同种族分工不同，“汉人专知仓库，胡奴检校牛羊”，唐人充分利用他们的长处，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在唐朝长安，外蕃奴隶与一般奴隶在体力劳动上没有明显差别，就私人奴隶而言，主人吩咐过的事都要奴隶去干，当然一些漂亮的女奴有可能成为主人的贴身侍从，不用干过多的家务劳动。官奴隶，具体分工和生活都由宫廷统一进行分配和管理。《唐六典》记载了官奴分配原则“初配没有伎艺者，从其能而配诸司；妇人工巧者，入于掖庭；其余无能，咸隶司农。”由以上资料可知，俘虏或进贡而来的女奴隶，如果没有伎艺一般都送入掖庭局内，主要从事一些蚕桑、缝纫、织染等劳务工作，分配到司农司的男女奴隶分工也不同，司农司下面又有很多部门，例如上林署、宫苑署、盐池监、诸屯监、太仓署等等，即使在农司他们的分工也不同，大多遵循“男入蔬圃，女入厨膳”等原则。上林署中的奴隶主要从事种植蔬菜、瓜果等劳动；太仓署奴隶负责搬运粮食、凿窑造屋等劳动，这些奴隶的劳动都是无偿的，但统治者为了能够榨取他们最大利益，让他们能够从事正常劳动，给予这些奴隶最基本的生活关照。《唐六典》记载“诸官奴婢皆给公粮，其官户上番充役者亦如之”。“凡奴婢及蕃户、杂户，皆给其资粮及春、冬衣服等”。“有疾，太常给其医药。”由此可见，统治者为了让他们能够正常劳动，由朝廷给予拨付一定量的口粮，还配发春冬换季衣服，官奴婢有病了，由太常给治病，唐朝的奴隶生活状况是奴隶社会的奴隶不可同日而语的。除此之外，唐朝廷还给本地奴隶一定的假期，例如元日、冬至、寒食放三天假，产后假、父母丧假、婚嫁都有；但是对外蕃奴隶而言，这些假期都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亲人丧给七天假期，但是这些外蕃奴隶都是被掳掠而来，在长安城内根本就没有亲属，何谈亲人丧假。外蕃奴隶来到唐朝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不允许他们与其他社会各阶层有联系，他们的奴隶身份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进入掖庭局的宫女，没有婚姻的权利，只能孤独度过余生；即使偶尔有婚姻权的奴隶，她们也只能在同为奴隶的人群中选择自己的配偶，这就注定了他们（她们）后代人的奴隶命运。私人奴隶也有转化为官奴的可能，如果他们（她们）当中有才艺出色的，就有脱离奴籍的可能。《唐六典》记载“男年十三已上，在外州者十屋已上，容貌端正，送太乐；十六已上，送鼓吹及少府教习，有工能官奴婢亦准此。”《因话录》记载“天宝末，蕃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使隶乐工，肃宗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不思之妻。”阿不思的妻子被唐肃宗赦免奴隶身份，像她这样的幸运者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奴隶都过着艰辛而悲惨的奴隶生活。这些奴隶死后，墓志只记载去世年月，不留姓氏、不留种族出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外族特性逐渐被唐人所忽略，种族身份被历史所遗忘，留下的只是整个奴隶阶层的身影。综述，长安城的外蕃奴隶很多，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来到这个繁华的大都市，有被通过战争被俘虏来到的，有被贩卖人口过来的，还有被外蕃朝贡而来的，无论他们的来源如何，最终都不能逃出悲惨的命运。唐朝的奴隶生活比起奴隶社会，比起其他藩国要好的多，但是毕竟是奴隶，他们生活在整个社会的最底层，过着默默无闻的艰辛生活，没有人生自由，从事着体力劳动，生活仅能够解决温饱，他们却为统治者的安逸生活提供了保障，大唐的盛世繁华有他们的一份功劳。对外开放政策，兼收并蓄的态度，李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主动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长安又是唐朝开放的中心，此时唐朝最大特点是开放性和世界性，它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接受一切外来事物，对异质事物并不是漠然绝缘，而是积极拿来吸收，使得长安城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弥漫着异域风情，受胡人文化影响，唐人在穿着，饮食，以及社会风俗方面都受到了很大影响，流行穿胡衣，吃胡食，热衷于室外活动。唐代对于外蕃奴隶这种新生事物，也同样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对于奴隶的买卖也没有绝对禁止，事实上也禁止不了，因为很多奴隶没有完全人格，被视为与牲口一样的商品被正常交易，处于保护贸易的合法权益，唐朝廷也不能禁止；有的外蕃奴隶是藩属国的朝贡品，出于对方的颜面和尊严，出于礼节考虑，唐朝廷也不可能回拒朝贡的奴隶；还有的奴隶是战争的战利品，出于人道主义，大唐不可能都当战俘屠杀，也不可能一放了之，这样对国防安全不利，对战争中牺牲的唐军也不公平。但毫无疑问，无论以任何途径来到大唐，来到长安的外蕃奴隶，其命运要比在本国好多了，这里生活水平相对高，唐朝廷对奴隶生活状况也给予了一定的改善。唐朝发达的交通，完善的交通状况，是贸易往来、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的最基本前提，唐朝是我国封建史上交通最发达的时代，唐代都城长安，交通更是四通八达，条条大路辐射向四方，形成极为发达的交通网；陆路上的丝绸之路，是商品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外蕃人进入在主要途径。唐代不仅拥有发达的陆路交通，各主要河流也可以通航，尤其是京杭大运河开通后，长安成了南北水路交通枢纽，在长安由水路可以经渭河入黄河，通过永济渠向北抵达幽州，沿着运河可以抵达江淮和岭南地区。唐朝还有发达的海上交通，海路从广州出发，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西通印度洋，经过阿拉伯海岸，直到非洲东海岸和地中海南岸诸国；经东海可以到日本、三韩半岛交流。由此可见，四通八达的交通，完备的驿站，将长安城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也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发达的交通不仅将世界各地大量农产品、手工产品、外蕃奇珍异宝汇集到长安城，也吸引了更多的胡人、外蕃人来到长安，这个时期也带来了大量的外蕃奴隶。而外蕃奴隶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唐朝廷不仅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贸易政策，也注重保护商业贸易双方合法人的权益，外蕃奴隶没有完全的人格，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唐朝廷尽管禁令有禁止奴隶买卖，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和唐朝上层社会的需求下，外蕃奴隶买卖被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了，而唐代长安上层社会以蓄养外蕃奴隶为荣，唐朝统治者还把奴隶赏赐给大臣，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财富的象征，外蕃奴隶反而在唐朝成为一种高大上的商品。阿富汗来华留学生条件　新疆财经大学从1986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先后接收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加纳、马里、喀麦隆、塞拉利昂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1200余名。学校在开展各类语言教学活动的同时，还为留学生专门开设了中国文化知识、中华才艺技能和汉语水平强化提高等专题讲座，开设作文、书法、太极拳、民族舞蹈、民族音乐等选修课。2015年在校留学生有200多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男人娶洋老婆？中国高级中学毕业的学历。在阿富汗中，来华留学生的条件是中国高级中学毕业的学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位于亚洲中西部的内陆，北邻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西接伊朗，南部和东部连巴基斯坦，东北部与中国接壤。彭中原18岁时只身前往英国留学，毕业后，彭中原和朋友们开了一家中餐馆，而餐馆恰巧就在米莎做兼职的酒吧隔壁。一天，米莎看到隔壁来了一群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人，当时她就被阳光帅气的彭中原迷住了。工作之余，他们经常一起吃饭、逛街，慢慢确立了恋爱关系。面对彭中原的求婚，米莎迫不及待地喊出“我愿意”，这对异国恋人在英国，许下了一生的承诺。80后小伙徐树青，来自安徽旌德，2011年在瑞士获博士学位后，徐树青赴德国研究所工作学习，并认识了妻子茉莉，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热乎，后来两人决定结婚。茉莉很喜欢中国文化，她觉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开心。2001年河北承德小伙梅爱偲高考落榜，然后去了乌克兰。“她约我去看**，我跟她表白，我们就很自然的在一起了，塔莎是个好妻子，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洗衣做饭样样都很在行。”现在梅爱偲是一家公司的CEO，在乌克兰买下3000平米土地盖房子，看来洋女人很旺夫啊。2007年，河南农村小伙蔡小华来到广州小区当保安，26岁的小区外教迪芬妮，渐渐与蔡小华相识。“从美国大学毕业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中国，看到有人对我微笑，就觉得他很友好。”两人熟悉后，迪芬妮告诉蔡小华。2008年7月6日，蔡小华带着迪芬妮回家举办了婚礼。2012年，王学权在塔吉克斯坦项目工地上做工干活儿，与当时工地厨房工作的相识，由于当地中国工人居多，一来二去，相同的经历让两人很快结缘，走到一起。来到中国后，她跟随丈夫去台湾工地做过工，山西太原是她来到中国的第二站。这么漂亮的女人吃住在工地真的赞。Emilie是法国姑娘，比苏州小伙小谢大两岁。去年3月，Emilie到苏州实习，在单位第一眼见到小谢，就被电到了，从此开始了“追夫之路”。而小谢则对自己的妻子非常崇拜：“她是复旦留学生，精通七国语言，绝对的学霸。”Emilie“求婚时，她就说，不要车不要房，只要一只猫，就当我们的孩子。我当时就哭了。”小谢感动地说。杰西卡是一名美国女孩，和男朋友在一起六年了，去年两人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美国女孩是一名国际教师。中文说的非常溜，今年春节，外国媳妇随着丈夫来到了农村老家。美国姑娘吃着中国菜，干着农村活，俨然一个合格的农村媳妇。看过《出彩中国人》朋友，肯定对塔雅和唐琮洋这对中俄情侣表演的高空杂技《神话》印象深刻。看来，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塔雅当初为了爱情来到中国是正确的，小夫妻的他们事业爱情双丰收，各种表演邀约不断。成都小伙唐琮洋果然给她支起了一个幸福的家！农村小伙陈迪和她的美国妻子露娜，看起来很甜蜜，太羡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