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学的韩语老师首先看学校的具体要求，学校好坏程度决定了老师的要求，一般专科级的学校要求老师具有学士学历，对于有留学经历的会根据条件放宽~ 至于韩语8级，我还真没听说过~至于把TOPIK错翻成6级我也是醉了~ 你当人都是傻子吗？清朝末年生活背景　　有后人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书法家 启功先生，爱新觉罗·启功”，属正蓝旗，据说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远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恭亲王弘昼，曾祖父、祖父都是科举出身，但先生自己并不十分认同。当然，还有一些是养子 养女之类，现在多数“爱新觉罗”姓也有改姓汉族“金”姓的。　爱新觉罗氏是赫赫有名的清朝皇室家族，在一个大家族，历经成千上百年的繁衍壮大，这个家族的后裔数量十分庞大，要算在各个领域有名的爱新觉罗后人也很多，如在书画方面颇有建树，出现了许多能书善画之人。　爱新觉罗·恒钛 195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和美术学院。 系清道光皇帝第五子敦亲王奕宗后代 爱新觉罗·启祥 1931年11月生于满州里，满族正黄旗人，字景辉，号长白卧龙居士，系清圣祖康熙皇帝十六子嗣、世袭和硕庄亲王允禄之九世孙、同治辅国公载勋之四世孙、光绪镇国将军毓愍之孙、爱新觉罗·恒锟之长子、即康熙帝十世孙。　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特约顾问编委，中华人物大典，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特约顾问编委，中韩文化艺术中心特聘美术师（教授）。　　爱新觉罗·启骧 字腾伯，生于一九三五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　是清雍正第九代孙。 爱新觉罗·毓震峰 1956年生于北京，满族。清道光皇帝五世孙，著名书画家爱新觉罗·溥佐之子。　爱新觉罗·溥任　，又名金友之，1918年9月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醇亲王载沣之子爱新觉罗。溥任，宣统帝溥仪之弟。　现在世 爱新觉罗·毓嶦，号君固，1923年10月10日生于大连。他的父亲溥伟于清光绪年间承袭了恭亲王爵。毓嶦在清皇室辈分的排列中属于乾隆皇帝钦定的“永、绵、奕、载、溥、毓、恒、启”中的“毓”字辈。　1939年，毓嶦承袭了和硕恭亲王爵位，他也是中国最后的恭亲王。现在世 爱新觉罗·恒山 1954年生于沈阳，现任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社会名人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名人艺术研究会企业名人委员会主任、辽宁大学客座教授、辽宁省艺术学院教授、沈阳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沈阳中山金石书画会顾问，北京新时代国际传媒广告签约画家 爱新觉罗·恒钛 195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和美术学院。　系清道光皇帝第五子敦亲王奕宗后代 爱新觉罗·启祥 1931年11月生于满州里，满族正黄旗人，字景辉，号长白卧龙居士，系清圣祖康熙皇帝十六子嗣、世袭和硕庄亲王允禄之九世孙、同治辅国公载勋之四世孙、光绪镇国将军毓愍之孙、爱新觉罗·恒锟之长子、即康熙帝十世孙。 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特约顾问编委，中华人物大典，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特约顾问编委，中韩文化艺术中心特聘美术师（教授）。 爱新觉罗·启骧 字腾伯，生于一九三五年。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是清雍正第九代孙。　爱新觉罗·毓震峰 1955年生于北京，满族。清道光皇帝五世孙，著名书画家爱新觉罗·溥佐之子。 爱新觉罗·启新 一九四二年生，北京人。　清皇族后裔，现为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墨林书画院资深书画家。其书法笔力遒劲，洒脱自然，深受业界人士的肯定和好评。其作品多次在国家、省市级美术展览中获奖并被相关艺术机构收藏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近70年间，爱新觉罗家族流散各地，皇族身份已成了历史，行为的修谱已无可能，纯正的血统已无保障，婚姻状况也日趋复杂，几乎没有任何家谱问世，家族人口的统计已很困难。但1937年之前康德伪皇帝在伪满洲国最后一次整体的修缮了家族谱系，所有宗室、觉罗都罗列其上，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后爱新觉罗密雅纳支派根据原先存留下来的碟谱和东北辽中新民地区的情况又由家族族长带领修缮了谱系，《爱新觉罗宗谱密雅纳支》 每十年系统修订一次，已经成为定规。　经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批准，爱新觉罗密雅纳支派恢复了家庙，每年的阴历五月十三举行家族内祭祀。 不过，一种趋势是很明显的，爱新觉罗氏的人口，仍然还在不断膨胀，血缘关系也由近及远，逐渐形成众多分支。据估计，如今爱新觉罗氏大致有30—40万人。　其实到清朝最后的三代皇帝，由于近亲结婚，几乎是没有子女，有也是早早夭折，所以现在估计子孙很少。 爱新觉罗这个姓，后来也有了简化，有的改为”肇”，有的为”罗”等等。 爱新觉罗氏后裔在全国分布广泛，其生活状态多种多样，对待“爱新觉罗”姓氏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爱新觉罗家族还有后人吗？为何不见他们来祭拜？　有的 宣统皇帝溥仪虽没有后代 但溥仪有三个弟弟，七个妹妹，分别如下：　二弟 溥杰（1907-1994年），娶嵯峨浩，生两女。　大妹 韫媖（1909-1925年），嫁郭布罗·润良，无子女。　二妹 韫和（1911-2001年），改名“金欣如”；嫁郑广元，生一子三女。　三妹 韫颖（1913-1992年），改名“金蕊秀”；嫁郭布罗·润麒，生两子一女。　四妹 韫娴（1914-2003年），改名“金韫娴”；嫁赵琪璠，生一对子女。　三弟 溥倛（1915-1918年），不满三岁夭折。　五妹 韫馨（1917-1998年），改名“金蕊洁”；嫁万嘉熙，生三子一女。　四弟 溥任（1918年-在世），改名“金友之”；娶金瑜庭，生三子两女。　六妹 韫娱（1919-1982年），字“芯多”；嫁王爱兰，生一子四女。　七妹 韫欢（1921-2005年），字“芯笑”，改名“金志坚”；嫁乔巨集治，生两子一女。　其中溥杰与日本皇室女子结婚 有两位女儿 此外，爱新觉罗·溥任，又名金友之，亦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现仍健在，溥仪有个堂弟，叫金溥聪，本名：爱新觉罗·溥聪，是台湾知名政治人物、学者， 重要之幕僚以上均为爱新觉罗的直系，亦有旁系子孙，例如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书法家 启功先生，爱新觉罗·启功”，属正蓝旗，据说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远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恭亲王弘昼，曾祖父、祖父都是科举出身，但先生自己并不十分认同。当然，还有一些是养子 养女之类，现在多数“爱新觉罗”姓也有改姓汉族“金”姓的，以上回答不知您满意否　爱新觉罗家族还有后人吗　有的。2015年04月16日，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任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上百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到现场悼念。爱新觉罗辈分为溥、毓、恒、启四辈，但生活中都是按金姓称呼。　有的 宣统皇帝溥仪虽没有后代 但溥仪有三个弟弟，七个妹妹，分别如下：　二弟 溥杰（1907-1994年），娶嵯峨浩，生两女。　大妹 韫媖（1909-1925年），嫁郭布罗·润良，无子女。　二妹 韫和（1911-2001年），改名“金欣如”；嫁郑广元，生一子三女。　三妹 韫颖（1913-1992年），改名“金蕊秀”；嫁郭布罗·润麒，生两子一女。　四妹 韫娴（1914-2003年），改名“金韫娴”；嫁赵琪璠，生一对子女。　三弟 溥倛（1915-1918年），不满三岁夭折。　五妹 韫馨（1917-1998年），改名“金蕊洁”；嫁万嘉熙，生三子一女。　四弟 溥任（1918年-在世），改名“金友之”；娶金瑜庭，生三子两女。　六妹 韫娱（1919-1982年），字“芯多”；嫁王爱兰，生一子四女。　七妹 韫欢（1921-2005年），字“芯笑”，改名“金志坚”；嫁乔巨集治，生两子一女。　其中溥杰与日本皇室女子结婚 有两位女儿 此外，爱新觉罗·溥任，又名金友之，亦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现仍健在，溥仪有个堂弟，叫金溥聪，本名：爱新觉罗·溥聪，是台湾知名政治人物、学者， 重要之幕僚以上均为爱新觉罗的直系，亦有旁系子孙，例如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书法家 启功先生，爱新觉罗·启功”，属正蓝旗，据说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远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恭亲王弘昼，曾祖父、祖父都是科举出身，但先生自己并不十分认同。当然，还有一些是养子 养女之类，现在多数“爱新觉罗”姓也有改姓汉族“金”姓的，以上回答不知您满意否　爱新觉罗家族后入有很多。比如启功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他们繁衍了几百年，后人好几万。　当然有，清朝灭亡而已、爱心觉罗又没有灭族。比如86年版的《西游记（续集）》那个孔雀公主、的扮演者，就是爱新觉罗的后裔。她的祖宗是爱新觉罗的 （王爷）　有后人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书法家 启功先生，爱新觉罗·启功”，属正蓝旗，据说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远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恭亲王弘昼，曾祖父、祖父都是科举出身，但先生自己并不十分认同。当然，还有一些是养子 养女之类，现在多数“爱新觉罗”姓也有改姓汉族“金”姓的。　爱新觉罗氏是赫赫有名的清朝皇室家族，在一个大家族，历经成千上百年的繁衍壮大，这个家族的后裔数量十分庞大，要算在各个领域有名的爱新觉罗后人也很多，如在书画方面颇有建树，出现了许多能书善画之人。　爱新觉罗·恒钛 1954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和美术学院。 系清道光皇帝第五子敦亲王奕宗后代 爱新觉罗·启祥 1931年11月生于满州里，满族正黄旗人，字景辉，号长白卧龙居士，系清圣祖康熙皇帝十六子嗣、世袭和硕庄亲王允禄之九世孙、同治辅国公载勋之四世孙、光绪镇国将军毓愍之孙、爱新觉罗·恒锟之长子、即康熙帝十世孙。　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特约顾问编委，中华人物大典，中华人物辞海，当代文化卷特约顾问编委，中韩文化艺术中心特聘美术师（教授）。　爱新觉罗·启骧 字腾伯，生于一九三五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　是清雍正第九代孙。 爱新觉罗·毓震峰 1956年生于北京，满族。清道光皇帝五世孙，著名书画家爱新觉罗·溥佐之子。　肯定有~通常皇族的后人是很多的，你看就因为有个唐朝，李都成了第一大姓了　爱新觉罗家族还有后人吗？为何不见他们来祭拜？　有！！！在蒙古有很多的！　当然有了，他们在活着根据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写一篇鲁迅的小传 300字 急急急急急！！！！！图文清朝末年的中国写实 /postbaiducom/fkz=86961387中国近代文学对新文学出现的准备：从社会的文化积累来看，首先是清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从文学本体演变来看，新文学的产生也是与清末的文学积累密切相关的。一是中国传统文学就存在着白话文和白话文学。最为重要的是清末出现的白话文运动。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等还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小说领域出现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等官场小说。从清末到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兴起于清朝末年。在新文化运动起推波助澜作用的是《新青年》。-----------------外国人看清末的山东与青州李茂松摘编 为阐明山东省益都卫生学校在清朝末年诞生时的社会背景，编者在校史考证中收录部分外籍人士在当时对山东和青州的描述，以便了解学校建校之初的社会及周边环境。 山东是中国北方的沿海省份之一，在地图上很容易找到，因为他的东部是一个远远伸到黄海中的大海角，与满洲和朝鲜隔海相望。大约有56,000平方英里，接近美国伊利诺洲的面积，差不多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面积之和。它的人口估计有3800万，这对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说，人口的密度是相当高了。这里的人民身体强壮，勤劳刻苦，一般说来要比南方沿海省份的中国人身材要高大一些。 历史上，在山东作为中国两个伟大圣人的故乡而闻名遐迩——孔子和他卓越的弟子孟子——他们为后人建立思想规范。山东也因为中国五大名山之一的泰山而著名。这个省还有一个出名之处，不过这是一个令人忧伤的名声。许多世纪以来，山东一直是狂暴任性的黄河的受害者，这条河经常在千年百代由它冲积而成的平原上泛滥成灾，它被恰如其分地称作“中国的悲哀”。（摘编自美郭查理著、陶飞亚等译《齐鲁大学》） 山东十府的大约地面积（平方英里）和人口数（万人）： 地面积人口数地面积人口数 济南府9900400青州府10300460 沂州府8700250莱州府5220210 泰安府4244200登州府5700300 曹州府4240240东昌府3400260 武城府4400200兖州府9000380 青州府隶辖十县：安丘、昌乐、诸城、益都、高原、临朐、临淄、乐安、博兴、博山、寿光。（摘自〈山东〉） 经济状况：本省人民，业农者多，出产以麦、谷、玉蜀、黍、田薯、落花生、麻及各种豆类。果品为大宗，惟不善培植，普通产品，多见佳美。矿产遍藏各地，惟煤铁最富。工业则注重于生丝、草帽缏、花纲、花边、棉油、花生油、豆油等类。又夏季运销南方之果品甚多，沿海渔业亦极盛。 语言：本省通用官话。 邮电：本省转运虽不便捷，而邮政之设施颇佳，有邮局134处，有邮局代办所439处。 交通：本省实业及商务之发达希望，惟视将来铁路如何推广，路政如何改良也。全境水陆交通以运粮河为主要，黄河上下可行小舟，更有多数小河亦通航路。省内小道极多，北辙南辕，尽通车路，又有数大道行径省内外。所有运输各货，大者为双轮车，驾以骡马；小者以牛马负之，为主要方法；间亦有用单轮车者，后以人推之，前以驴挽之。（摘自中华归主） 青州府有3万城市人口，很明显早在几个世纪前人口还要多。有一点已清楚地表明两千年前哲学家孟子(Mencias)与刘皇子(PrinceLoo)就伦理学、政治和宗教信仰在此进行过探讨。 青州这个城市，是府制机构所在地。每个省有8-10府，各府管辖几个县，约有4-5百万人口。青州府设有考院，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参加会试，通过考试从考生中选出成绩优异者授予功名，任用政府官员之职位，将走向仕途之路。 青州府就是中国的谢菲尔德。城墙围起了大片土地如今已荒废。庙宇和城墙需要维修和加固。皇室的一位皇子曾经居住过的宫殿已荡然无存。满州城离青州府有一英里之遥，满州城里有塔塔尔人军队及其家属约一万人。（摘自1892年英浸礼会年度报告） 在中国青州府城区，有居民25000到30000人，有四种中国官方语言，有许多小规模的官府，也有权势很大的达官贵人。有两个清真寺和五、六千个穆斯林家庭，相当多的从事贸易的团体，大约40个儒家学校老师，除了在城区的普通定居者外，在城东3英里处，还有一个中国的军营，大约有2000名士兵。青州府的满人城市在城北2英里处，有一个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满族总督。（摘自1903年英浸礼会年度报告） 医学工作：记武成献医生一次出诊——在武成献夫妇的带领下，济南府及其周边地区的医学工作已取得持续有效的进展。武成献博士被邀请去为住在这里的地方行政首脑看病。当时，本国的许多医生都对这位病人放弃了治疗，他的家人也已为他穿好了寿衣，等待死亡的到来。他患的是一种麻痹瘫痪症。在武成献博士的电刺激疗法和精心的照料下，病人很快就恢复健康了。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奇迹，病人对他万分感激。还专门定做了一块牌匾，带领他的家人及乡亲们亲自送到了武成献博士的门诊上。这块匾理所当然地被当作荣誉品悬挂起来，每个来就诊的人都能够看到。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使本地区的上层官员们对武成献博士充满了极大的，前所未有的友善。（摘自1890年英浸礼会年度报告） 阿利克斯阿姆司特郎从芝罘至孔府的往返游记—来回过青州： 1890年12月23日，……我们到达了青州府。我们没使什么劲就找到了DrWaston（武成献）的住所。他在当地非常有名。一路上人们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看得出人们很乐意告诉我们这位外国医生的住处。 我们看到路两旁错落的房屋，屋檐约有3英尺高，屋脊6尺高。但总的看来，房屋破旧，街道肮脏。 到达DrWaston（武成献大夫）的住所时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很快我便有了家的感觉，我待的时间越长这种感觉就越强烈。中式的会客厅里挤满了病人，有人正在向他们讲道。毫无疑问，他们在那儿的工作开展的不错。不久，武成献医生带我们去拜访他的朋友，同时我们做出了留在青州过圣诞节的决定。在我将碘酒涂在膝盖和脚踝上之后，我去看了一下医生用的手推车，那真是一种有趣的旅行工具。从今天我所看到的一切，我确信他们在这个城市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 1890年12月24日。青州府以此瓷器（餐具）闻名全省。很久以前就是一座名城。城市东南面的一大片土地被划出来作为明王室的领地。距此地不远的地方是雪殿，有一块石碑耸立在那儿，此地相传是孟子讲学的地方。紧挨着城墙，东北面有一座寺庙。那是一座古代建筑，据说有2000多年了。好不容易才看清这块文字磨灭殆尽的石碑上的文字，从上面依稀可以看到：到达曲阜后我的老师和我开始讲学，这块石碑并不象陈述的那样古老，我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它立于公元479年。 距青州府北门三里是一座正方形的坚固的满旅城市。那里有1600名驻兵，当然也应有1600匹战马。但出于东方人的贪婪。那些军官们留下了相当多的战马供自己使用。所以那儿仅有不到600匹。那些人看起来都很强壮，而我所遇到的那些都显得非常绅士。在城外，他们每天早晨都进行相当高水平的阅兵仪式。我了解到这些年轻人经常练习弓箭。因为他们射那种长箭时，他们会抽取士兵的薪水。当我来这座城市，手推车的新奇令我眼界打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我被它深深的吸引了。 1890年12月25日。我们去西门的一座寺庙看到佛教中所说的地狱。我们看到的是：被烘考的石人；盆子里被油炸的人；狗在添地上的血。还有各种各样的魔鬼形象。 …… 1891年1月13日，为了顺道拜访青州府的朋友我们很早就离开了。路很不好走，所以我们行进的很慢。大风凛冽，到青州府时，我发现除了麦德哈斯特先生（MrMedhurst）之外所有的人都走了。在他家里，我美美的洗了个澡，并且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他陪我们去了东门。武成献夫人（医学博士）给了我一些感冒药。道路崎岖以致于我的脚都有点跛了，每当我想起这段艰苦的旅程时，都感到后怕。然而，有一件小事我需要特别述说一下：下午5：30分，我们到达了弥河西岸，在那里我们将乘船过河。船在河的东岸，船夫同马夫就过河的费用讨价还价。船夫一看到我就停止讨价驾船径直向我过来，我给他看了我的地图，他看起来非常友善，我们和所有的行李很快就被运到东岸。因为他及时过来把我们运送过河，我要求我的老师多给船夫一些钱。但你相信吗，船主说他们已经被付过钱了，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为什么，先生？”我问道，他说：“要不是这位外国老师我早死了，还有这个和那个人。当你来送给我们东西吃时，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东西吃，都快饿死了。所以，我不能收你的钱。你们已经付过工钱给我们了，多谢。”很多次，我听说中国人缺乏感恩心，现在我终于明白真相了。当他说这些话时，这个人的脸看起来非常美丽。（摘自《山东》） 青州培真书院博物馆：1887年博物馆创办时规模很小，目的是想引起青州参加府考的数千士子的兴趣，同时也是为了结交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或途经此地去省城的官员。考虑到官绅士子通常极其仇视一切西方事物，这种做法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博物馆力图消除他们对西方的误解，因为误解是造成他们偏见的根源。 怀恩光先生特别擅长于这类工作，他的博物馆成为赢得朋友的有效途径。博物馆的接待室按照中国风格装饰起来，为的是让来访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开始时展品当然非常有限，不过第一年就有5000名参观者，次年增至2万人。 在扩大后的葛罗神学院中，博物馆也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参观者上升到每年7万人。在科举考试期间，有时一个月，就有2万名学生来馆参观。博物馆经常举行关于科学和宗教问题的演讲，接待室定期进行布道，参观者满怀敬意仔细聆听。 博物馆设计的陈列品不仅向来访者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而且回答了他们心中最迫切的问题。地球仪和地图使他们了解了世界和外国地理，模型被用来说明太阳系的概念。一艘蒸汽挖泥船的模型展示了如何能把黄河河床的淤泥挖掉，从而避免可怕的灾难性的洪水。一个公墓的模型表明了西方人是如何悼念死者的。有关卫生的图标和模型很有意义地指出了一些常见传染病的根源。有关教堂、学校、医院和救济院的模型和，展示了基督教如何发展起了这些社会机构。 偶尔，也有参观者表现的傲慢自大。有这么一个人坚称根本没有电这一回事，要是有的话，中国人早就会知道了。博物馆的中国助手请他用手握住导线圈的把手，他照办了，很快就相信了电的存在。 博物馆附近设了一个阅览室，里面存有西方著作的译本。当发现许多平装书消失在读者宽大的衣袖中后，足智多谋的怀恩光把书固定在一个托盘上，图书馆员彬彬有礼地递给读者，但托盘太大了再也不能被塞进衣袖里了。 1904年这个博物馆迁往省会济南，规模进一步扩大，改称济南广智院。后来成为山东基督教大学的社会部。（摘编自美郭查理著、陶飞亚等译《齐鲁大学》） 青州广德书院是英传教士库寿龄夫妇1884年在青州建立的一所学校。建有实验室，教学设备齐全，有发电机两台，教室安有电灯，1887年发展成为一所大、中、小学教育兼施的综合学校。1897年他在西皇城街建立起崇道书院，这是一所专门招收贵族女子接受教育的女子寄宿学校。库寿龄夫妇目标远大，学校纪律严格，创办了一流的学校。正是这所学校后来与登州学院一起组成了齐鲁大学的文理学院。他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一部著作《中国百科全书》，191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翻译成多种语种版本，后人不断修订再版完善，至今还在不断出版的一部巨著。库寿龄博士1922年去世，当时书的第二版尚未出来。库寿龄博士从1892年至1904年在青州医学堂任教化学课程。库寿龄和方伟廉从1904年至1908年通过向古董商购买来收集甲骨文。1909年苏格兰皇家博物馆从库寿龄处获得760片甲骨，1911年英国博物馆从他那里获得485片甲骨。方伟廉认识到这些古代的甲骨文对理解中国文字的进化史是极其重要的。1909年卡内基博物馆从方伟廉处购买了438片甲骨，1913年支加哥费尔德自然博物馆从他那里得到4片甲骨。 库寿龄是山东石器时代遗物最早的发现者之一，也是最早收藏石器时代器具的人之一。他还收集了化石和一种直接脱壳的鹦鹉螺目动物，《中国地质评论》把这种动物命名为“库寿龄”以资纪念。他还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动物的著作。（摘编自美郭查理著、陶飞亚等译《齐鲁大学》） 高级教育：全省教会所设各校程度之高于中学者惟一校，即齐鲁大学。此大学系由一八六四年创办之蓬莱文会馆，及益都之诸所书院（英浸礼会者）胚胎而来。当一九零四年文会馆与益都广德书院高级各班并于潍县而成广文大学。一九一七年，该大学益都、潍县各科如普通理化，神学，医药，师范，及其他附属各科等，均集中于历城乃改称为齐鲁大学。（摘自中华归主）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 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 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 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 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 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 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 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 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 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 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